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众疾之王，起于人亦止于人
李咏得到了人们的尊重。
李咏（1968年5月3日-2018年10月25日）。图为李咏个人作品《咏远有李》（版本: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9年11月）书封。
而同时，他的离开，就像以往所有引起关注的“患癌逝世”一样，也再度唤起我们对于癌症的恐惧。长期以来，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通过公众人物、新闻事件或身边的例子，来提醒自己生命的脆弱。
癌症，众疾之王。癌症起于人，亦止于人。
我发现，几乎所有寿命超出统计学预期之外的癌症患者都有着一种活在当下的态度：“是的，我也许会比预计的更早去世，但是我也有可能比预计的活得更久。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要从现在起尽可能地好好活着。无论最后发生什么，这都是最好的应对方式。”
这句话出自一位叫大卫·塞尔旺-施莱伯（David Servan-Schreiber）的医生，他身为壁球队队长、医学博士、“身体非常健康”，在学术事业正走向巅峰的时候，被意外检测出核桃大小的脑部肿瘤。
他和朋友乔纳森·科恩，正在攻读博士，年纪轻轻就因为杰出的学术成绩，联合创办并一道管理着一个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出资建立的脑功能成像实验室。该实验室的目的是探索人类思维和大脑之间的联系，从而了解人类思维的机制。然而，在那个普通却令人绝望的夜晚前，他从未想到这个研究会向他揭示的东西：他自己的绝症。那年他31岁。
大卫·塞尔旺-施莱伯（1961年4月21日-2011年7月24日），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精神科临床教授，因其在精神病学所取得的成就，他赢得了2002年宾夕法尼亚州精神病学协会总统奖。他是“无国界医生”在美国分支机构的创始人之一，并于1991年作为志愿者前往伊拉克。
从那之后，癌症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这位醉心于科学研究，对看护病人无甚兴趣的医学高材生，开始走近癌症患者，与他们一起审视生命和死亡恐惧。2011年，与癌症抗争18年后他走了，远远超过所谓的医学统计预期。期间，他每周骑一次自行车，常常打壁球，“带着癌症健康地生活”。
他将自己的抗癌经历，加以医学解读写成一本书《每个人的战争》（Anticancer: A New Way of Life），一度成为全球畅销书。在书中，他对医学的进步和局限，以及社会不平等都作出了自己的反思。如何直面、审视并克服恐惧，抗癌考验着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限度。
原文作者 | 大卫·塞尔旺-施莱伯
译者 | 张俊
摘编 | 西西
《每个人的战争》
作者: （法）大卫·塞尔旺-施莱伯
译者: 张俊
版本: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9月
“大卫，你知道吗？这完全可能。”
在30岁及其以前，我从没有真正地对与病人的接触和沟通产生兴趣，而是忙于精神病学实习和实验室研究。我取消了（博士）培养计划所要求完成的轮岗任务：花6个月时间在普通医院看护那些因身体疾病而产生心理问题的病人（有的接受了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有的做过肝脏移植手术，还有的身患癌症、红斑狼疮、多发性硬化症......）对阻碍我继续进行实验室研究的轮岗工作，我毫无从事的欲望。而且，这些病人都不是我真正的兴趣所在。
我想要做的是研究大脑、撰写论文、在学术研讨会上演讲，以及为科学的进步作贡献。毕竟，我还年轻，又野心勃勃。
匹兹堡大学校园。大卫·塞尔旺-施莱伯是该校医学院精神科临床教授，也是整合医疗中心的联合创始人。图片©视觉中国
但是随后（指作者31岁之后，期间经历婚变、再恋爱——编注），我的生活却急转直下。
我至今还记得那年10月匹兹堡的那个迷人夜晚，秋色染红了街道两旁的树叶，我正骑着摩托车前往核磁共振检测中心，乔纳森、道格和我将会在那里与一些学生碰面，这些学生是我们某个实验阶段的“受试者”。我们会花钱让受试者钻进扫描仪，并让他们完成预先设计好的脑力测验。第一个学生8点钟过来了，按照计划，第二个学生的实验时间是9点到10点，但是他没来。
乔纳森和道格问我是否愿意上扫描仪。自然，我同意了。我躺进扫描仪的窄筒里，胳膊紧贴着身子，像躺在棺材里一样。很多人都受不了扫描仪那令人憋屈的空间：有10%到15%的病人患有幽闭空间恐惧症，无法进行核磁共振扫描检查。
就这样我进了扫描仪。10分钟后，解剖图像扫描完成了。在我眼睛的正上方有一个小屏幕，我等着从那里看到之前设计的用来激发脑前额叶皮层（这正是实验的研究对象）活动的脑力测验题。这个测验的内容是：屏幕上会快速不断地出现一组组按顺序排列的字母，每当你看到有一组字母与之前出现的完全相同时，就按一下电钮。我一直在等着乔纳森给我发送脑力测验题。
但是，扫描迟迟没有开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乔纳森和道格就在屏蔽玻璃后的控制室里，我们只能通过对讲机交流。这时，我的耳机里传来了说话声：“大卫，我们遇到了点问题，图像上有个怪东西，我们必须再做一次扫描。”好吧，我可以等。
我们又做了10分钟的解剖图像扫描，接下来就该开始脑力测验了。这时耳机里又传来了乔纳森的声音：“听着，情况不大对劲，我们要进来了。”他们走进扫描室，把我从扫描筒里拉了出来。我一出来便发现两人的神情有异，乔纳森一手扶着我的胳膊，说道：“实验不能进行下去了，你大脑里有东西。”于是，我让他们给我看看刚才扫描两次记录下来的脑部图像。
在我脑前额叶皮层的右部区域，有一个核桃大小的球状物体。在这个位置的肿瘤，既不是那种有时人们认为可用手术去除的良性脑肿瘤，也不是最恶性的脑肿瘤，比如脑膜瘤或脑下垂体的腺瘤。但是，我的身体非常健康，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我甚至还是壁球队的队长，因此，这不可能是什么囊肿或脓疮。
问题十分严重，晚期的脑部肿瘤要是不进行治疗，6周内就会要人命，即使采取治疗，患者也只能撑个一年半载。我不知道自己的肿瘤到了哪个阶段，但是我很清楚以上的数据。
大卫·塞尔旺-施莱伯在他的书房接受媒体采访。图片©纽约时报网nytimes.com
我骑上摩托回到城市另一头的小屋时，已是晚上11点，皓月当空，万里无云。卧室里，我躺在床上，睁眼望着天花板。这些年在科学探索的漫漫长路上，我一直苦心孤诣，蓄势待发，在求学和工作的过程中，我牺牲了很多，为未来打拼，突然间却发现，我可能再也没有未来了。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叶孤舟，原本在顺河漂流，突然间却被一个大浪托至岸边，掉进了一潭死水，再也到不了大海。造化弄人，我被困在一个了无牵挂的城市里，在匹兹堡独自一人，即将离开人世。
我并不想睡去，而是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眼睛盯着印度小卷烟燃起的丝丝烟雾，这时，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我突然听到脑海里冒出一个声音，一个温和清晰，自信果敢，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确凿无疑的声音。这不是我，但这的确是我的声音。
当我反复念叨“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不可能”的时候，这个声音说道：“大卫，你知道吗？这完全可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既令人惊讶又令人费解的是，这个回答令我不再软弱无力。是的，这当然是可能的，这只是人类经历的一部分。在我之前，很多人都经历过，我并没有什么特别。
审视恐惧，它们并非不可抗拒
作者抗癌史 Anticancer: A New Way of Life2008年封面。
在我发现自己得了癌症的那一周里，我疯狂地看医生，从这个预约冲到下一个预约。一天傍晚，天下着雨，我正在15楼的候诊室里等着医生。我站在平板玻璃窗前，向下俯瞰着街上如蚂蚁般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了，那些人是如此鲜活；他们有事可忙，有未来需要规划。至于我，死亡就是我的未来。我把视线从这群路人身上移开，感到一阵恐惧。
与出生一样，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不是特例，那么我怕什么呢？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我的病人教会了我如何去认识和掌控对死亡的恐惧。借助他们的经验，我开始懂得，对死亡的恐惧只是众多恐惧中的一种。而一旦审视这些恐惧，它们便不是那么不可抗拒。
《抗癌的我》（50/50 ，2011）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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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痛苦和虚无的恐惧
我见到丹尼斯时，他只有32岁，却即将不久于人世。我们年纪差不多，而且像我一样，他也是一名医生。他已经被淋巴瘤折磨好几个月了，治疗也已经没有效果。
“首先帮助我的是一天早上我醒来时意识到，我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会死的人。虽然我会死得很早，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人在同一条船上，路人、电视新闻主播、总统，甚至还有你。”他说这番话时没有看我，“你也会死，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想想这个我就很欣慰。这个我们共有的命运意味着我是一个完整的人，和你们大家、我们的祖先还有我们的后代紧紧相连。我没有丢掉我的人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