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孕不育难道真得靠代孕吗？谁在出租子宫？

2017年2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题为《不孕不育成难题 代孕是否可放开》的文章引发热议。代孕争议的本质不是医疗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是更深层次的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只有当女性的身体不再被等同于工具，这项讨论才有了最大程度的人性意义。

凯特37岁，事业有成,却依然单身。当有一天她发现会议室的所有同事都幻化成含着奶嘴撒娇的宝宝时，她明白，自己想要一个孩子了。不幸的是，医生告诉她：她受孕的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按捺不住母性的凯特最终通过代孕中介找到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替她怀孕，为此凯特向她支付了大量的美元。

这是好莱坞片子《代孕妈妈》里的情节，电影中戏剧化的一幕正在中国悄然上演。代孕，这个词正从“婴儿交易”“肉体买卖”等臭名昭著的名称中解脱出来，出现在电视节目、报纸新闻中，呈现在公众面前。

有人怒骂“代孕意味着道德的流产”，有人呼吁“伦理最终要从人类的幸福出发”。在商业、伦理和法律之间，代孕中介尚处于灰色地带。

小孔今年32岁，离异,有一个四岁的儿子。为了赚钱她瞒着父母来到武汉，在经历了体检、移植、持续数月服用雌激素、注射孕激素后，进入孕后期的小孔独自居住在武汉的一所高层公寓里，有专用保姆陪同并照顾生活起居，按照客户的要求每天喝孕妇奶粉、听胎教音乐、散步、午休。

生产之后，她会带着相当于她家庭年收入18倍的约15万元人民币“打工”所得回到家乡，与父母一起照顾儿子成长，并计划开一家家政公司。而一对来自河南的夫妇将迎来一个他们企盼十余年的孩子。小孔说：“他们好像是在银行工作的，做了十年的试管婴儿，还输通过输卵管，但一直没成。”

吴兰的儿子23岁，小时候生病发烧导致脑瘫，生活不能自理，担心自己去世后，儿子无人照顾，希望儿子也能有个孩子。可是她无法负担几十万的代孕费用。AA69代孕公司吕进峰知晓后觉得吴兰可怜，答应她无偿为吴兰做代孕。

吴兰说：“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就算是有非议，我也相信我和儿子能挺过去”这位看似文化水平并不高的中年妇女说：“养老院只是让你活着，我的儿子需要有个家。”

有数据显示，我国实际不孕不育发生率超过15%。其中部分夫妻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自己怀孕。随着生殖辅助技术的发展，代孕成为解决问题的一条途径。

但也有趋势表明，新富的都市女性出于保护工作前景、害怕体形走样等目的，而找人替生孩子。代孕公司成为她们最终的选择。

宁丽的丈夫是私企老板，她成功找到了一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做代孕者，理由是怕疼，怕影响身材。她不愿意因为怀孕影响自己目前的工作，更何况她还有升迁的机会。

另外一种情况则出现在已经有一个孩子的新富阶层家庭。据北京某代孕网站负责人高先生透露，很多新富阶层的家庭由于还想要一个孩子，但又惮于国策，所以找人代孕，以掩人耳目。由于中国法律禁止代孕,这些有经济实力的夫妻，会转而寻求海外代孕。

从国际情况来看，不同国家、地区，文化价值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关于代孕的政策也不尽相同。印度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允许商业代孕，每年为印度这一行业产值约为23亿美元。

在欧洲，英国允许的是“亲情代孕”，如姐姐替妹妹怀孕，母亲替女儿怀孕等，这种“非营利性代孕”，机构和个人不能以此谋取利益，国家对代孕有价格指导。法国也有类似的代孕指导价。

美国国内对代孕也有很大的争议，目前有26个州允许代孕，但这26个州的代孕政策也各不相同。由于在美国捐精捐卵均被允许，还可以为婴儿选择性别，不少人寻求通过胚胎基因诊断技术“定制”一个金发碧眼的婴儿。

1988年3月10日，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于北医三院。此后，试管婴儿技术迅速普及应用。目前，全国每个省都有生殖中心，他们能够制造的试管婴儿总量相当可观。

但是，2001年8月,卫生部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严格禁止代孕母亲的试管生产，这项新业务胎死腹中。直到今日，它仍是医学领域的禁区，只是逐渐转向了“地下”交易。

近30年来，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和高达15%至20%的不孕不育率，造就了一个“婴儿市场”的发育。在中国，用互联网搜索就可以找到上百家代孕中介网站。搜索排名第一位是一家名为“A A 6 9”代孕网，创始人吕进峰先生被誉为代孕之父。

对于“代孕”商业行为本身，吕进峰本人主张不要争议代孕这个新生事物，当务之急就是制定相关法律来对代孕手术和代孕中介进行规范，由国家指定规范的中介和医院，进行代孕业务的操作，也希望将来能够得到国家代孕业务的授权。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博拉·斯帕尔2006年出版了一本书《婴儿生意》，专门探讨了辅助生育市场的现状。在接受采访时，她表示，最让她吃惊的是：在她所接触过的众多行业里，这是第一个很明显存在买卖双方，而且有金钱交易，但是却没有人承认他们正在从事商业交易的行业。

那么在中国商业代孕是如何形成产业链呢？

在A A 6 9代孕 网上，“代孕妈妈”的级别被分为A—H级：A级标准最低，初中学历，容貌一般，待遇4万，到了H级，要求有本科学历，容貌较好，待遇可以提到10万元以上。这让很多人觉得和在超市里挑选商品并无二致。

“如果经济上不困难,没有谁愿意做这个。毕竟有10个月你不能见到家人。一位山东聊城的代孕妈妈表示，她认识的大部分代孕妈妈都出于经济上的无奈。

这是一次拿身体换金钱的冒险。在这场复杂的博弈中，金钱、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一系列问题的相互纠结，考验着买卖双方的情感与理智。

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刘见桥表示，代孕行为属于地下交易，其操作者的专业水平、从业经验等根本无法保证，这就大大增加了手术的风险。

此外，因为代孕产生的法律纠纷和官司，也层出不穷。2015年10月，南方日报曾报道，有代孕妈妈生下双胞胎,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孩子与委托代孕的夫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矛头指向混乱的代孕产业链，最终这对双胞胎“砸”在中介手中，无人认领，命运堪忧。

在社会伦理层面，谁才是孩子的母亲？这是代孕面临的诸多质疑中的一个。

有的国家规定“分娩者即母亲,有的地方则承认遗传学上的母亲，但代孕婴儿的母亲的认定，既不同前者又不同后者，它更符合一个“契约上的母亲”的定义。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任何契约都有可能是一纸空文。在亲子关系中，伦理上的混乱带来了无尽的争议。

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节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极力反对代孕，他认为这种明码标价的商业，是女性子宫的工具化，代孕中介暴露了赤裸裸的商业和产业目的。

自称“中国代孕之父”的吕进峰经常在电视上露脸并接受各大纸媒的采访。从外表看起来，极像一个中国南方普通商人的他，更愿意称自己的中介公司为爱心公益组织，管他的代孕妈妈们叫“志愿者”，管她们的行为叫“爱心代孕”。尽管每个月能撮合30多例代孕，每例收取中介费2万元左右，摄像机前他还是努力表明：“爱心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至于收中介费，那只是维持公司的基本运行。”

A A 6 9创始人吕进峰先生表示：不可否认，虽然代孕中介存在某些客观的市场行为元素，但不能够被完全认定为商业行为。如我的收益只是运行的成本和生活的保障，这是为了更加积极地投身于代孕事业。但事实上确实有一些假冒代孕的诈骗和拐卖妇女的网站，利用客观存在的市场，大量牟取利益,做着对母性的践踏、挑战伦理道德底线的事情，所以我更盼望国家早日对代孕手术与代孕中介进行规范。届时，代孕中介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鱼龙混杂。

即使开放如好莱坞，电影《代孕妈妈》里最后也回避了“代孕”沉重的伦理争论，编剧让故事回到了常规：代孕妈妈怀的其实是她自己的孩子，而几乎不可能怀孕的凯特也奇迹般地产下了小孩。“代孕”在这里只是喜剧元素和商业噱头。

美剧《疯狂主妇》的女主角carlos不能生育，于是找了个偷渡到美国的中国姑娘小梅做代孕妈妈。她这样解释代孕：“好比做饺子，我老公是饺子馅，我是饺子皮，你是烤箱”。

中国姑娘小梅是什么呢？她成为了容器,成为了载体，成为了培养皿！

如今社会，“烤箱”女性越来越多。当女性身体被等同于女性时，这种意识与历史上通过性来奴役女性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在女权主义者吕频看来，这本质上是一种母职的交易。在现有秩序下，女性的“无偿母职”早已构成父权系统下的剥削行为，下属阶层女性在市场中提供的“有酬母职”同样是一种剥削。

明码标价的生育权，童叟无欺。

代孕交易的到底是什么，是子宫？子宫还在。那是亲子关系？进一步追究，这种亲子关系交易的成立，又是基于对母职的收买。母亲从受孕到分娩这一阶段中的生理实践被购买和控制，而母职的其他部分,尤其是情感与心理的部分则被切割和压抑。可以说，这是对母职完整性的破坏和金钱化——不公平的交易侵入妇女的身体，并令她们丧失自主性。

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和电影《黑客帝国》都描述了人造子宫，并视为人类异化的恶心标志，但是，这种假“人性”名义的反感是否惶恐于女性不再被捆绑于母职会导致父权家庭制度乃至父权社会瓦解？

2014年母亲节，有人发起“母亲罢工”倡议,许多媒体报道。这一活动的目的是“迫使”社会正视母亲的贡献，但已够延伸出一个问题，即：如果女性停止母职，除了尽责的“光荣”之外，她们自己会失去什么又得到什么。如果生育与女性解绑，我们将拥有时间的自由，身体的自由，将失去一道很重要的“女人味”，于是不再受束缚——这又动了谁的奶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