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记得北京降压0号？

中国年轻一代报道医药的记者还知道北京降压0号药吗？

韩启德院士说，很多教授现在没用过降压0号，尤其是大医学院出来的。

因为现在很多贵药都是那些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过论文的，医生就认为那是好药。所以“0号”这类老药值得去做很重要的学术工作，也拿到那些刊物上去发表一下，这很重要。

“0号”研发人之一的洪昭光教授说，像“0号”这样疗效确切、副作用小、价格低廉的国产药应该能发挥更大作用。

一位资深报道医药行业的记者很形象地表达他的观点：“零号有点像干净的连锁酒店，但有五星六星酒店了，很多先富起来的只喜欢后者，偏偏他们引导时尚和消费。”

我为何突然想起“降压0号”这个问题？几天前，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医学界、学术界著名专家学者等20多人参与，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健康中国 自主创新 造福百姓”的研讨会。

著名医改专家李玲教授主持了此次研讨。她指出，中国这么大的扶贫力度，但是很多农民还是因病致贫。

如果我们的医疗、医保、医药能够更合理的联动起来，把基层高血压等慢病控制住，扶贫的钱可以节省很多，而且老百姓的幸福感会极大提升。

基于成本和可持续性，要求中国人的医药创新一定要按中国的方式来做，一定要有国家政策来培育创新，才能发展壮大。

我们上个世纪70年代有很多创新，人工胰岛素、青蒿素、北京降压0号（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等这些创新经验值得我们今天再来借鉴。

对于北京降压0号，我从上小学就知道了，因为我父亲39岁就被确诊为高血压患者，他当时吃的就是北京降压0号。

当我40岁时被确诊为高血压时，我最初也是吃北京降压0号，早中晚，一天三片。

但后来，我再去医院看病时，医生给我推荐了几种国外品牌的高血压药，一天一片，降压效果还不错，但是有一种的副作用就是咳嗽。

当时正赶上非典，咳嗽是一种很可怕的迹象。害的我咳嗽时，总会无奈地解释说:"这是高血压药的副作用。”

我原本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咳嗽的副作用。但当我得知一个同事的父亲有同样的副作用时，我就对此药产生了疑问：“为何不能研发把这种咳嗽的副作用除根呢？”

后来医生给我换了另一种德国产的高血压药，一天一次，再也没有了咳嗽问题。但是这种药贵，一天一片7块钱，一个月花200多元。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翻译该高血压药说明书的人，他说自己也是服用这个药，每天半片的药量就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

我周围的朋友经常会问我一些高血压有关的小问题，尽管我都建议去医院佩戴Holder后遵医嘱，但还是推荐了我服用的这个品牌的高血压药。

直到有一天，我家小时工说，她在山东乡下的公婆也被诊断高血压病，她问我吃什么药好，多少钱。

听我说每月至少100多元，而且要终生服药，她说 ：“我们吃不起了，怎么吃药比吃饭还贵呀！有便宜的高血压药吗？”

我告诉她说，便宜的药副作用比较大。她问什么是副作用，我说是对肝肾的损伤。

她仿佛找到了救命草说：“没有关系，只要能降压就行。”

她的公婆后来患中风去世。但她说的那句“吃药怎么比吃饭还贵”的感叹我一直记得。

言归正传，在这次研讨会上，国家心血管病中心资讯部主任陈伟伟教授提出，防治高血压不只是吃几个药的问题，最根本的是长期管理，这里面也要考虑卫生经济学问题。

高血压患者药物治疗一定要有可及性，中国这么大国家，要走高血压防控的自主创新特色之路。

我们2.7亿的高血压病人，都用昂贵的进口药绝对是死路一条，应该走国产化道路，让老百姓用上价格便宜的好药。

在百姓用药的好坏评价问题上，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王增武教授提出了个人对好药的判断：

一个药物是不是有它的适用价值，第一，使用的药品有效没效；第二，正作用和副作用比起来哪个更显著；第三，获取是不是方便和便宜。

尽管社会上有专家质疑“降压0号”之类物美价廉的药没有国际学术的推荐，但是不妨碍它在真实世界的广泛评判标准，这在国际医学领域也是很认可的标准。

现在基层的慢病防治现状是，发现率逐渐高，而治疗效率不高，所以一个长效、有效的药物，对于改善药物依从性方面，提高治疗控制率方面也非常有用，在针对医生培训方面、在医生用药准确性方面也都有很积极的意义。

洪昭光教授认为，慢性疾病发展太快，影响了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

我记得大约二十几年前，我父亲拿回来一个很薄的蓝色小本子，推荐说这本书写的非常通俗易懂，是医学科普教育的好教材。

我看到了封面上印着洪昭光三个字，这位养生大师讲到食物的颜色，特别是黑木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洪昭光教授慷慨直言：“我们到2030年，要让中国越来越健康。我担心的是什么，我们慢性病总的患病率、发病率、死亡率都是在上升的，按这个情况，2030年不会有健康中国的。”

据他介绍，1958年，吴英恺院士领导的第一次普查，高血压患病人数大约不到3000万，现在已经确诊的，最近公布数两亿五千万。

他疾呼：“每年都增加一千万，2030年怎么可能有健康中国？糖尿病、高血压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很现实很严重的问题，如果都用进口药，人民怎么负担高昂的基础医疗费用，所以像“0号”这样疗效确切、副作用小、价格低廉的国产药应该能发挥更大作用。”

原301医院副院长范利的说法印证了洪教授的关注。她说， 中国的因病致贫确实是中国很大的负担，现在治疗高血压引进最多的是进口的单药复方制剂，但是很贵，最便宜的五六块，高的十几块（一天），很多老百姓根本吃不起。

她提出，我们中国科学家们40多年前就已经研制出了单片复方的“北京降压0号”，经过时间验证，效果很好，可为什么边缘化了呢？

现在的问题是，患者用“降压0号”控制的很好，很多专家就说你现在怎么还用这老药啊？医生总是告诉患者，便宜药没好货，免费药不可靠，所以老百姓就渐渐不接受这种药，再加上我们的宣传不到，这些药都边缘化了。

所以应从国家层面鼓励多使用疗效可靠的国产药品。

韩启德院士在会上肯定现代医学的巨大作用，也对医学的进步提出反思。

他向与会者发问，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医学技术在哪些方面发展的最有成效？答案是很好的控制了感染性疾病。

我们擅长解决的是微生物的问题，而不是我们人体自己的问题，因为医生杀死病菌相对简单。

外科也在我们解决疾病中发生了非常大的作用，有问题的地方切掉就行了，所以大医院的院长很多都是外科大夫。

韩启德院士提出，事实上，在我们面临疾病的时候，技术对我们健康的影响还是太少，能解决的问题太少，因此我们的医学技术一定要有创新，要往前走，但是“用更昂贵的治疗方法，治疗更少数人疾病”的方向发展，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有害的。

说到创新，他认为药品的科学研究不仅仅是创造一个新药，要证明老药确实很好，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他还建议，强调中国自主创新的药品要在国际上发出声音。他特别指出，做卫生评估的时候，一定要做卫生经济评估，特别是跟医疗保险结合起来的时候，是不可缺少的，在制定医疗指南的时候，一定要公开透明，避免利益冲突。

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主任史录文先生认为，创新的国家意志和市场的配置资源的作用关系真的要处理好，创新原创性和仿制药提升之间的关系也要处理好。

现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临床研究，都愿意去做创新，因为这个创新容易发表高水平的文章。

而仿制药提升质量都不愿意做，因为做完之后，跟创新挂不上钩，这恐怕需要国家意志好好去推。

他还呼吁基本药物国家意志的回归。基本药物使用不善，用药不合理，不该用的、用多的、浪费的，导致一年起码浪费三四千亿，需要管这个事情。

专家们一致认为，不论是药品本身还是医药制度设计都要走自主创新之路，是所有百姓享受医疗服务充分和平衡的保障。

刘力生教授已经90高龄了，多精神！

怎么解决新药研发与供给充分的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从国际历史经验和调研论证给出了的方法就是：研发协作、廉价药品供给、政府鼓励使用。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医疗支出巨大，特别是面对慢病防控，要达到健康中国的目标，需要依靠制度和药物的自主创新，使用“中国处方”才能造福百姓，充分发挥制度优势。

多一些制度自信，多一些像青蒿素、“降压0号”这样的廉价自主创新药物，鼓励他们发挥更大价值，能够找到最适合中国老百姓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