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甬川：让患者感受到爱与关怀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6号楼19楼，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我们见到了肿瘤外科主任邓甬川。他的办公室仅有方丈，办公桌上一台电脑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其余的地方琳琅满目地摆放着各类书刊杂志，像一座小型图书馆。“不好意思，条件有些艰苦，好的房间我们都做病房了。” 邓甬川说。
1978年，邓甬川考入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1986年，他在职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师从浙江医科大学校长郑树教授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甄永苏院士。老师渊博的学识和正直的人品成为邓甬川日后工作和学习的标杆。“如今，郑教授和甄教授都80多岁了，目前仍在实验室工作，不为名、不为利，把科学研究当成了终身的乐趣。”
读研期间，邓甬川有3年的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工作日每天早晨8点进实验室，做实验、查文献，一直到晚上10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两点一线，周而复始。休息日必定会去图书馆看书。1991年博士毕业后，他婉言谢绝了老师留京发展的建议，加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肿瘤外科团队，把科室从一开始的半个病区几名医生，逐步发展为今天的4个病区，50多名医生的规模。
“保住乳房，
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2017年发布的《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乳腺癌仍然是女性发病率最高的肿瘤之一。据估算，到2021年，中国将有250万乳腺癌患者。
“有一种病人很可惜，原本她保留乳房的条件很好，但因为外在因素——亲朋好友的影响而选择了切除乳房。家人往往会劝说：‘你都生癌了，还要那么美干什么，肯定是命要紧了哦！’”邓甬川说，“其实保留乳房和切除乳房对乳腺癌的治疗效果是没有影响的。国外有70%的乳腺癌患者都选择保留了乳房，中国这个比例却在30%以下。因为中国老百姓普遍认为切除乳房会比保留效果更好，导致那么多中国乳腺癌病人都把乳房切掉了。”邓甬川总能很快地接受新的治疗理念，用国际上最新的手术方式和治疗方案治疗病人。
邓甬川曾接诊过一位女病人，她叫徐晓萍（化名），24岁，正是最美好的年华。初来时，她很忧虑，因为她的右侧乳房有一个很大的肿块,淋巴结也出现了转移。她说：“邓主任，我已经到其他医院去看过了，接诊医生要我把乳房切掉，还让家人来劝我……我还那么年轻，我不甘心！”面对有如此迫切需求的病人，邓甬川仔细评估后告诉徐晓萍：“我们可以帮助你试一试，通过全身治疗把你的肿块缩小，保留乳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要能保住乳房，什么样的风险我都愿意承担。”徐晓萍斩钉截铁地说。
经过几个月的系统治疗，徐晓萍的肿块缩小了，乳房保住了，“前两天这位患者来复查，一切正常，我们也很高兴。”邓甬川说。作为当事人的徐晓萍更是难掩心中的喜悦，她动情地说：“邓主任，太感谢你了，没有你，我的乳房就没有了，保住乳房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关心患者，
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
一直以来，HER2阳性乳癌因缺少有效的治疗，曾经是治疗效果最差的乳腺癌。2002年，乳腺癌靶向药物曲妥珠单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这是进口靶向药物在我国第一次开展临床试验。经过前期严格的筛选，浙医二院肿瘤外科成为中国的8个研究分中心之一，邓甬川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其中。
“当时病人没有参与临床研究的概念，我们医生也是第一次开展工作，没有先例可循，需要我们去摸索。”邓甬川说。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很难招募到乳腺癌患者参加临床试验，因为大家普遍的想法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还有就是不愿意做“小白鼠”，所以即使是最好的药物免费使用也应者寥寥。有的病人一听是临床实验就一口回绝，有的好不容易答应了，第二天又反悔了。
邓甬川和他的团队经过近半年的努力，最终选定了10名符合实验要求的患者，开始了长达10年的随访。为了能够顺利地完成临床研究和获得完整的数据，邓甬川和他的团队克服很多困难尽可能给病人提供最大的便利，很多病人由此成为邓甬川的“VIP”。有时，即使邓甬川正在手术，病人到楼下打来一个电话，他也会马上派一名医生去接待这些复诊病人。“这些我们都已习以为常了。真正地关心患者，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患者才会感受到爱与关怀，才会更好地配合临床研究与随访。”
2008年底，曲妥珠单抗在国内获得早期乳癌的适应证。这种靶向药物经过临床实验证明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的复发率和死亡风险，成为HER2阳性的标准化治疗并被写入了教科书。
“邓老师用自己的方式
让我们认识到问题所在”
周医生是邓甬川的研究生，如今也是肿瘤外科的一名主治医生。提起邓老师，周医生说：“今生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一位好老师，他很少批评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永远是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让人特别容易接受。”
一次工作日清晨，周医生接到了邓老师的电话：“小周，早饭我帮你买好啦，你快来吃吧。”周医生心中一惊，继而联想到自己近段时间有过几次迟到，感激、后悔、愧疚的情绪一齐涌上心头。她一路小跑着奔向办公室，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以后我再也不能迟到啦，否则邓老师又要给我买早饭了。“邓老师不主动提出我们的问题，但却用自己的方式让我们认识到问题所在。”
邓甬川遇到科室成员出现倦怠情绪时，他也从不去质问为什么工作还没有完成，而是耐心地询问：“最近心情如何，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啦，我能帮你们做点什么？”
对于同事、学生的“家务事”，邓甬川更是关怀备至，尽己所能给予帮助。科里同事出国进修，他会不时联系他们的家人，询问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同事生病住院总能看到他奔前忙后的身影。
几年前，一位研究生的父亲大便隐血反复发作，经久不愈，当地的医生考虑肠癌可能，甚至谈到了几年之内的存活率，一家人惊慌失措。当时，那名学生正准备去手术，知道消息后人在原地呆愣了好几秒钟，但清醒后，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邓老师。“工作学习这些年，我们早就把邓老师当做亲人了。他也很热心，所以我们有事就找邓老师帮忙。”果然，电话打通后，邓甬川首先安慰道：“你先不要急，工作同事会帮忙完成的，先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我已经帮你联系好医生了，赶紧带父亲过来检查吧。”一周后，检查结果出来了，是阴性，邓甬川心中的石头这才落了地。
“我的老师郑树教授和甄永苏教授一直很慈祥和蔼，对我的影响很大。在学生面前，我是大，他们是小；在科室里，我是上级，他们是下级，以大欺小、以上欺下，他人只会畏惧但却不会认同，又何来人格魅力可言呢？”工作中，邓甬川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
来源：健康报
素材提供：浙医二院 肿瘤外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