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肝病名家王鸿士治疗肝病的“三大法”
孙凤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王鸿士,肝病名家,1919 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医学世家,祖辈七代为医,卒于1985 年。自幼受到父辈医术熏陶,立志以岐黄济世,北平国医学院毕业后,先后师从京城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及前清宫御医瞿文楼,深得两位大师之真传,医术精湛,悬壶济世,仁爱广济,为中医药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对于肝病的某些体征,化验检查和诊断应建立在中西医结合、辨病辨证相结合的观点上。既尊重临床体征和化验检查,重视其客观意义,又重视中医的辨病辨证特色,紧抓患者的主证特点,区别对待,具体治疗。
“郁”有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之分。“郁”在肝病的发病过程中尤为重要,六郁和七情内伤可相因为病。诸郁的关键在气化,故治疗应当以顺其气化为先。肝病之治疗其法多端,但不外乎“平其亢、补其衰、疏其郁”三法,根本目的在于“以求肝和”。肝脏体阴而用阳,其体为阴,故阳邪侵袭易阴液受灼而致其衰,其用为阳,七情之伤,易致其阳亢,故“平亢”“补衰”之法常用,但强调“疏郁”之法应贯穿在“平亢”“补衰”之中。
北京中医医院肝病科是全国中医院中有悠久历史的肝病科之一,曾经孕育了一代又一代肝病名家,王鸿士先生便是肝病科早期的创始人之一。2014 年,笔者有幸调入北京中医医院肝病科工作,得以深入学习肝病科历代肝病名家的学术思想及治肝经验。2015 年适逢王鸿士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谨以此文表示对前辈的追思和怀念。
擅长疑难精于肝病
虽然现代医学技术不断进步,人类仍然时刻面对不计其数的疑难疾病,王鸿士先生对中医精益求精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广泛接纳并吸取现代医学知识及科学技术,与时俱进,使其对疑难病例的诊治更上一层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肝病盛行,尤其是慢性肝病缺少特效的治疗方法。王鸿士先生不断深入钻研,在深入学习中医传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总结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肝经验,兹介绍如下:
祛湿除热是治疗急性肝炎的法则
王鸿士先生通过实践证明,历代医学文献所记载的经验和理论,在临床实践中具有很强指导意义。对于急性黄疸型肝炎,王鸿士经临床实践深刻体会到此病症是温热病或湿温的特殊表现。湿得热而愈深,热因湿而愈炽。湿和热是其发病的主要病因,在临床上又多因湿和热的多少深浅表现为不同的临床类型,在治疗上多根据不同的临床类型,以茵陈蒿汤为主方,辨证加减。
扶正补虚是治疗慢性肝炎的关键
慢性肝炎病程较长,其病状也多较复杂,故辨证过程中“辨别虚实”是治疗的关键,辨虚实是一重要环节。其辨证要点是需要四诊合参,全面观察,认真分析慢性肝病变化的全过程及其虚实真假属性,否则,容易误诊误治。如慢性肝炎患者,也常常出现大便溏泻,久久不止的症状,似乎多属脾虚证候;但是也有不少患者却兼湿热积滞之候而被忽略,比如大便微微黏滞而不显著者,便后不畅,便意较多。过食肥甘油腻,或误投滋补之品,以致胃肠湿热积滞,也可以出现大便溏泄。是故便溏腹泻,证有虚实,不可以用健脾益气一法统治之。
病证结合,重视实验室检查结果
王鸿士先生认为,对于肝病的某些体征,化验检查和诊断应建立在中西医结合,辨病辨证相结合的观点上。既尊重临床体征和化验检查,重视其客观意义,又重视中医的辨病辨证特色,紧抓患者的主证特点,区别对待,具体治疗。王鸿士先生非常重视把现代医学的进步与中医药治疗肝病紧密结合,这也是他治疗肝病卓有成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巧用理气药以疏肝解郁
王鸿士先生认为“郁”为百病之源,诸疾之始;“郁”有郁结、滞而不通之义;有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之分。他认为“郁”在肝病的发病过程中尤为重要,因为气郁则生湿,湿郁则生热,热郁则生痰,痰郁则血不行,血郁则湿不消,郁久则可导致积聚、臌胀的发生。以上六郁和七情内伤可相因为病。因为诸郁的关键在气化,故治疗应当以顺其气化为先。疏气令调,郁结自散。使用理气药物既可健脾止痛,又可解郁除满,对软肝散结也可起到一定作用。而且诸郁多以气滞血淤为转归,诸郁之中以气郁和血郁占多数,故王鸿士先生在治疗肝病时常用行气活血解郁药。
攻补兼施,灵活辨治肝硬化腹水
肝硬化,肝功能失代偿,出现腹水,腹胀病苦,病情复杂,预后较差,一般治疗较困难。古人通过实践,把本病的预后归纳为“唇黑伤肝、缺盆平伤心,脐突伤脾,背平伤肺,足心平伤肾”等五种绝候,是谓不治之证。王鸿士先生根据多年临床体会,认为肝硬化病例实证较少而虚证较多,且多久治不愈和反复发作的患者。王鸿士先生治疗多用攻补兼施法。所谓“攻”主要在于利水。从临床症状看,本病的最大痛苦在腹水所引起的胀满、尿少,腹水不改善,胀满不得消。因之消除腹水是减轻胀满的关键。但是消除腹水的途径,非单纯使用利水药一途,而应当根据具体患者的“腹水”“臌胀”之病机,辨证论治。比如,水气犯肺型患者,实际上是在腹水基础上,又发生了胸水,主要是水气上犯,肺气壅塞不得下降,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出现小便不利,水湿停聚。治疗不仅要利水为法,还须用麻黄、杏仁、葶苈子,开提肺气,并加强利水。腹水消退仅仅是标证的缓解。腹水消退以后的康复和顾本则更为重要。例如,有患者腹水消失后,脾虚气弱变为主要表现,实验室检查血浆蛋白水平偏低,故须补气养血,健脾渗利,继续治疗。
重肝胃不和在急慢性肝病中的作用
王鸿士先生非常注重脏腑辨证在肝病中的作用,认为急性肝炎和慢性肝炎,皆可见有肝胃不和症状,但病机不尽相同。前者病处急性过程,多见湿热较盛,邪阻三焦而肝胃不和,故治以清热利湿为主,疏肝理气和胃为辅,清利药用得多而理气和中药用得少。后者多属慢性过程,相对湿热较轻,脾虚气滞不运明显,因而肝胃不和,治以行气化滞,舒肝和胃为主,清利为辅,是故所用清热利湿药少而行气化滞、健脾和中药多。余如病程久暂,虚实盛衰,自当根据脏腑盛衰、病邪轻重精心辨治。
多法运用以求“肝和”
肝为将军之官、主藏血、主疏泄、体阴而用阳,外感湿热疫毒之邪,或内有饮食、七情之伤,都会影响其疏泄和藏血之功能。王鸿士先生认为肝病之治疗其法多端,但不外乎“平其亢、补其衰、疏其郁”三法,根本目的在于“以求肝和”。肝脏体阴而用阳,其体为阴,故阳邪侵袭易阴液受灼而致其衰,其用为阳,七情之伤,易致其阳亢,故“平亢”“补衰”之法常用,但王鸿士先生强调“疏郁”之法应贯穿在“平亢”“补衰”之中。正如唐容川在《血证论·脏腑病机论》中所言:“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设肝之清阳不能疏泄水谷,渗泄中满之证在所不免。”
因此,王鸿士先生认为治疗肝病,一要分清肝之衰亢,二要常以疏肝为枢机。例如,临床治疗肝炎,常以清热解毒利湿、活血化瘀、滋补肝肾为“平亢”“补衰”之常用法,疏肝理气、疏调脾胃为“疏郁”之常用大法。柴胡、枳壳、青皮、陈皮、香附、郁金、木香、砂仁、川楝子等理气药为常用的臣佐之药,在肝病治疗中适当使用理气药物,有助于肝主疏泄功能的恢复,有助于主流药物疗效的提高,以至于达到“肝和”。
悬壶济世仁心仁术
王鸿士先生在掌握精湛医术的同时更有一颗仁爱之心。他经常跟年轻医生说:“生命对任何人只有一次,生命面前人人平等”。王鸿士先生一生以救治病人为天职,先生高尚的医德一直影响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大医之道在于精诚,孙思邈“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警句,正是先生行医数载历程的真实写照。时光飞逝,王鸿士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了,再次阅读先生的医案,再次阅读先生当年与患者的往来书信,再度追忆先生的行医经历,倍受感动和鼓舞。吾辈当以先辈为楷模,传承先生治肝经验,学习先生“不问贫富,济世为怀”的高尚医德,不懈努力,为广大肝病患者尽心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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