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一：百年魂 健康梦

2017年第一次发布

为庆祝和纪念中华医学会百年诞辰，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委会和编辑部精心组织了“百年魂中国梦”栏目，邀请在心血管病防治各领域为我国现代心脏病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科带头人撰写系列文章，回顾总结历史，展望未来，努力开创新时代。

回顾百年历史，我国的心血管医学发展与世界同步。心血管疾病的诊断手段从听诊器、心电图和X 线胸片起步，发展到当今的“三轴”（超声、CT、MRI）、“两翼”（X 线+ 造影和核医学）与“一中心”（患者）的现代心血管影像学体系。心血管疾病的治疗由生活方式治疗和药物治疗为基础，拓展出以心导管为基本技术的介入治疗和外科手术治疗。治疗的模式由传统的经验医学转化为循证医学，进一步转向价值导向（Value-based）医学和3P(Personal, Preventive and Predictive) 即个性化、预防为主和可预测的医学。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们深深怀念已离开我们的我国心血管医学的创业者和开拓者吴英恺教授和董承琅教授。吴英恺教授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和统筹全面的魄力与战略眼光和董承琅教授深厚扎实的临床功底，为我国心血管医学的发展打下了雄厚坚实的基础。一位心胸外科医生能够从1950 年开始指引着预防为主的心血管医学发展方向，他具有多么令人敬佩的远见卓识！吴英恺教授先在阜外医院、后在安贞医院建立医院为基地的流行病学研究机构与团队，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开展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在他带领下，大力开展了高血压防治，成功探索首钢高血压防控模式；他大力推动控烟工作；对心脏康复的开拓者们给予支持和鼓励。吴英恺教授在1970 年代组建了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创办了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刘力生教授回忆，改革开放早期，她陪吴英恺院长出访美国，回国途中她问吴院长，回去主要开展什么工作？刘教授以为吴院长作为心胸外科专家，可能会推动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开展，吴院长却回答：“预防，只有预防，才有出路”。这是我国心血管医学发展史上最精彩的一段对话。董承琅教授和陶寿淇教授合著的《实用心脏病学》是培养几代心血管医生的医学圣经。

毛主席讲过，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样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收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我国心血管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国际交流和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但不能生硬照抄照搬。例如欧美国家曾使用大剂量胺碘酮治心律失常，使用大剂量利尿剂治疗高血压，现今又使用最大强度剂量他汀防治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病，这显然不适合我国的临床情况。如照抄照搬这一套做法，就会在我国患者导致严重副作用，又浪费医疗资源。在我国尚不具备开展有创性心内电生理检查的时候，食管调搏技术的研发与普及，大大推动了我国心电生理的发展，培养了我国这方面的专业队伍，为之后的心电生理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在1970 年研发和广泛推广应用了单片复方制剂——复方降压片，比西方国家至少早了30 年；我国广东研发的体外反搏技术走向了世界，成为心脏康复的有效手段。穿中国鞋，走中国路，圆中国梦，同时又努力探索用中国模式，解决世界难题，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在我国的心血管医学技术、设备器具研发、介入与手术的难度、规模、数量都快速发展能与世界比肩的今日，我们更应继承发扬先辈们的精神与传统，高举公益、预防、规范和创新的旗帜，推动心血管医学回归人文、临床和基本功。只有把治已病，甚至应对疾病终末期的高成本技术的追求转向重视预防疾病和维护健康，落实预防为主的医学，才是供得起、可持续的均等、公平和可及的医学。这正是中华医学会与心血管医学第二个百年最艰巨的任务和最神圣的职责，也是每位心血管医生应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

本文节选自《医学评论、人文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