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功勋工人吃不起抗癌药 抗癌药为何这么贵?

55年前，原公浦成功加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心脏”部件——铀球；如今，与癌症相伴的7年里，他受困于贫穷、病痛和昂贵的抗癌药。

他想不通，当年“比天还大”的原子弹研制难关，和大西北戈壁滩漫天的风沙，都没能难住他，退休后却因看不起病、吃不起药而奔走无门。

吃不起抗癌药的原子弹工人

2011年，原公浦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并发生全身骨转移。

2012年，接受手术切除后，原公浦仍需接受药物治疗，每个月必须去医院进行复查。在医生的建议下，他吃了半年的氟他胺，个人每月需要负担六七百元，产生抗药性后换成进口药康士德，费用稍贵，但不到半年又出现抗药性。

让原公浦产生巨大心理压力的，不是癌症晚期本身，而是手术后随之而来的经济压力。

原公浦（图片来源：北京青年报）

原公浦和老伴没有上海医保。

1994年，原公浦一家从甘肃省404核基地退休回到上海，享受副处级退休待遇，退休金每个月900元不到，妻子更低些。原有单位每年可报销180元医药费，对于时常看病的两人杯水车薪。

2004年开始，两人作为支内退休人员，开始享受上海医疗帮困补助，但报销比例远低于正规医保。

治疗中产生药物抗药性后，医生建议了其他自费药物，原公浦看着费用单，他不得已停药了，“没有办法，上万块一个月，根本吃不起”。

原公浦心里很难受，他现在只有一个心愿，“住什么地方都好，只要有钱吃药”。

2013年的一个偶然机会，原公浦去仁济医院参与一种抗前列腺癌药物的临床试验。

两年的试验结束时，原公浦病情稳定下来。仁济医院泌尿科的朱意德医师惊喜地发现，没有再出现耐药的情况，他建议原公浦继续服用该种药物。

然而，原公浦参加实验的药物于2015年在国内正式上市，一盒价格一度高达6万元，即使2017年纳入医保后，个人也需要承担6千元以上。

彼时，原公浦和老伴每个月的退休金加在一起，才刚刚够买一瓶药。

抗癌药为啥这么贵?

先列举两个常用抗癌药的价格：

我们常见的白血病癌症需要的药——格列卫，它在中国香港的价格为17000元，美国为13600元，澳大利亚为10000左右，日本为16000元，韩国约为3000元，而“格列卫”在中国的药价是23500元。

根据人民网在2015年初的调查显示，格列卫原研药在中国大陆的零售价格为全世界最高。有媒体做过调查统计，格列卫在美国的售价是13600左右，澳大利亚为10616，香港18000，日本16440，韩国只要9720元人民币左右，是全世界30多个销售国家中最低的。而更重要的是，在以上大多数国家，格列卫早已纳入国家医保，甚至可以全额报销。

我们常见的肺癌，其肺癌靶向药物主要分为EGFR-TKI药物以及奥克抑制剂的TKI药物 ，在EGFR-TKI药物中有易瑞沙、特罗凯、凯美纳，每月费用大约在5000-7000元左右，二代TKI药物有阿法替尼，每月费用大约在1万元左右。

一粒药片上千块，抗癌药为何这么贵?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药政司司长于竞进表示，抗癌药品费用高主要因为企业研发成本高，需高定价收回前期投入，而且我国医保保障能力有限，导致部分患者费用负担重。

1、新药的研制、试验都需要资金

一个创新药（可以在美国上市的），直接研发支出至少是7亿美元。如果算上那些失败的药物，一个药物上市的平均直接支出要25亿美元，而且一般只有十年的销售期。这是研发支出，不算后期的销售费用制造摊销，注定不能薄利多销。

2、药品都有专利保护

药品的专利保护期为20年，在专利保护期内，新药就是独家垄断商品，即使别的药厂获得了药品配方，也不能生产上市这款药品。销售代理的单一性，导致药品价格不能随市场变动而变动。

3、国家医疗保险保障能力有限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筹资标准目前人均不到700元，大病保险报销后，部分患者自负费用负担仍然很重，补充保险、商业保险、慈善救助等发挥作用不够。

4、药品上市需要时间和金钱成本

每种药品上市前需要做4个临床试验，而这些必须要实验对象，这些不仅需要时间成本，也需要经济成本，最后，只能群众来买单。而进口药则更复杂了，一般需要经历4个阶段：在原产国做临床测试——在原产国上市——在中国做临床测试——在中国上市。

5、进口药品征收关税增值税等

在中国大陆，还会针对进口药征收3%-6%不等的关税，以及17%的增值税。此外，还有15%的医院加价，以及20%的流转费用。而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药品的增值税为0。

抗癌药降价的难点在哪？

近期，官方一直在密集出招，促进药品降价。

1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作出部署，选择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沈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西安11个城市开展试点工作（以下简称4+7城市）。

3月，“4+7”带量采购试点进入落地阶段。伴随国家和地方层面密集推出举措促药品降价，国内外医药企业也开始为争取市场份额，加入调价行列，部分药企产品降价幅度甚至超过七成。

不过，让病人真正感受到抗癌药降价带来的实际优惠，可能还需要闯很多关。

1、药占比是主要的“拦路虎”

对于药企而言，药品被写入医生的处方才意味着销售的完成，也是销量攀升的关键。当下，药占比是医疗机构用药的紧箍咒，政府要求公立医疗机构药占比不超过30%，尤其是高价药实难进医院。

重庆、安徽、天津等地曾发文尝试对医保谈判的药品实行单独结算，不纳入药占比。这一方面促进了谈判品种进入医院，但不纳入药占比，又引发业界关于药物滥用和医保超支的隐忧。

2、降税效果并不明显

关税和增值税是最先突破点，使抗癌药价格降幅达2%－6%。先是抹去关税，从2018年5月1日起，中国以暂定税率方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此前，关税在2%－6%之间。

其次增值税调整，减按3%征收。举个例子，若A药品出厂价800元一盒，经销商以1000元销售给医疗机构，在此环节降税前16%的“一般纳税”是以企业购进和销出价格的增值部分200元为计税依据，应纳税32元；而3%的“简易纳税”，以单笔销售额1000元为计税依据，应纳税30元，降税前后差额仅为2元。

3、以量换价的博弈

市场机制下，价格与用量挂钩。一种药品被纳入医保能带来销量攀升，药企为了得到销量以降价作为代价——如果说在没有医保的情况下，一个月药企只能卖200盒，需要高价来回收成本，但有医保支付后，销量很可能跃升为2万盒，价格降一半也许就不算什么了，这是一个以量换价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