娓娓道来丨“大医”郑树和她的11765张随访卡

记载1964年肿瘤病人信息的随访卡是发黄的、陈旧的，时光的气息一下子扑面而来。当87岁的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教授郑树试图打开时，捆扎着它们的发脆的橡皮筋悄无声息地断掉了。深深浅浅的笔迹记录了一个病人从出院到生命终点的全过程。郑树一一查阅，看到“查无此人”“失访”，她的心一下子揪起来，而当巴掌大的卡片上重新出现“生存”“健康”，她的眉头又舒展开来。

每一张随访卡，都有一个故事

最近，郑树迎来两件喜事：一是在浙江省举办的首个“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上，她荣膺“医师终身荣誉奖”；二是一位在1985年接受直肠癌手术治疗后失访的病人，被重新纳入随访体系，他今年91岁，仍然康健。这也牵出一段浙医二院随访卡的往事，从1964年开始，11765张随访卡跨越半个多世纪。小小的一张卡片，是医患关系的纽带、是检验治疗效果的试金石，也是肿瘤科学研究的基石。“医之为道大矣，医之为任重矣。”这里面，也是一位87岁“大医”一生未改的初心和担当。

91岁患者被重新纳入随访

最近，从建德来浙医二院检查身体的王建斌，带着自己91岁父亲的一桩心愿。他的父亲1985年9月因直肠癌入院，手术很成功，现在仍然能够行动。起初几年，他每年都能接到医院的随访电话，后来因为他换号码，和医院失联了。这次他来，特意找到科室，想让医院重新随访他父亲。

王建斌到科室里转了几遭，他很想再次感谢当年替他父亲开刀的主治医生，“当时手术做了9个小时，医生下来累得不成样子……”他专心寻找年纪大的面孔，但遗憾都不是记忆中的样子。

郑树教授（中）在检查随访卡

他找到郑树教授登记，眼见父亲的随访卡上联系方式更新，王建斌高高兴兴地走了。此后，他连续接到医院的两个随访电话：“你父亲的身体好不好？排便好不好？”王建斌说，医院的关怀，让他感到很温暖。

随访的意义何在？

郑树曾教过外科总论、局部解剖、肿瘤病理等临床医学课程。她熟知，肿瘤学教科书的最后一个章节，讲的就是随访，随访是肿瘤治疗全过程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恶性肿瘤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全身性疾病，手术并非一劳永逸。即使病灶被完全切除，依然存在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的可能，”郑树言简意赅地介绍说，肿瘤患者治疗后，进行定期复查和随访，可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而随访的结果，可以掌握肿瘤的发展规律，用于筛选出更有效的治疗方案，助力医疗健康事业的进步，“这就是我们跟踪到底的一个原因。”

医患关系的纽带

每一天，当郑树一如往常地踏进浙医二院的大门，她总会看到，门诊大楼入口，是一幅医学人文经典照片：广济医院（浙医二院前身）首任院长、英国医学博士梅藤更和小患者互致鞠躬。一边是西服、礼帽，一边是马褂、长辫，医患之间的彼此尊重、和谐关爱，弥合了年龄、国界、文化的差别。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从全国著名肿瘤病理学家专家上海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上海市立镭锭医院）顾绥岳教授那里，郑树带回第一张随访卡，一个旷日持久、与患者心心相系的随访体系因此萌芽。

郑树记得，那时的随访卡，还是“洞卡”，病人的性别、年龄、发病部位、接受治疗等信息用相应的位置打洞的形式记录下来，分门别类。刚开始时，访问出院病人需要手写信，郑树就一封封地写，再附上付了邮资的信封，等待病人回信。后来，手写信逐渐被油印取代。一位曾接受乳腺手术治疗病人向医生倾诉，自己“头偏疼、偏胀、心态不好、行走不太方便，”医生在信上提醒，“你的固定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病人道歉说，“可能白天都在上班，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郑树对病人的牵挂，从随访卡延续到生活点滴。一位退休的护士记得，郑树有个习惯：病人开刀前后，她不放心，术前术后，总要从家里跑来医院，再去瞧一眼。

这是潜移默化的传承：郑树的老师、原浙大医学院院长王季午查房时，对病人的情况查问得仔细，而且他总是站着，直到年迈时，别人才给他准备了一张藤椅。医生站着查房，成为医院里一条不成文的惯例，这体现的也是对患者的尊重与关爱。

杨凤英22岁时第一次遇见郑树。当时，她腹部右下方的瘤子，已经将肠胃顶到腹腔左上角去了，“打开肚子一看，里面一塌糊涂”，郑树说。她在杨凤英身上，率先尝试了先化疗、将肿瘤缩小再开刀的疗法。

当年化疗后“瘦得像床薄棉被”的年轻女孩杨凤英，今年70岁了，皮肤白皙、笑容朗朗，看上去还比同龄人年轻些。她向钱报记者回忆了当年温暖她的一幕幕：那时医院只有楼梯，她父亲和郑树抬着担架的两只角，把她抬上楼，又是郑树一把把她抱起来，抱进三楼的手术室。

48年来，郑树和杨凤英成了好朋友。退休前，杨凤英是服装方面的质检专家，郑树和朋友要出国，急着置办服装，来不及就找杨凤英做。拿到好的布料，郑树总是对她说，“你再给自己做一身吧！”

14年前，郑树在随访时发现，杨凤英的腹部有个硬块，杨凤英随之接受手术，“我总是习惯性叫她郑医师，不管她后来升到什么职位，郑医师对患者总是有求必应。”杨凤英的眼角闪烁着泪光。

“做人一定要负责任”

1984年，当时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的郑树跨越半个地球，站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乳腺癌专家、提出辅助治疗第一人的Bernard Fisher面前，首先让53岁的她震撼的，是Fisher先生建立的一套完整而庞大的随访体系：“当时，每年就有2000个乳腺癌病人的治疗材料要进入Fisher先生的随访体系，制度非常完整。”

当第一次在Fisher办公室见面，Fisher上下打量这位中国客人，很干脆地问她为何要来这里。郑树被突如其来的提问打蒙了，她脱口而出两个病例，一个是一位武汉病人，开刀18年后，“冬眠”的癌细胞苏醒；还有一个是郑树的好朋友，她的乳腺肿瘤很小，郑树为她实行了扩大乳房根治术，结果还没出院发现右下腹转移结节，一个礼拜后骨转移，一个多月就离世了，“这么小的肿瘤为何如此凶险，我想不通”，她告诉Fisher。

郑树终其一生都在和大肠癌之谜作斗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她率领团队到海宁、嘉善地区开展大肠癌筛查。当时，海宁有56万人，她们查了30岁以上的24万多人，靠的就是指检和一个15公分的直肠镜。

第一年，团队筛出4000多例高危人群，研究因此取得突破性进展，论文发表在国内外知名期刊，荣誉纷至沓来。

回到杭州，夜阑人静，郑树却想起下乡时居住在破庙的夜晚：方圆几里没有人烟，有时早晨醒来，白茫茫一片，低头看，棉被上也飘落了雪花。她陡然打了一个激灵，继而想起那4000多个高危人群，心底一个声音问：“难道我们把他们筛查出来，就不管了吗？”

年少时，郑树做小学校长的父亲教育她，就是朴素的一句，“做人一定要负责任。”在郑树的牵头下，海宁和嘉善的筛查，从此一年年地做下去了，随访也伴随始终。嘉善县自1987年起开展基于人群的肿瘤登记报告工作，是国内最早开展肿瘤登记工作的登记点之一，由于资料保存完备、质量高，肿瘤登记数据连续4次被《五大洲癌症发病率》收录，是国内县级肿瘤登记处唯一一个。而对海宁筛查出的高危人群，团队进行了每2~3年随访复查长达20年，经统计明确，海宁大肠癌发病率降低了31%。

如今，仍带领研究生做课题的郑树，还有两个最想解开的谜底。一个，和她30多年前在Fisher先生面前脱口而出的病例一样，她想探究，为何有的肿瘤局部很小，但很凶险；还有一个，是肠癌为什么会转移到肝脏去，“要预测，要干预，要阻断，”郑树干脆地说。

“肿瘤的合理、科学、规范化治疗，要建立在很好的随访基础上，郑校长就是想建立这么一套体系，”在郑树的弟子、浙二大肠癌诊治中心丁克峰教授看来，随访卡以小见大，体现的是“一个普通医生、一个负责任的医生和一个负责任的医生科学家”的差别：“一个普通的医生，毛病治好了，我就不管了；一个负责任的医生，认认真真治，治好了病人感谢你；但郑校长是负责任的医生科学家，她强调规范化治疗，但是在此基础上，又特别强调个体化治疗。我们总是讲医生的临床经验，有时临床经验就是一种感觉，郑校长的感觉，就是从一张张随访卡片里积累起来的。”

资料详尽的随访卡

郑树听着，摇摇头，笑了，指着丁克峰说：“你讲得太过头了，”她又指指丁克峰，“当我研究不动时，希望你们能继续出来。”

不老的心态，更新的随访体系

2002年，郑树71岁，正式退休了。那一天，没有鲜花、没有仪式，甚至和前一天并没有任何不同，就像永远纤尘不染的白大褂。郑树自然而然地回到工作岗位，“医院仍旧保持我的工作环境，我也有力气继续干下去。”郑树笑笑说。

郑树教授在实验室

如今，每周一、三上午，是郑树固定出门诊的日子，下午，还要诊治上午遗留下来的病人；每周二是MDT（多学科诊疗模式），其他时间还要上课、带研究生、做课题。8月24日，当我见到郑树的时候，她正“咔咔”地点着鼠标，准备月底去北京讲课的大会报告的幻灯片，她的身后，是金庸先生写给她的一幅字，“郑人高义，树木树人”。

“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几十年下来了已经习惯了。”郑树常年穿着平底鞋，她带领记者下楼去见她两位年轻的研究生，我差一点跟不上她的脚步。

个人命运，无可避免地随时代湍流沉浮。郑树是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经历过动荡岁月，参与撰写中国最早的一套肿瘤学专著，担任过浙江医科大学校长，桃李满天下。她一点点“讨钱”建起西湖边的浙江医科大学3号教学楼，又眼睁睁地看着由于四校合并，地块被卖掉，高楼夷为平地。她访学过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瑞士，甚至还当过浙江女子篮球队队长。

如今，像一棵树历经风雨后将年轮刻在内心，郑树也老了。71岁时，曾经的“一把刀”、能把手术剪刀当血管钳使的她还在上手术。她记得，最后一台手术，是一个上海来的盆腔肿瘤病人，当地的医院说无法手术，郑树看了片子，觉得盆腔间还有空隙，能做！

下了手术，郑树到处找不到自己的老花镜，其实，她上手术台时根本没戴。“原来我还能看清啊！”郑树自豪地想。

而她一手创立管理的随访体系，还在不断更新。张惠娟老师自2016年开始接过随访任务，平均每天要打30个以上的电话。像楼上的郑树教授一样，她也喜欢听到好消息，病人在电话那端一句“都蛮好的”，就能让她喜笑颜开、频频点头。也有时电话那头，也许是个年轻人的声音：“人都走了还有什么好问！”张惠娟叹息一声，并不把自己受到的冷遇放在心上。一个电话打不通，她做好记号，隔天再打。随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她做的就是最平凡也是最基础的工作。

除了“笨功夫”，随访还步入大数据精准医疗的新时代。浙二大肠癌诊治中心丁克峰教授作为首席科学家，带领团队领衔国家级科研攻关项目——“结直肠癌专病队列”。目前，队列研究中的随访，将大数据技术、流行病学理论和遗传学技术等高新技术汇集，成为了精准医学时代的先锋学科。这些技术的整合，将使随访的信息更加准确，分析更加客观，得出的结论，将使结直肠癌预防和干预更加精准有效。

浙医二院大肠癌多学科诊治团队

“在校长的眼里，我们永远都是孩子，其实校长的心态也还和孩子一样，永远对新技术、新事物充满好奇，充满求知欲。”丁克峰说，郑树校长依然是他们的“定海神针”，郑树言传身教的医术、医德、医道，足以令他终身受用。

做完最后一台手术的那天，郑树缓慢地脱下白大褂。一回头，她恍惚看见第一次上手术的自己。那一年，她23岁，还是个实习医生。那是一台阑尾手术，她负责缝伤口。拆线的时候，她发现伤口不平，稍微有点高低。这个疙瘩，仍存在87岁的郑树的记忆里。

（为保护患者隐私，王建斌为化名）

文章来源：2018年8月31日 钱江晚报 特别报道

跨半个世纪的11765张随访卡里，藏着怎样的医患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