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患癌，我与癌症相伴35年

（健康时报记者 毛圆圆）

受访专家：

史安利，中国抗癌协会康复会会长，北京爱谱癌症患者关爱基金会管理委员会主席，曾任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秘书长、患者援助项目负责人

设想一下，如果你人生中的青年、中年、老年都与癌症相伴，你能坚持多久？

对于已经73岁的中国抗癌协会康复会会长史安利教授来说，她正是在人生的这三个阶段得了三次癌症，并且已经与癌症相伴35年。

1986年，39岁被确诊为乳腺癌

把时间的指针往前回拨到1975年。那一年，史安利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原国家卫生部科技司工作。因为成绩优异、表现突出，史安利教授在1985年，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一批重点培养的干部，被公派送到了比利时留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举办的高级卫生管理硕士研讨班。

“当时培训班结束后，（原）卫生部国际合作司、人事司的两位司长来考察，准备推荐我到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当时我特别高兴。”史安利回忆起来，脸上依然布满了笑容，“那时候，我们都是累并快乐着，在比利时那么长时间，我哪都没去过，每天学习都很辛苦，常常一学就学到了一两点钟。”

原以为学习结束后就可以到世卫组织工作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我在一次洗澡时，无意中摸到乳房上有一个肿块，边缘不清楚、硬、麻袋片样……这和教科书、老师讲的乳腺癌症状一模一样！这绝对不正常！”史安利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第二天，史安利就请假坐火车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肿瘤医院做检查，医生直接做了“活检”取了病理组织，20分钟后报告结果出来，确诊是乳腺癌。

“医生一直用英语讲解检查报告，我一直低着头一言不发，医生问我需要翻译吗？我说不需要。需要帮助吗？我说暂时不需要。”史安利闭眼回忆，“那个时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20分钟没有喘息时间，我当时感觉真的是‘五雷轰顶’。我记得出确诊报告那天，天空明明是大太阳，但一下子就变成了灰色，很奇怪。心理压力太大了。”

与国内联系后，史安利决定回国治疗。“由于肿瘤发现时已淋巴结转移，所以在医科院肿瘤医院做了乳腺根治术，切除了胸大肌、胸小肌和淋巴结，创伤非常大，导致整个左手手臂发生了严重水肿。”史安利开玩笑说，“肿得像紫茄子，一个变得两个大。”

手术后紧接着是放疗，由于当时放疗不精准，烧伤了食道，“别说吃东西了，就是做一个吞咽动作都疼；再后来，我又做化疗，导致白血球下降，那个年代，连生白血球的药都没有，一直硬扛着等到血象回升才继续治疗，再后来回升不了了，骨髓抑制就变得特别严重，只好输血。就这么折腾着，总算是把6次治疗都做完了。”

“总之，我的第一次患癌的整个治疗过程很痛苦，但总算控制住了乳腺癌。”史安利感叹。

2003年，56岁被确诊为结直肠癌

与癌“相安无事”17年后，2003年，“我总觉得肚子不得劲、疼，而且我注意到我的大便中有黏液，是棕色的，这可能是脱落的细胞组织。当时正巧在韩国首尔开会，正好有个肿瘤专家坐我旁边，我就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让我赶紧回去做肠镜。”史安利表示，“那时候，国内大部分人还没有做肠镜的意识，所以，我回国后先做了一个大便常规检查，潜血阴性，也就是说胃肠道没有出血；又做了一个肛查，医生也说没事。但肛查只有8厘米，肠癌可能发生在更深处，所以，我还是听了专家的话，坚持做了肠镜。”

没想到，做肠镜时就看到了肿瘤，确定患上了结直肠癌，需要赶紧做手术！由于发现得早，术后又坚持做康复，史安利又一次和癌症擦肩而过。

2015年，68岁再次检查出了乳腺癌

2015年，在史安利团队的积极努力争取之下，第18届全球乳癌患者支持大会（RRI）要在中国召开，整个筹备的过程都十分紧张。“当时我是大会主席，负责整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大会开幕前夕我总觉右侧胸疼，而且晚上经常疼醒，但这次没有像第一次能摸出来肿块，不过我还是赶紧到医院找大夫看诊。当时大夫手诊没摸出来，建议我去做B超和钼靶，检查结果显示右侧乳房也患上乳腺癌，而且是原发，不是癌症转移。”

此时，距离RRI大会只有一个月时间，是忍痛等开完会再做手术？还是立即手术？

“我选择了立马手术”，史安利叹了口气，“乳腺癌术后1周，我就站在了国际会议的讲台上，用英文介绍我们中国的抗癌组织，介绍中国群体抗癌发挥的作用，以及我们做的1.5万乳癌患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用数据证明我们患者组织发挥的作用，有利于患者身心康复。身体上的疼痛让我感觉像是走上了刑场一样，但我告诉我自己，一定要以微笑面对大家，把我们中国的形象展示给大家，我绝对不能垂头丧气！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作为主办方办的会议，我们很自豪、也很想办好。”

“从大会上讲完了下来，我就到救护车上去验血，准备下一次化疗了。当时全球乳癌患者支持大会主席知道我的情况后，都在一旁偷偷抹泪，对我说‘你太了不起了’。”再次回忆起来，史安利的眼眶依然有些湿润。

与癌为伴，少不了术后康复与温暖支持

很多人了解到史安利的三次患癌经历，都充满了惊讶和敬佩。

“其实，每一个人患癌后多多少少都会有心理问题，只是轻重不一样、表现不一样，包括我自己。我在第一次得了乳腺癌后，一直都不愿意告诉任何人，我能感觉到我有点抑郁情绪，但十几年来，我都是闷着自己，始终有一个心结没有打开。”史安利说道，“因为我自己是学医的，也是做肿瘤相关科研管理工作的，自己却得了肿瘤，我就觉得没干好工作，觉得丢人。”

后来，在第二次得了癌症后，偶然的一次机会，史安利去参加北京癌症康复会的文艺会演，“整个礼堂坐满了病友，当舞台的幕布一拉开时，我特别震撼，舞台上的病友演得特别好，他们的阳光、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深深打动了我，当时，我的眼泪哗哗地就流了下来，特别感动！”史安利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我觉得自愧不如，人家都能这么积极向上，我为什么打不开心结？而且我还是有医学知识的人，更应该帮助他们才对啊。”

史安利依然清楚地记得，在1986年第一次得了乳腺癌后，有一个女患者术后也出现了像她一样的手臂水肿，由于没有做好康复训练，该患者的整个手臂都废了，摸着就跟石头一样硬，手也举不起来。而史安利在乳腺癌术后坚持做“手臂弯曲”的动作，不间断地通过慢走、游泳等锻炼，成功实现了乳腺癌康复。

由此，从2003年退休后，史安利便开始了癌症康复的工作，为帮助更多的病友努力。2003年，她成为了中国癌症基金副秘书长兼患者援助项目负责人；2010年至今，任中国抗癌协会康复分会会长；2015年成立北京爱谱癌症患者关爱基金会，并但任管理委员会主席。

“对于癌症患者，尤其是中老年癌症患者来说，康复是一个综合的康复过程，康复介入的时机应该是从治疗开始就为今后的康复打下基础，最后实现治疗的全程康复管理。”史安利分享自己的康复经验，中老年人器官功能逐年衰退，吃了很多营养物质可能不吸收，所以除了饮食调理，更应该去运动，做肌肉和力量训练。

“我从小就喜欢运动，小学、中学时，我都是体操运动员，大学是田径运动员，我在北医上学的时候还在全国高校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后来得了癌症，我也一直在运动。”史安利笑谈，“结直肠癌术后，我去医院复查，孙燕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临床肿瘤专家）对我说，‘一是营养摄入不够，二是欠缺运动’。这两句话一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所以我一点点增加锻炼的时间、长度，慢慢有了好转。”

而且，在史安利看来，从一诊断为癌症开始，患者就应该做好自身心理疏导，不要把不良情绪闷在心里，如果能加入病友组织，和病友一起成长、变好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支持、心理支持。

患者在康复组织里就像是回到第二个家，在这里，癌症患者可获得各种大量的科普知识；可以得到专家的明确指导，合理地进行综合康复；可与医生面对面，获得更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可根据自身身体情况参加一些有益的集体活动，分散精力，愉悦心情；还可通过参加集体活动，增加一定的运动量，提高自身免疫力。

“对于癌症患者来说，在医院里的治疗时间是短期的，出院后的康复过程才是长期的。在这康复期间内，如果没有一个组织，给出系统、科学的康复指导，仅仅靠个人的力量去康复，是很难成功的。”史安利补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工作也是利于康复的最好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