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到女儿的母亲

原文Blind mothers of suffering babies发表于(2017). International Forum of Psychoanalysis， 26(1)：49-53

案例研究

十年前，Z女士打来电话，安排了一个紧急拜访的预约。第一次见面时，她非常焦虑不安，开始谈论她和14岁的女儿的问题。Z女士是一名成功的律师，她把自己生活中的问题归咎于女儿，并说，尽管看过很多不同的医生，她仍然不理解女儿的问题。

在那时，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她在单调的重复那些她拜访过的医生的名字，并讲述每一次看病的故事。她检查了女儿的荷尔蒙，没有发现任何器质性问题。她说，心理问题存在于所有的青少年中，所以她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寻求这些帮助。Z女士以一种非常自恋和阳具崇拜的姿态说，如果不是因为她女儿的问题，她永远不会去看心理医生。

在Z女士讲述她如何无法处理女儿的青春期问题的同时，她指出，她自己从来没有给自己的父母制造问题。她想让我帮她了解她的女儿。分析中逐渐展开的过程显示，在她女儿出生的第一年，Z女士就把女儿丢给自己的母亲照顾了一年。她提到，她返回后并没有看到女儿有任何不良影响，并补充说，她自己是由她父亲的母亲抚养长大的，她的女儿与祖母相处没有问题，因此她不认为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由于Z女士重视自己的学业成就，在周围环境的支持下，她毫不犹豫地出国留学了一年，在这段时间里，她只见过女儿两次。

Z女士紧紧关注着我对她女儿行为的评论，希望得到紧急的帮助来解决这些问题。Z女士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我们在她自己身上做一些工作的必要性。

在每次分析中，她都会有关于女儿的紧急问题：要么是她的女儿逃学了，她没有回家，在外面过夜了，要么是她在家与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盲目性

对Z女士分析的第一部分是指出Z女士的“盲目性”，她很难理解和她想法不同的人。当她惊讶地提到学校校长和她女儿朋友的母亲的警告时，我可以看出她在理解女儿的感受方面有多么困难。因此，围绕这些访谈的主要情绪是Z女士为有这样一个孩子而感到羞愧。

我已经习惯于长时间见证一些来访者的操作性功能。然而，当Z女士讲述她的故事时，她毫不动情，经常问我诸如“我现在该怎么办?这该如何解决?”我的“反移情”开始在我心中为她激起各种情感(主要是愤怒)。另一方面，我认为精神分析师的这种“情感的镜映”活跃了来访者的心理机制。我推测，她的压抑和/或情感的分离导致了她的精神功能的缺陷，并导致了对他人的攻击性态度和愤怒感。

在她分析的最初阶段，Z女士很难处理这些精神材料。在这些访谈中，Bion经常浮现在我脑海中：“如果病人不能将他的情感体验转化为α元素，他甚至不能做梦”(Bion， 1994， p. 7)。在Bion(1994)的理论中，婴儿将未代谢和未同化的β元素投射到其母亲(或其他成人照顾者)的心理。这个成年人有效地借给孩子他们自己的“思维器官”来重塑、解毒，并将β元素转化为α元素，然后婴儿就可以吸收这些元素并将其整合到自己的思维功能中。这种转变是由于母亲心灵的“α功能”，或“母性幻想的能力”，因此，就婴儿或来访者所产生和感受到的β元素而言，它实现了一种可以被描述为“去饱和”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我接受了我的来访者所有的焦虑和困难，并将它们转化为情感上的、可理解的意义。

父亲的角色

在这个节骨眼上，人们会询问父亲在这一切中所起的作用。Z女士反复提到她的丈夫是一个多么忙碌的律师，并提到了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使用同一间办公室，在见客户的数量、参加的会议等方面几乎像兄妹一样竞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父亲很难被纳入母女关系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周围人的建议和警告下，父亲确实介入了这段关系，但他试图解决女儿问题的方式，不是通过心理手段，而是通过提高控制力，这样的强制措施只会导致14岁女孩的问题恶化。Z女士也在我身上经历了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她告诉我，她丈夫根本不相信心理学家。

父亲试图帮助妻子，介入母女问题，但女儿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用Winnicott(1965)的话来说，母亲没能创造一个“完美的环境”，而且在维持这种环境方面也有一些缺憾。当父亲在理解女儿和进行限制方面也出现问题时，女儿就只能自己去解决她自己和父母的大量问题，而她一直在挣扎着容纳这些问题。

女儿说她无法忍受这种痛苦，于是去看了自己选择的心理医生(而不是父母为她选择的)。这很明显的改善了问题。当没有被提供足够好的环境，并且经历了长期的失败时，这个(显然从婴儿期起)经历过混乱的孩子，就自己承担起了母亲的照顾角色，自己去看了心理医生。

Winnicott对成年人的警告是，不要省略照顾孩子的时间。

我的来访者描述说，在她缺席的那一年里，她的女儿没有给任何人制造麻烦，而且在整个童年时期，女儿都是一个听话的孩子，直到青春期。这可能意味着，由于缺乏母性，Z女士的女儿不得不从小学会自立，比别人更早成熟。Z女士提到，随着女儿的成长，她期间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外地会议，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失眠，因为女儿可以和她的家人在一起，没有任何烦恼。在讲述这一切的过程中，来访者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尽管人们期望她作为一个母亲，但她实际上并没有经历做母亲的情感或身体上的付出。

在我们10年前开始的分析工作中，Z女士表达了想要第二个孩子的愿望。也许她会有一个更容易教养的孩子，使她忘掉她所做过的事，忘掉她与大女儿之间的关系。她的丈夫告诉她，她太老了，不适合再经历这样的事情了，他不想再经历这样的事情了。如果她决定生第二个孩子，她就得自己抚养。

小女儿

来访者在45岁时生了第二个女儿，不得不终止分析。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由于长期的分析过程，与大女儿的争吵和冲突已经结束了。”然而，这段关系仍然距离成功与和解相当遥远。大女儿目前正在附近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里学习，Z女士显然觉得这本身就缺乏优点，不足够优秀。Z女士也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我是她的好妈妈(履行了母亲的职责)，我的分析帮助她有了第二个孩子，照顾了她。

然而，故事进一步展开。当她的小女儿五岁的时候，Z女士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她想再次来接受分析，这样她就能更早地对女儿进行“干预”，这次是在青春期之前。这一次，她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抑郁的情绪了。她注意到她没有能力处理在生活中出现的外部问题，这在她的精神世界中创造了一种增强的刺激。

Z女士的父亲生病了，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后，需要在家照顾。Z女士疲于应付她的工作、她自己的家和她父亲的家。事实上，就像她的大女儿以前安排自己的事情一样，她自己承担着照顾父母的责任，因为她成了一家之主。她的姐姐和哥哥都没有帮助她。她为此很不高兴，因为所有事情都要由她来解决，以前她女儿也是这样。她需要为她自己和父母提供“照顾”。她深受父亲抑郁情绪的影响，几乎每天都为父亲策划活动，鼓励他搬到她家。她试图同时照顾她的小女儿和父亲。

Z女士也感到很沮丧。她每周至少带她的父亲出去两天，为她的小女儿留出时间，不断地为他们寻找活动，因此没有了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和许多人为了摆脱抑郁情绪而做的事情一样，Z女士经常让自己忙起来，也让身边的其他人忙起来。每时每刻都要做计划和评估的焦虑让她感到疲惫。我们知道，保护盾在母性功能中起着调和的作用。这种“屏障”系统是婴儿应对长期刺激所必需的，但现在在我的来访者身上却处于危险之中，她既要应对父亲的疾病，也要应对小女儿的问题。直到有一天，她的小女儿大声抗议，她才意识到问题所在，这促使她重新接受分析。

小女儿从小就有健康问题。在谈到这个女儿的专横而任性的行为时，Z女士提到她是唯一能安慰她的人，她和小女儿“纠缠”在一起。这种纠缠是一种非常入侵式的生活方式。例如，Z女士对小女儿一岁时的害羞而感到不安，或者她每次上车都会呕吐，这会阻碍Z女士为她的女儿所做的活动计划。

在这里，作为一名分析师，我目睹了分离-个性化的问题，Mahler，Pine和Bergman(1973)写到了孩子因为和和他的母亲过于接近而无法区别且分离。通过与母亲随时保持眼神交流，孩子意识到他可以自由地移动身体去探索世界。这也导致了与母亲的精神分离。但这个正常的过程有时无法正常运行，每次Z女士试图离开她的小女儿，她就会开始无休止地哭泣，并粘在她母亲的裙子上。打个比方，就像是“活在母亲的皮肤之下”。

正如我们所知，如果母亲很少或无法充分地使用保护盾，这可能会导致孩子的防御能力下降，导致躯体方面的紊乱。在她回来后的第一次访谈中，Z女士开始意识到，流感、恶心和其它孩子的身体问题可能是她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造成的。小女儿的急性中耳炎频繁发作，多次住院治疗。当我告诉Z女士这件事的心理层面意义时，她回答说：“我小时候也经常生病，经常卧病在床。”

她还提到，她就女儿的问题咨询了儿童精神科医生，医生告诉她，每个孩子都有这种症状。医生给她开了很多抗生素，但Z女士不想用这些药，这也使得儿科医生越来越焦虑。作为一名医生，尽管我相信抗生素能够一定程度上提升婴儿的健康水平，但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的身心动荡(由于母女二分体的疾病和Z女士自己的以及父亲的问题)表明了母女二人的问题。关于身体上的疾病，没有一个婴儿会不生病就长大了。然而，如果普通的感染或这样的情况开始重复，这些就需要我们的注意。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试图理解我自己对来访者的反移情，理解我自己狂暴和愤怒的感觉。

女儿的流感在2到5岁期间，与母亲分离时反复发作。幼儿园工作人员的干预缓解了这种分离带来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在每个学年开始时都会重复出现。Z女士最初坚持女儿退学，在家照顾她，但是分析工作使她意识到，这主要是由于自己的不足感和失败感产生的(如“我失败了，使她生病了”的想法)，改变客观条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当一个孩子达到16-19个月时，我们可以看到Roiphe和Galenson(1987)提到的对性别差异的显著认识和发现。如果父亲和母亲在婴儿期对婴儿有足够多的投注，那么这个女孩就可以在独立化、象征化和玩耍的支持下识别这些差异，然后完成与母亲的分离，并把兴趣转向父亲。在Roiphe和Galenson的概念中，那些早期客体关系质量较差的女孩，对母亲有明显而矛盾的严重依赖，并可能出现退行性行为。我从那位母亲那里听到的是，她的女儿想穿男孩的衣服，她总是穿同样的裤子去学校，她到处宣称自己是男孩。这个问题在上学之前更加严重了，这使得Z女士很难容忍小女儿的问题。小女儿让学校不停地给妈妈打电话，不想参加学校的旅行，担心自己会迷路，回不了学校或家。

当我从Bion(1994)的角度评估母亲无法控制她对女儿问题的焦虑和严苛时，我发现她无法控制和转化女儿投射到她身上的死亡焦虑。这位母亲没有把她的焦虑内射到自己的心中，因此她自己也无法改变这种焦虑。在分析过程中，她希望我能认识、控制并改变这些焦虑。只有这样，她才能理解它们，包容、同情、帮助改变小女儿身上的“莫名的恐惧”。

当然，我们看到，在Z女士和她母亲的关系中，我的来访者是那个无法控制和改变这些焦虑的人，那个被剥夺了的人。在某次访谈中，关于小女儿的问题不断地增加着，Z女士表示她需要一个容器，来抱持那个总是想着独自一人帮助小女儿和大女儿的自己。她一边哭一边讲这些。这标志着Z女士重新将情感体验与文字联系起来了，这毫无疑问是很重要的进展。

Winnicott所讨论的父权的框架功能在大女儿的案例中以一种非常严厉的方式带着冲击出现了，但在小女儿的案例中父亲在母女关系中扮演了一个更合适和有效的组织者的角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注意到我的来访者经常提到，不像她的小女儿那样体弱多病，她的大女儿从来没有任何身体上的疾病。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小女儿的躯体化和她自己的焦虑与担忧之间的关系。在讲述大女儿没有类似身体疾病的童年时，她自己也曾两次因耳鼻喉问题而严重住院。这些由于无法满足外界(刺激)的需求而产生的不足感和疲劳感，是她焦虑和抑郁状态的表现。

在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她拜访过的临床医生推荐了其他的医生，但这些医生的治疗也没有取得疗效。后来，Z女士告诉我，她终于想让我给她的小女儿推荐一位治疗师。她说，通过我们的工作，她意识到健康问题会使小女儿不快乐，并接受了她无法独自解决这一问题的事实：

我想我无法理解大女儿的问题，因为在我自己的青春期，我从没有让我的父母担心过。实际上我还没有经历过青春期，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在20多岁生下大女儿时，我开始了青春期的生活。我玩得很开心，做了所有的事，根本不在乎她。但小女儿的问题很严重，我需要带她去接受治疗，并学习如何防止这些问题在未来让她(和我)不开心。

同时，大女儿也没有忽视她妹妹的问题，警告她的父母不要重复曾经在她身上犯过的错误，并指出她不能依靠父母来处理自己的悲伤和愤怒，她所有的问题都得自己解决。

Blind mothers of suffering babies (2017). International Forum of Psychoanalysis， 26(1)：4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