是什么让青少年自杀？

成都49中16岁男生自杀的事件在经历一系列“反转”之后，网友们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但无论立场如何，大多数人至少在一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国内的青少年正经历着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家长、学校、社会应该帮助他们。

虽然未成年人的自杀数据并未公开，但通过各种研究报告，我们不难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全世界，自杀已经成为青少年死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例如，根据北京2011-2015年的儿童青少年死亡案例登记，15-18岁组中有16.94%的是死于自杀，10-14岁中6.67%死于自杀。根据一个报告的推算[1]，仅2015年一年就有超过700名5-14岁城镇儿童死于自杀，而15-19岁青少年中自杀率更高，并且农村青少年的自杀率还总体高于城镇青少年。

一项综合2000-2013年全国研究数据的元分析报告显示[2]，有17.7%的中学生有过自杀的想法，7.3%有过自杀计划，2.7%自杀未遂。也就是说，平均每37名中学生中就有1人采取过自杀行动。而从近些年对自杀事件的报道来看，这个比例很可能是持续增长的。

但是，自杀行为只是心理危机中一种最激烈的表现方式，它揭示的是青少年面对的抑郁症、自残、进食障碍等各种心理问题中最刺眼的一角。

通过近几年媒体讨论和心理学知识的普及，一方面，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自杀、抑郁等心理问题不只是“心理脆弱”可以解释的；但另一方面，大家几乎把绝大部分的问题都归结于“学业压力”。

不过，所有人都明白，减轻学业压力需要的是一种不可能在现阶段完成的社会变革。于是，大家纷纷把目光投向学校心理干预系统，希望通过更全面的评估、筛选系统，找到那些“心理有问题”的学生，对他们进行干预，然后通过治疗个别的高危学生，解除学校和社会面对的心理危机。

但是，这真的是在对症下药吗？

当我们说学业压力导致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时候，到底是指什么压力？只是作业太多、玩的时间太少了吗？那为什么进入大学之后，许多学生的心理问题反而更加严重了呢？

假如病因不出在孩子身上，给他们吃药，就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吗？模仿西方的学校心理咨询模式真的会有用吗？为什么在心理咨询体系“发达”的欧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从业者呼吁打破这种“治疗个体即治愈社会”的思路和实践？

01.

“学习压力”到底是什么压力？

《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中的《我国中小学生自杀问题的现状分析》分析，导致中小学生采取自杀行为的原因多样，包括家庭矛盾、师生矛盾、校园欺凌等。

不过， “尽管家庭矛盾比学业压力更突出地刺激中小学生采取自杀行为， 但仔细分析家庭矛盾原因……相当一部分家庭矛盾案例的冲突根源是学业压力……考虑间接作用的话， 学业压力可能才是中小学生自杀的首要原因。”

虽然这里的原因总结让人困惑（比如，这10%的心理问题是什么？而什么导致自杀的问题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心理问题”？），但它直接反映出了人们对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认识——学习压力是主要矛盾，所以只要减轻学习压力，他们就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可是，学习的压力到底是什么压力？

是做不完的作业、不会写的题目？还是它们所带来的可怕的后果——比如，来自家长和老师的责罚、羞辱？

是考试分数本身、排名？或者是分数和排名所代表的意义——考得好的是“有价值”的人，而考不好的则是要被淘汰的“无用”之人。

当家长和学校要求孩子把学生作为自己的第一身份，把追求成绩变成最内在的动力时，却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没有孩子从出生起就会渴望金钱、渴望完成满分的考卷，他们只是学会了用成绩去交换他们从出生起就最渴望的东西——他人对自己的爱、肯定、关心和尊重。

《小舍得》

在《小舍得》里面，即使夏欢欢还是那个乐于助人、活泼可爱的孩子，但是因为她数学成绩下降，在班里，同学嘲笑她，不再选她做班委；在家里，她不能再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不再是妈妈口中最优秀的宝贝了。

于是从被爱与被责骂、冷落之间，她认识到了成绩与被人爱之间的关系，她开始努力用成绩换来别人对自己的喜欢，获取她赖以生存的家庭和朋友眼中的温暖。

但是即使成绩变好了，她也不是真正的快乐。因为一旦成绩与被爱的价值进行绑定，所有人——包括成绩优秀的孩子——都会因为害怕失去被爱的资格和存在的价值而不得不追逐成绩，为它紧张、焦虑、疯狂。

当然，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不会只喜欢成绩好的孩子。但是，长期浸淫在唯成绩论的高度竞争文化中，很多大人们也已经意识不到自己多么喜欢用成绩来介绍、形容、鼓励甚至定义一个孩子。

仿佛我们的语言体系里甚至已经无法不把对孩子的肯定与爱，同成绩绑在一起，无法让孩子感受到成绩之外的存在的价值。于是，学习成绩内化成为人人心中那无孔不入，却又无法真正排遣的压力。

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此价值体系之下内化的压力并不会消失，只会转移。

成年人总以“只要成功考入了大学，一切就会好起来”来哄骗孩子学习，但却没有告诉他们，成绩之于孩子，就像金钱之于成年人，样貌之于女性，社会地位之于男性——无论那东西是什么，只要它与我们自身存在和被爱的价值进行绑定，那么我们必然会把它刻进骨头里，融入血液里，为它活着，为它奋斗，为它焦虑，也为它死亡。

所以，我们需要改变的绝不仅仅是作业量、考试难度、学习时间，而是需要把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存在价值从成绩、样貌、财富等条件中解放出来，这样内心才能获得自由，压力才会得以释放。

02.

成绩的紧箍咒催促孩子上进，也折断他们的触角

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之后，我们都会深刻体会到做题、考试的能力和技巧，与实际所需的其他能力相比，只是沧海一粟。但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又听过多少次来自家长、老师说“为了成绩，这个事情先放一放”的告诫。

也许这样的操作在决定命运的中考、高考前几个月还尚且可以理解。但是这种为了成绩其它皆可抛的想法弥散在整个教育体系的每一个缝隙中，限制着孩子对其他“非重要”情感、议题、事件的体认，也必然牵制了他们与世界相处的能力。

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学校和社会对“早恋”的限制。要知道，寻找到心仪且合适的人生伴侣，并学会与另一个人长期地、亲密地生活在一起，绝不是一件比考试简单的事情，它对生活幸福指数的影响也不会低于一场高考、一纸学历证书或者一份工作。

明明古往今来，十几岁的少男少女恋爱交往都是常态，但是现在家长、学校、社会用“早恋”的标签来病态化、边缘化，甚至禁止青少年进入大学之前对其他人的情感。

理由倒是冠冕堂皇，说青少年不够成熟，不能把握这种情感，会“误入歧途”、影响学业，所以应该把他们的精力往“正道”——也就是学习上——引导。

但这种说法就好比知道一个人未来要去横渡长江，但在横渡之前，只告诉他水流之险恶，却连练习游泳的机会都不给，最后还期待他能够顺利地渡江成功。

可是，人类的情感偏偏不会因为不被允许就真的被封印，它反而可能以更激烈的方式出现。懵懂的青少年只能依靠流行的小说、电视剧、歌曲来构建对情感的理解，学习如何与心仪的人如何相处。

而以如今流行文化中呈现的恋爱关系之“有毒”与扭曲的程度，我们不难想象青少年会碰见多少疑虑，经历多少挣扎，甚至痛苦到无法排解，以至于要伤害自己或者他人。

当学校和家长把责任都甩向流行文化之时，又有没有想过自己除了做牛头不对马嘴的“引导”，劝诫甚至逼迫孩子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又给他们提供了多少真正有益的帮助呢？

除了恋爱，我们成长过程中被成绩的紧箍咒限制了发展的能力还有许多，包括社交、组织、合作等，这些在实际工作中极其重要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学生一直被培养的是屏蔽一切“非学习”相关事情和情绪，专心只学习的能力。但问题在于，这种“专心”的能力恰恰不是我们应对未来生活所需要的。

一旦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开始工作、恋爱、成家、育儿，我们需要的是同时处理、平衡各种事情和情绪的能力，需要的是学会协调生活中各方矛盾，建立我们的情感支持系统，让我们能在社会中健康地、可持续地生活下去。

唯成绩论的社会评价体系不仅绑架了孩子的价值，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此奋斗，还以学业作为借口，束缚他们除学习之外一切能力的发展，不仅直接损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也削弱了他们未来进入社会后应对更复杂的工作生活压力的能力。

03.

想象一种新的干预方式

每次有关于学生的自杀、抑郁等报道出来之后，都会出现一大片呼吁加强学校心理干预系统的声音。那么学校的心理干预系统到底要干预什么，又怎么干预呢？

根据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首先学校要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学校需要针对 “少数有心理困扰或心理障碍的学生”进行干预，方法是“给予科学有效的心理咨询和辅导”，目标是“使他们尽快摆脱障碍，调节自我，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强自我教育能力。”

这种模仿西方学校心理咨询模式，在国内会有效吗？虽然研究表明学校心理咨询服务有一定程度的帮助（Whiston et al., 2011；Zalsman et al., 2016），但是，由于心理咨询干预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人员的专业程度、干预措施的设计等等，使得干预效果非常不稳定（Bennett et al., 2015）。

以目前我国的心理学人才发展情况，不知何时才能满足全面开展学校心理咨询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个人主义的传统心理治疗思路——假设心理问题源于个体身上的故障，治疗的目标是修复个体的故障，应该是我们最终寻求的解药吗？

其实，即使在欧美，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从业者指出，很多出现在个人身上的“心理问题”其实是具有传染性的社会问题的表现（可参考《像我们一样疯狂》）。

例如，在过去的文章中我们讨论过，抑郁症并不是单纯的大脑化学物质失衡，而是身体对我们所处的糟糕的环境的自然“关机”反应，恰恰是一种迎合环境的自我调节的结果。所以，把问题归咎为个人身心障碍的抑郁症治疗方式，终究也只能是亡羊补牢。

当我们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就必然会看见越来越多的人抑郁，但我们又不可能通过依靠大量地筛选抑郁症患者并给他们开药来真正降低抑郁率——因为我们与生活环境是有机的一体，生病也只是符合了环境的变化而已。

青少年自杀等心理问题亦是如此。所以，面对未成年群体中持续攀升的自杀自残、抑郁焦虑、进食障碍等问题，我们必须要寻找新的途径来帮助这些被困住的孩子们。

从干预模式来说，比起让成百上千的学生依赖一两个学校心理咨询师，也许学校更需要建立起一个学生之间守望相助的支持网络。

咨询师可能具备很多心理学专业知识，但很多时候，孩子们需要的只是别人倾听的耳朵，关心的眼神，和拉住自己的一双温暖的手，这样就不至于让他们一个人滑向孤独、黑暗的深处。

也许学校可以发展更多的朋辈咨询的模式，让孩子们更多地了解和倾听彼此的烦恼，让他们在受到帮助的同时也成为提供帮助的人。同时，这种互助网络会让学校氛围变得更友善，让学校变成更适合孩子成长的环境。

尾声.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把干预目标从“让孩子摆脱心理障碍”转换为“改变让孩子产生心理障碍的社会价值体系”。

如果我们的社会根本就认同丛林法则，不认为成绩落后的孩子有存在的价值，那么咨询师要给孩子吃多少药、上多少心理课，才能让他们能保持生的希望呢？

如果我们的教育体系不认为孩子除了学习之外还有值得被尊重和关注的情感，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惊讶于孩子因为“情感问题”而“失控”，想要逃脱出关住他们的牢笼呢？

当然，这些孩子需要帮助，但是这个帮助不能是基于他们为病因的假设。否则，我们将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强者所塑造的“有毒环境”里，对被伤害到筋疲力尽的弱者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参考文献：

[1]《我国中小学生自杀问题的现状分析》

[2]董永海、刘芸、刘磊、何维、彭广萍、殷玉珍、陈婷、毛向群：《中国中学生自杀相关行为报告率的Meta分析》， 《中国学校卫生》2014年第4期。

[3]http://www.moe.gov.cn/s78/A06/jcys_left/moe_710/s3324/201001/t20100128_81970.html

[4]Whiston, S. C., Tai, W. L., Rahardja, D., & Eder, K. (2011). School counseling outcome: A meta‐analytic examination of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89(1), 37-55.

[5]Davis, M., West, K., Bilms, J., Morelen, D., & Suveg, C. (2018).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arent–child synchrony: It is more than skin deep. 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y, 60(6), 674-691.

[6]Zalsman, G., Hawton, K., Wasserman, D., van Heeringen, K., Arensman, E., Sarchiapone, M., ... & Zohar, J. (2016). Suicide prevention strategies revisited: 10-year systematic review. The Lancet Psychiatry, 3(7), 646-659.

[7]Bennett, K., Rhodes, A. E., Duda, S., Cheung, A. H., Manassis, K., Links, P., ... & Szatmari, P. (2015). A youth suicide prevention plan for Canada: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view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60(6), 245-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