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排满高潮（一）
载沣集团“紊政弄权，惟以贵选”的做法恰恰“直接帮了革命党人的忙”。皇族内阁的出台及其倒行逆施，让立宪派对清廷彻底绝望,他们大多转而反清，与革命派一起，汇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掀起了排满高潮，满洲统治终被彻底推翻。
自 1909 年预备立宪步入高潮后，革命运动一度陷入低谷。当年仅有同盟会员佘竟成、熊克武等联合哥老会在四川广安发动了一次起义，旋败。次年有四川同盟会员熊克武、佘英发动的嘉定起义及倪映典、赵声运动之广州新军起义，皆未成。此间章炳麟、陶成章等因对孙文不满，重新组建光复会，与同盟会分裂，革命队伍日趋涣散。1911年 1 月，同盟会员温朝钟、王克明在四川黔江组织“铁血英雄会”起义，未果。4 月 27日，黄兴、朱执信亲率敢死队进攻两广总督署,奋战一昼夜,后因孤军无援而失败。1911年广州起义为孙中山领导的第十次革命，亦是同盟会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起义，林觉民、喻培伦、方声洞、林时爽等八十余革命党精英罹难。经此重创，同盟会陷于涣散和瓦解的状态，主要领导人都非常灰心，没有 1911 年再次发动起义的计划。
而另一方面，1910－1911 年，立宪党人之革命意识逐渐高涨。该党领导人杨度、徐佛苏等本有革命原质，因清廷预备立宪，与民更始，有以安反侧而靖人心，始改言立宪。然多次请愿受挫，让他们又萌生革命心理。譬如徐佛苏 1903 年曾与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人一同组建反清团体华兴会，受政治迫害逃往日本，投入梁启超门下，开始鼓吹立宪。国会大请愿活动中，徐佛苏为国内立宪派领袖之一。1911 年春其致梁启超函中言“欲再倡革命”，且“几欲一齐放倒”。3 月 13 日，梁启超回长信一封与徐探讨。梁氏首先对徐佛苏深表同情，“公愤惋一至此极，此固无怪其然。我究与此妖魔窟相隔稍远，若我与公易地处，则厌世思想或更甚于公，未可知耳”。随后表示对他“几欲一齐放倒”，不敢谓然，但也有可以商略之余地。其实梁启超数月以来也一直在做思想斗争，革命思想“往来于心上者，日必数次”。故终不肯自易其说者，“非自惮以翻云覆雨，为人笑也，实自审其聪明才力，不能任彼事，无取用其所短耳”。对于弟子“从事于旧主义”即重新革命反清，梁氏并不反对，但告诫徐仅以此为目的，勿以之为手段，否则“绝不敢赞同”。
梁启超虽然以不能弃长改短委婉地表示不能再出尔反尔赞同革命，但对其弟子重新革命实际上是鼓励，尤为重要的是，此后其笔端也不断暴露强烈的革命意识。他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中言：“我国民未尝有事弱于人也，而今乃至无一事不弱于人，则徒以今之恶政府为之梗，我国民不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无论建何政策，立何法制，徒以益其敝而自取荼毒。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有不劳吾民之枝枝节节以用其力者矣。”4月，黄兴等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梁启超闻讯撰就《粤乱感言》，认为当今内忧外患无以复加，而现政府无以可望，要之，“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革命论，诚不能自完其说；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非革命论，其不能自完其说更甚。政府日日以制造革命党为事，日日供给革命党以发荣滋长之资料，则全国人心理趋于革命亦甚”。他预测，“革命党之萌芽畅茂，正未有已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其不至驱全国人民化为革命党焉而不止”。以梁启超之立宪导师身份，其强烈的革命导向无疑将引领立宪党人的反清意识迅速发酵；以梁启超之言论钜子身份，其鲜明的革命趋向无疑将激起更多的国人支持反清事业。6 月初，1909 年谘议局成立时便开始酝酿，以国会请愿同志会和谘议局联合会为基础组建的宪友会成立，它是一个合法的资产阶级政党，是立宪党人的政党。谢远涵任临时主席，黄远庸、李文熙任临时书记，常务干事为雷奋、徐佛苏、孙洪伊。宪友会以北京为总部，各省设支部，其地方领袖皆各省谘议局领导，在清末第一批合法政党中，实力最为雄厚。宪友会充分表露“中国中等社会跃起之一特征”，为“诸团体中之最有进步之希望者”。宪友会进一步壮大了立宪派的力量。
事实上，尽管革命形势发展不如立宪运动迅猛，然革命与立宪在国内事实上之互动始终存在。两派人士大大多和平相处，甚或为朋友、至交，也不断有相互转化者。立宪派国会大请愿失败，大骂政府专制、欺骗人民，此于革命运动亦是一种客观支持。一些革命党人也参加立宪团体，呼吁速开国会，与立宪派携手同政府斗争。革命派是革命的直接鼓吹者，立宪派是革命之间接主张者，“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正是立宪派领导的四川保路运动，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故时彦张一麐言：“辛亥革命，皆以谘议局为发端。”
“铁路国有”是“皇族内阁”甫一成立便推出的重大改革之一，为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主导，度支部镇国公载泽力挺，主旨是将原本股份制的民营铁路强制收归国有。保路运动由来已久，原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主，在强烈的反满、反政府情绪下，迅即转为民间与政府之争，尤以四川最为突出。四川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等，实亦控制该省铁路董事会，他们一向主张川路自办，请愿立宪被拒，本已十分愤慨，对于铁路国有，更认为是倒行逆施。在立宪派领导下，四川保路运动一开始坚持的是“文明争路”，他们刊发“庶政公诸舆论”及“川路准归商办”两句谕旨，令各家各户张贴，并设案焚香。然清廷始终坚持原商办川路公司的全部资金不退、不赎、不补之实为掠夺的计划，态度蛮横，川人忍无可忍。蒲殿俊明言：“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昭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8 月 24 日，他们在成都召开保路大会，议决罢市、罢课、停纳税捐，革命党及哥老会领导各州县响应。9 月 1 日，全省实行抗粮抗捐。次日，清廷命端方带兵前往镇压。7 日，川督赵尔丰诱捕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及保路会会长、股东会会长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十余人，并开枪打死 30 余名和平请愿者。同盟会及哥老会领导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包围成都，新军将校亦有人加入，于是川人由和平争路，变为武装反抗。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为四川独立提供了的大好机会，9 月 25 日，荣县由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领导光复，中国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宣告成立。不数日，武昌革命随之而起。“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孙文之言已经被学界所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