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中医要诀：掌握气机升降，学好伤寒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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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而各种物质的运动又必然表现为一定的形式。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认为，“气”是最原始的物质，是构成万物的最小单位，故曰“其细无内”；它充塞于宇宙之间，故曰“其大无外”。一切事物都是物质的“气”运动变化的结果。
气的运动的基本形式就是升降出入，故云“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素问•六微旨大论》）。气的这种升降运动，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和进展。
祖国医学在古代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影响下，对生命现象、疾病的发生发展给予了唯物主义的说明。它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人也是物质的，“人以天地之气生”，“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所以说“气者，人之根本也”（《难经》）。人体是由气、精（“精也者，气之精也”）等物质构成的。气、精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故曰“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王充），“夫精者，生之本也”（《素问•金匮真言论》），“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问•六节藏象论》）。
由此可见，气是维持生命的物质基础，升降出入是气运动的基本形式。因此，气的升降运动贯串于生命过程中的始终。“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素问•六微旨大论》）。
在生命过程中，“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素问•六微旨大论》），没有升降也就没有生命，故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素问•六微旨大论》）。
祖国医学的气机升降学说，就是建立在这种古代唯物主义精气学说的基础之上，它不仅从静态结构，而且还从动态变化上阐述了人体的结构与功能、物质和能量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机体生理活动、病理变化的基本表现形式，贯串于病因、病理、诊断、治疗之中，从而成为祖国医学宝库中的一个独特的理论。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这种“蛋白体在每瞬间，既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生命，即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我完成过程”（《反杜林论》）。
所以说，新陈代谢是生命的基本特征，“死生之机，升降而已”。因此，气机升降出入是机体新陈代谢和维持生命的必然过程。自然界的一切生物，无不赖气化升降运动而化生成长，而这种气的新陈代谢是通过脏腑的气化运动来实现的。
所谓“气”，是指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如水谷之气、呼吸之气等等，及其所包含的能量，表现为各脏腑组织的生理功能。这种精微物质的运动及伴随发生的能量转化，谓之“气化”。气化的过程及其表现形式，称为“气机”。气机的升降出入是人体气化功能的基本形式，脏腑的气化运动，就是升和降的矛盾统一，即所谓气机升降。
人体脏腑的生理功能，无非是升其清阳，降其浊阴，摄其所需，排其所弃。人体脏腑经络、气血津液、营卫阴阳，均赖气机升降出入而相互联系，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它与周围环境不断进行新陈代谢。升降运动是脏腑的特性，是物质运动的规律，而每一种物质运动的形式，又为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本质所规定。因此，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及其物质代谢和能量转换的升降趋势，亦不尽相同。
一般说来，五脏贮藏精气，宜升，六腑传导化物，宜降。就五脏而言，心肺在上，在上者宜降；肝肾在下，在下者宜升；脾胃居中，在通连上下，为升降之枢纽。“六腑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灵枢•本脏篇》）。六腑，虽然以通为用，宜降，但在饮食物的消化、吸收和排泄过程中，也有吸收精微、津液的作用。如胃之腐熟，小肠之泌别清浊，大肠主津液等等，即降中寓升。不仅脏与脏、腑与腑、脏与腑之间相处于升降的统一体中，且每一脏腑亦有升降，即升降中复有升降。
心位胸中，主血脉而藏神，能推动血液在脉中循一定方向循环不总，以供全身的需要。血液是神志活动的主要物质基础，心血上荣头面，供养神明，则神志清晰，思维敏捷，精神充沛，此为心之升；心血下行以养全身，为五脏六腑之主，统御周身各脏腑组织，且心火下降于肾，以温肾水，此为心之降。
肺居膈上，其位最高，为五脏六腑之华盖，主宣发与肃降，主气，司呼吸。“诸气者，皆属于肺”，“天气通于肺”，肺能吸清呼浊，贯注心脉，使气血津液散于全身，内而脏腑经络，外面肌肉皮毛，无处不到，为肺之升；肺气以清肃下降为顺，肺气下降，则呼吸出入有序，水液运行周身，水道通畅，下输膀胱，为肺之降。
肺之宣发与肃降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宣发，就无所谓肃降，没有肃降，也无所谓宣发。只有有宣（升）有肃（降），才能气道通畅，呼吸调匀，保持人体内外的气体交换，才能使气血津液敷布全身，通调水道，下输膀胱。
肝主疏泄，使人体气机调畅，精神愉快，又是保持脾胃正常消化功能的重要条件。肝能协助脾气升清，贮藏血液，调节血量，疏泄于心脉，升发而上；但胆汁乃借肝之余气积聚而成，肝分泌胆汁，下泄于胆、小肠；且能疏泄精关，月经，与生殖机能有关；又通利三焦，降泄而下。
肾主藏精，主骨生髓，通于脑，“脑为髓海”，精能生髓，精髓上充以养脑，“上至脑，下至尾骶，皆精髓升降之道路”。精可化为血，精足则血旺，精血充足，可滋五脏之阴，可发五脏之阳，此为肾精之升；肾精为生长发育之源，“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泄”，“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此为肾精之降。肾主水液，升清降浊而调节水液代谢，将清者——津液，上归于肺而布敷全身，以供脏腑组织利用；使浊者——无用的水液，即代谢产物，下输膀胱，排出体外。这是肾主水液之升降。
脾主运化。水谷精微，赖脾气升清作用，化生气血，以营养周身。故李东垣曰：“饮食入胃而精气先输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养周身，乃清气为天者也；升已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浊阴为地者也。”“脾主五脏之气，肾主五脏之精，皆上奉于天，二者主生化，以奉升浮。是知春生夏长，皆从胃中出也”（《脾胃论》）。“其清者倏焉而化为气，依脾气而上升于肺，其至清而至精者，由肺而灌溉乎四体而为汗液津唾，助血脉益气力而为生生不息之运也。”（《医学正传》）
所以，“升降之机者，在乎脾土之健运”（《医门棒喝》）。脾的气机主升，但脾在运化水谷精微的同时，还把人体所需要的水液运送到全身各组织中去，以发挥滋养濡润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将代谢的水液，下达于肾和膀胱，最后排出体外，此为脾的升中之降。
气机升降运动在正常的生理活动中，虽然和各脏腑皆有关系，但升降之枢纽在于脾胃。人身心肺在上，行营卫而光泽于外；肝肾在下，养筋骨而强壮于内；又须脾胃在中，传化微精以溉四旁。“厚德清静，顺长以盈，至阴内实，物化充成”（《素问•五常政大论》）。“脾具坤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故能使心肺之阳降，肝肾之阴升，而成天地之泰”（周学海《读书随笔》引朱彦修语）。
可见，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为脏腑升降的轴心。“肝主升，肺主降……心主动，肾主静……而静藏不至于枯寂，动泄不至于耗散，升而不至于浮越，降而不至于沉陷，则属之脾中和之德之所主也”，故曰“脾脏居中，为上下升降之枢纽”（《医碥》）。
气机的升降出入，虽以脾胃为中流砥柱，亦须其它脏腑间的相互配合。如肝之升发，肺之肃降，肝升肺降则气机调畅，气血上下贯通。心火下降，则肾水不寒；肾水上济，则心阳不亢，心肾相交，水火既济，心主血，肾藏精，精血相互资生，故心肾之间升降正常，则阴与阳，精与神，水与火之间协调平衡。
“肝藏血、心行之”心肝之间升降正常，则精神情志舒畅，血液运藏有序。肺为水之上源，肾为主水之脏；肺为呼气之主，肾为纳气之根。肺肾之间升降正常，则呼吸和利，水道通调。心主血，肺主气。心肺之间升降正常，则气血相依，运行不息。所谓“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是也。肝藏血，肾藏精。肝主疏泄，肾主闭藏。肝肾升降正常，则精血渗灌，藏泄适度。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居于中焦。脾胃升降正常，出入有序，方能维持“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的正常生理活动，使机体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新陈代谢，以保证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气的不断的自我更新。
在这种新陈代谢过程中，肝之升发，肺之肃降；心火下降，肾水上升；肺主呼气，肾主纳气……，也无不配合脾胃以完成其升降运动。
所以说：“脾以阴土而升于阳，胃以阳土而降于阴。土位于中而火上水下，左木右金，左主乎升，右主乎降，五行之升降、以气不以质也，而升降之权，又在中气……升则赖脾气之左旋，降则赖胃土之右转也。故中气旺则脾升而胃降，四象得以轮旋。中气败则脾郁而胃逆，四象失其运行矣”（《医学求是》）。因此，《吴医汇讲》载王鸣罔之说云：“升降失宜，则脾胃伤。脾胃伤则出纳之机失其常度，而后天之生气已息，鲜不夭札生民者已”。
综上所述，人体脏腑组织不仅各自进行升降运动以完成新陈代谢，而且脏腑组织之间的气机升降又相互配合，相互联系，出入不已，升降不止，不断地从周围环境中摄取适当的物质，并将这种物质转变为自身的化学组成。同时又将自身中较老的部分分解并排泄到周围环境中去，构成了整个机体的气机升降运动。在与周围环境的不断新陈代谢中实现自我更新，维持机体的物质代谢和能量转换的动态平衡，保证脏腑功能活动的正常进行。
升降出入是人体气机功能的基本形式，是脏腑经络、阴阳气血矛盾运动的基本过程。因此，气机升降失常，出入无序，则脏腑气血壅塞，表里内外闭阻，四肢九窍不通，而诸病蜂起。若升降出入停止，“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于是物质和能量代谢告终，生命也就完结。
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劳倦，痰饮淤血等等，均可导致气机升降失常。气机升降失常的病理变化，范围广泛，证候复杂，仅摘其要者简述如下：
1.肺
(1)肺失宣发：证见发热恶寒、胸闷咳嗽、咯痰。
(2)肺失肃降：肃降无权，水道不利，则出现胸闷咳嗽、气急喘促、胸胁胀满、小便不利、水肿痰饮等症。
2.肝
(1)肝气郁结：精神抑郁或性情急躁，则胸胁胀满或窜痛，头目眩晕，甚则“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而生晕厥。
(2)木旺克土：肝气横逆，侵犯脾胃，肝脾不调，则腹胀肠鸣，腹泻；肝胃不和，则嗳气纳呆，恶心呕吐等。
(3)水道失利：疏泄失职，水道壅滞，则出现尿少，浮肿，腹水等症。
(4)肝火上炎：气郁化火，气火上逆于头面部且有明显的热象，则见剧烈头痛，面红目赤、烦躁易怒、两耳暴鸣或暴聋；或升动太过，肝不藏血则见吐血、衄血、月经过多等动血耗血证候。
3.心肾
(1)心肾不交：肾水亏虚，水火不济，则见心烦不眠、口燥咽干，小便黄赤，舌尖红赤或舌绛少苔，脉细数等。
(2)心火上炎：火性炎上，心火内炽，独亢于上，则见心烦，口干，舌尖红赤，口舌糜烂，或舌碎痛，脉弦数等。
(3)水气凌心：心阳下通于肾，故心阳虚常累及肾阳，阳虚水泛，凌心射肺，则见形寒肢冷，心悸水肿，咳喘尿少等。
4.肺肾
(1)肺气上逆：肺气上逆以咳逆上气的上盛证候为主要临床表现，而见咳嗽喘促，甚则不能平卧，肢体水肿等。
(2)肾不纳气：呼多吸少，喘促短气，动辄尤甚，或见浮肿等。
5.脾胃
(1)脾不升清：脾宜升则健，脾不升清，则头目眩晕，腹胀腹泻，甚则中气下陷，出现内脏下垂，阴挺，脱肛。
(2)胃不降浊：胃宜降则和。胃气上逆，轻则嗳气、呃逆、干哕，甚则恶心，呕吐。
(3)清浊相干：清不得升，浊不得降，扰乱中焦，谓之清浊相干，则上吐下泻，发为霍乱。如《灵枢•五乱篇》云：“清气在阴，浊气在阳，清浊相干，乱于肠胃，则为霍乱。”
升降失常的病变虽然复杂，但基本病理表现不外升降不及、升降太过和升降反作三类。临床上当分清何脏何腑，孰升孰降，根据各脏腑升降失调的不同因素而施治。如疏肝理脾，平肝和胃，化饮降逆，辛开苦降，宣降肺气，补肾纳气，补肾固精，交通心肾等，均为恢复气机升降之治。
祖国医学的气机升降学说，是研究机体物质代谢和能量转换的理论。升降出入是人体气化功能的基本形式，是生命存在的基本特征。气化正常，其身则健；气化失常，诸病遂生；气化停止，生命乃绝。
国医大师邓铁涛提倡中医＂学经典，用经典＂。而中医经典之中最切实用，有骨有肉，有灵魂的首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刘渡舟曾说过：＂「伤寒论」是中医之魂。＂广州中医药大学在熊曼琪、李赛美等教授的领导下，办了十期的＂全国经方临床运用高级研修班＂。在中医界内形成了一股经方热，并且持续升温。我是一位基层临床工作者，也不揣浅陋，谈谈个人对经方学习应用的点滴体会，希望各位指正。
一、为什么要学「伤寒杂病论」
山东中医药大学李心机教授说过；学习「伤寒论」就是为了学会和掌握三种方法：1.是学会和掌握读懂「伤寒论」的方法。2.是学习张仲景诊病、辨证、立法、用药的思路和方法。3.是通过学习「伤寒论」，熏陶、孕育自身的中医学所蕴藏的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思维方法。
我觉得很有道理，三者是互相关联的。但作为一个临床工作者，第二点是最重要的，最直接的。用李心机教授的话来说是＂间接地做张仲景的徒弟。从「伤寒论」中了解和学习张仲景是怎么看病的，张仲景是怎么想的，张仲景是怎么辨证和用药的。＂也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的切入点。从这个问题出发；第一个问题自然会做好，如果你会运用仲景的方法去治病，自然你就知道仲景讲了些什么。当然，第一个问题你没有做好，那就谈不上如何运用仲景的思想方法去治病。第三个问题可以是高层次的。但是如果第一、二个问题都做不好。第三个问题也是空话。
（一）张仲景其人及其著作
1.一位名不载经传的民间医生
张仲景 世传其名曰机。（约142年~210年，享年约七十岁）与华佗同为汉末名医，但「后汉书」有＂华佗传＂而无＂张仲景传＂，华佗医术虽高，但却＂耻以医见业＂，不想当医生却向上层靠拢，曾替曹操等治病，而仲景则未有史书载其为上层人士诊病。皇甫谧的「甲乙经序」说仲景见王粲，说他有病，二十年后必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乃授以＂五石散＂，粲未服，后如其言而死。此事看来纯属附会，假托。
2.所谓任长沙太守，史书无载，实是后人伪托的「伤寒论」原序中加上的自署。
3.「伤寒杂病论」一书，仲景在世时，并未流行。晋王叔和生在仲景死后约三十年，利用自己为太医令之便，对散失了的仲景条文进行收集整理。
4.宋时被奉为医圣
5.金元之后，各家学说纷起，刘李朱张薛叶吴等，莫不尊仲景者。
6.至今为止，是所有医藉最多注释者。已出版的各类研究性著作超过1000种，仅日本就有100种以上。
7.历代擅用经方者不乏其人。宋•许叔微、清•喻嘉言、徐灵胎、陈修园、民国曹颖甫、吴棹仙、广东陈焕堂、陈伯坛、易巨荪、黎庇留、谭星缘等都是有名的经方家。
8.除了专用经方者，尚有很多既用经方也用时方的有人称之为＂泛经方派＂，如冉雪峰、蒲辅周、岳美中。特别注意的是吴鞠通，在他的医案中有很多精彩的经方医案。
我们大略了解张仲景其人。可知张仲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临床家，而他的思想方法为后世所遵循，他的方法是可以重复的。经方是经得起重复的高效方，历代医家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掌握他的方法。章太炎说：＂余于方书，独信伤寒。＂
（二）伤寒论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历代不少医家用毕生精力研究伤寒论。
1.伤寒论是自成体系的
a.「汉书•艺文志」载有经方十一家，医经七家。仲景是＂论广＂经方十一家中「汤液经法」而成「伤寒论」的。
b.仲景序近代考证，并非仲景所撰。
2.仲景书是临床书，经方是经过几千年临床千锤百炼的高效的方
a.秦伯未说：＂内难论病书也，伤寒治病书也。＂千金翼方说伤寒论的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四库书目提要」：＂仲景之书，得其一知半解，皆可起死回生。＂
c.章太炎：＂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以伤寒为独甚。＂
d.曹颖甫说：＂仲景之脉证治法似置病因、病原、病理等于不问，非不问也，第不详矣。惟以其脉证治法之完备，吾人但循其道以治病，即已绰有余裕。故常有病已愈，而吾人尚莫名其所以愈者，或竟有尚不知其病之何名者。＂仲景书之真，从一些条文可见。如100条：＂伤寒，阳脉涩，阴脉微，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不瘥者，与小柴胡汤主之。＂宁作一些试探性治疗。也不会作空泛的臆测。
e.岳美中说：＂伤寒，金匮察证候不言病理，出方剂不言药性，从客观立论，投药石以祛疾。＂
f.陆渊雷说：＂仲景书意在治疗，不尚理论正是识见胜人处。＂
3.伤寒论首创辨证论治
4.伤寒杂病论，不只是治外感病，也广泛用于杂病。
二、怎样学好用好经方
（一）熟读原文，掌握方证
熟读以至背诵伤寒论的原文，历来是学习伤寒论的最重要方法，也是运用好经方的基本功。
1.广东著名的伤寒派＂四大金刚＂之首陈伯坛追忆自己年轻时：＂读仲景书，几乎揽卷死活过去。＂
2.我曾遇一疑诊为席汉氏病的患者，第一时间反应是金匮干血劳证，用大黄庶虫丸而治愈。金匮：＂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营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缓中补虚，大黄庶虫丸主之。＂
3.现代经方大师刘渡舟说：＂辨证论治的方法，我认为当分两步走；第一步叫继承，首先要记住张仲景的原话，做到脱口而出，背诵如流。这种学习方法，虽然是按图索骥，照猫画虎，近于临摹，但毕竟迈进了仲景的辨证大门。＂
4.全面掌握条文，就能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例如：太阳病的脉象，讲义而言，表虚者脉浮缓，表实者脉浮紧，这是一般而言，如果我们细读原文便知道，情况会有特殊，所以要四诊合参。第52条：＂脉浮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学习诊断学时都知道：浮则为表，数则为热。特别是后世温病理念下绝不会使用麻黄汤的。此外，脉浮缓也会是太阳表实证。如第39条：＂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
5.虽擅用经方者不乏其人，但毕竟凤毛麟角，目前在临床医生中仍然不是主流。仍然属少数民族。原因多端；a.＂古方不能治今病＂。b."南人无伤寒＂。c."师其法而不泥其方＂。d."不敢用、不会用、不愿用＂。
故此，新方满天飞，唐宋以后新方何止万数？这些观点或现象障碍着经方的承传，使仲景之学仅成为＂可望不可即＂的东西＂束之高阁＂。
以桂枝汤、麻黄汤为例，桂枝汤为医方之祖，群方之冠。学中医的人几乎无人说不晓得桂枝汤，但用于临床上却畏首畏尾，无非是上述观点先入为主，因而，临床上纵有桂枝汤证、麻黄汤证也视而不见。「内经」：＂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不问见证，但以发病时间以代替辨证。故见到夏月发热恶寒无汗者，称为阴暑、暑兼寒湿。有麻黄汤摆着不用，却另立一首新加香薷饮，强称香薷为夏月之麻黄。亦即是说，夏月有麻黄证而不用麻黄，而以香薷代之。
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载桂枝汤医案六例。有三例是夏暑时节的。「吴鞠通医案」中载：＂鞠通自医案。四十岁时，六月十三日，先暑后风，大汗如雨，恶寒不可解，初用桂枝汤，桂枝二两，毫无效验；次日用八两，半帖而愈。＂看来，夏天是桂枝汤证的多发季节。故曹氏门人姜佐景叹曰：＂然则桂枝汤实为夏日好冷饮而得表证者之第一效方，又岂唯治冬日北地之伤寒而已哉？＂曹氏也说：＂桂枝汤方独于夏令为宜也。＂
（二）立足临床，努力理解仲景本意
历代医家往往穷毕生精力，白首穷经都欲寻求原文本意。但多难得其旨趣，甚至误读。其实仲景书文字非常简朴，没有空谈泛论，多是叙述式、条列式写出。「伤寒论」这本书并不深奥，是作者用当时的白话或者方言，把自己的想法，做法，或所见过的，包括看病的过程记录下来而成。仲景书蕴涵着其独特的理论体系。
历代研究伤寒论的著作中，有很多的是研究伤寒论这本书，并不是研究怎样治病。故必须立足临床，从白文中探究其辨证用药规律是至为重要的。
1.历代注家多从不同角度理解伤寒论。陈伯坛「读过伤寒论•邓序」说：＂一本有一本之伤寒，一家有一家之仲景。家家自鸣为的派圣道，所以至今未大同。＂所以应以＂仲景释仲景＂、＂以论释论＂。
a.小柴胡汤是否和解之法？
b.＂传经＂问题。
所以，陈伯坛「读过伤寒论•林序」说：＂仲景书必跳出旁门可读，犹乎段师琵琶，须不近乐器十年乃可授。＂要学好仲景书，用好仲景方，必须摒弃固有思维。
（三）谨守＂方证对应＂
＂方证对应＂又叫＂方证相应＂、＂方证相对＂。提到这个问题，大家都会想到现代经方大家胡希恕先生的一句名言：＂方证是辩证的尖端＂刘渡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方证相对论＂，大力提倡方证相对。仲景在317条后说：＂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日本古方派也大力提倡＂方证相应＂。
所谓＂证＂，就是指体征、指征、状态、体质、证据。临床上只要使用什么经方，必然要有指征，有证据。换然之，病人有什么＂证＂，我们就可以用什么＂方＂。也是我们看到前人医案经常提到的所谓：＂丝丝入扣＂。＂丝丝入扣＂是评价医生处方用药的最高水平。
a.清代伤寒大家柯韵伯指出：＂仲景之方，因病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症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有是证、则用是方。＂
b.陈修园：＂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用此方必用此药。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名证，明明提出大眼目。＂
c.徐灵胎：＂探求三十年，而后悟其所以然，于是不类经而类方。＂
要懂得选什么方，先要知道其适应证。因此，熟悉原文才能掌握方证，临床的时候才能信手拈来。
例如：177条：＂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
378条：＂干呕、吐诞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
64条：＂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
金匮：＂肾著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甘姜苓术汤主之。＂
熟悉原文，不单是对该方证相应条文的掌握。还要对＂证＂进行比较。如头痛、呕吐、口渴等进行鉴别比较，这样临证时才不致做出错误的判断。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就是一本很好的＂证状鉴别诊断学＂可参考。
历史上任何一位经方家，不论他用何种理论去解释原文，但到临床时他必是方证对应的。（许叔微「伤寒九十论」、曹颖甫「经方实验录」、黎庇留医案、易巨荪「集思医案」、胡希恕医案）
（四）明了经方风格
（1）组方原则以临床为据
我们都说经方组方严谨，并非说它严格按「内经」君臣佐使等原则组方，而是处处从临床出发。绝无臆测、推度，也不会叠床架屋，重复用药。
a.自宋以后方书，多以「内经•至真要大论」之说为组方原则，特别是近现代的教科书，更认定仲景制方是谨遵「内经」之训的。「内经•至真要大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其实并未讲＂佐＂），因此，以解释麻黄汤为例；君----麻黄（发汗解表），臣----桂枝（助麻黄发汗解表），佐----杏仁（助麻黄平喘），使----甘草（协和诸药）。如此解释或者可以解释麻黄汤的主药、次药是什么。但是否完全代表了仲景制方的原意。恐怕还是可以斟酌的。细读「伤寒论」原文便知仲景用桂枝实有监制麻黄之意，那就不是作为臣药可以解释得通的。
b.至于方剂学的组成法则，把＂使＂药的作用过于强调，而有了＂引经报使＂之说。＂引经报使＂是金元时张洁古所创。＂使＂药的作用能引导君药直达病所。这种说法乃金元时期才出现的。葛根入阳明、柴胡归肝经......以及升麻升提、桔梗为舟楫之剂，载药上浮，诸花皆升，金石下沉、沉香入下焦等升降之说。如果用此种理论去解释经方是否合符仲景原意？如见有人解释麻黄升麻汤之升麻作用是：升清举陷。续命汤的干姜石膏是一升一降，调理脾胃之阴阳。看来都不是仲景制方之意。
c.「内经•至真要大论」：＂又说：＂汗者不以为奇，下者不以为偶。＂但仲景峻汗之剂的＂大青龙汤＂却是七味药。峻下之剂的＂大承气汤＂却是四味药的，那么，仲景岂非不循圣人之教，离经叛道？
d.又如＂芍药甘草汤＂治脚挛急。又名＂去杖汤＂。近人治＂不安腿＂效果很好。方书多以＂酸甘化阴＂来解释。但这种理论能否推而广之？其他酸甘的药能否都可治脚挛急？
c.清•徐灵胎说：＂一药有一药的性情功效。......同一热药，而附子之热，与干姜之热，迥乎不同。同一寒药，而石膏之寒，与黄连之寒，迥乎不同。＂例如叶天士不用柴胡，认为柴胡劫肝阴，该用柴胡时常以青蒿代之。徐灵胎曾批评曰：＂此老与柴胡为仇。＂吴鞠通之青蒿鳖甲汤，实为叶天士医案方。「温病条辨」中焦篇第83条：＂脉左弦，暮热早凉，汗解渴饮，少阳疟偏于热重者，青蒿鳖甲汤主之。＂条下吴氏自注曰：＂用小柴胡法而小变之，却不用小柴胡之药。＂所以胡希恕狠批之曰：＂舍柴胡而用青蒿，未免欺人。＂事实青蒿能治疟之发热，未必能替代柴胡治胸满之发热也。所谓＂宗古法而变古方者＂大谬也。
（2）选药多自「神农本草经」，绝不芜杂
清•徐灵胎曰：＂汉末张仲景「金匮要略」及「伤寒论」中诸方......其用药之义，与「本经」吻合无间。＂「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共用药物仅156味，其中「伤寒论」仅用93味，核心药物不外乎四五十味。仲景运用这些药物，巧妙组合，却足以应付临床常见病。而这93味中，载于「神农本草经」者有81味。汉时新药的发现当然不如后世之多。但是经汉代前历代的经验总结，疗效肯定。再经组合，而成经典用方。
（3）用药精专，甚少重叠
有一首民谣：＂药过十二三，大夫必不黏，没读圣人书，何敢把脉参。＂这首民谣说出了如果一个医生的处方开出十二三味，是没读过仲景书，不是经方家的风格。常见有些医案说是某某方加减，其实已把某某方加减到面目全非，例如有些说是小柴胡汤加减，其方共十五六味，其实只有柴胡和甘草是小柴胡汤。看过一篇文章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但其处方却多达十七八味，什么紫苑、冬花、前胡、川贝、鱼腥草、石膏等止咳祛痰，清热等药用了一大堆。主次不明，甚或原方影子难寻，面目全非，那还算经方吗？即使治好病，但其思路已不是经方的思路。也见得处方之人，胸无定见，恐仲景方药力不逮，毫无信心，故而叠床架屋。对自己辨证同样不自信任，心虚故而为之。也是未读懂仲景书，故开不出经方风格的处方。
举个例半夏厚朴汤，治：＂妇人咽中如有炙脔。＂药只五味：半夏、厚朴、苏叶、茯苓、生姜。后世「局方」等称为＂四七汤＂或又叫＂七气汤＂，谓可治七气（寒、热、喜、怒、忧、愁、愤），或四种药（减生姜）可治七气。此方五味药，看似平淡无奇，万不能乱作加减。从本方药物组成看为后世理气化湿之品，后世之藿香正气汤十多味药中便有此五味，但临床上半夏厚朴汤仍是半夏厚朴汤，正气汤仍是正气汤，不要混同视之。用正气汤是治不了＂咽中如有炙脔＂的。这就是经方的奥妙。
仲景的用药通常不会把相同作用的药物重叠使用。就算是五苓散，仲景的组方思路也绝对不是把茯苓、白术、朱苓、泽泻四味健脾利水药堆砌起来的。此方的功效也不纯是＂通利水湿＂，如果只以通利水湿，仲景是不会四味利水药齐用的。
试粗略看看五苓散证的相关条文，共十一条，归纳其主要见证包括：1.小便不利。2.微热消渴，或烦渴、或汗出而渴、或渴而口燥烦。3.渴欲饮水，水入即吐（水逆）。4.脐下有悸。5.吐诞沫而癫眩。五类见证外，其次还有＂肉上粟起＂等。归纳其病机为水湿内停，气化不利，津液不布。治疗上固然应利水化气，但选药却甚具针对性。
简单说，五味药就是围绕上述五类症状而设的。
如：＂脐下有悸＂-----以苓桂剂。（悸用桂或加苓，乃仲景通则，如苓桂术甘汤、苓桂味甘汤、苓桂甘枣汤、甚至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癫眩＂、＂水入则吐＂-----以泽泻、白术（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冒者必呕＂）
＂消渴＂-----以猪苓、泽泻（猪苓汤、肾气丸皆有渴，可证之。）
所以那民谣说得好，＂药过十二三、大夫必不黏＂经方用药少而精专。有一两味的小方，如：芍药甘草汤、桂枝甘草汤、泽泻汤、枳术汤、枝子豉汤.....都是疗效很好的名方，不因药味少而治不了大病。
大多经方是四、五、七味。如四逆散、苓桂术甘汤、苓桂味甘汤、白头翁汤、白虎汤、麻黄汤、麻杏石甘汤。（4味）
桂枝汤、五苓散、猪苓汤、桂枝茯苓丸....（5味）
小柴胡汤、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旋复代赭汤、柴胡桂枝干姜汤、大青龙汤（7味）
麻黄升麻汤（14味）、温经汤（12味）、炙甘草汤（9味）、桂枝芍药知母汤（9味）、柴胡加龙骨牡蛎汤（12味）、续命汤（9味）、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9味）除去大黄庶虫丸、薯蓣丸、鳖甲煎丸等丸方外9味、12味的已经算是大方的了。
（4）观其脉证，随证治之
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句话是体现了仲景辨证施治的精神。也体现出仲景临床时跟据不同的情况用药，有用则留之，无用则去之。必要则加之。我看有些时方医案或一些方剂释义。往往用一些猜测的措辞，无现证为依据，例如：久病可能伤肾，加入巴戟、锁阳....。久病入络，加入水蛭、虻虫以活血化瘀通血络....。等等不实之词。从理论来说，隔一治疗，隔二治疗都属于此类。仲景的组方思路是不会如此的。
「金匮•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35~40条，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35条：＂咳嗽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
36条：＂青龙汤已下，多唾口燥，寸脉沉，尺脉微，手足厥逆，气从少腹上冲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热如醉状，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与苓桂味甘汤。＂
37条：＂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者，用苓甘五味姜辛汤，以治其咳满。＂（小青龙去麻、桂、芍、夏加茯苓）
38条：＂咳满即止，而更复渴，冲气复发者，以细辛、干姜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而渴反止者，为支饮也。支饮者，法当冒，冒者必呕，呕者复内半夏以去其水。苓甘五味姜辛夏汤。＂
39条：＂水去呕止，其人形肿者，加杏仁，其证应内麻黄，以其人遂痹，故不内之。若逆而内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
40条：＂若面热如醉者，此为胃热上冲熏其面，加大黄以利之。＂
上述从小青龙汤加减衍变至苓甘五味姜辛夏仁大黄汤。可见仲景立方遣药，有证有据，为什么小青龙汤要精简成苓桂味甘汤？为什么要去桂枝，又复加姜辛？为什么本来要用麻黄但勉强用杏仁？为什么加半夏？为什么加大黄？思路清清楚楚，何劳五行八卦推算一番？
（5）急、重用简
「内经」曰：＂间者并行，甚者独行。＂很有道理。仲景方中，急重之症，药少精而力专。这是合情合理的。
1.急、重之证，药少则用水少。煎煮时间不用太长，利于救治。
2.急、重之证，药重而用宏，直达病所，解决主要矛盾。
此类情况，仲景或以二三味为方，或以水二或四升，煎取一二升。采取急煎急服的办法。
第一，四逆汤类方，以回阳救逆为目的。如：＂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方用：附子一枚（生，破八片）、干姜一两半、甘草二两（炙）。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分温再服。而干姜附子汤、通脉四逆汤、白通汤、白通加猪胆汁人尿汤等，都是单捷小剂。
又如：＂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苦冒眩者，冒眩较重，不堪其苦也，用泽泻汤（泽泻五两、白术二两）。相对量重而味少，其煎法也是＂以水二升，煮取一升。＂不象如炙甘草汤：＂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取三升。＂用水、酒共十五升，则煎煮时间长矣。
第二，承气汤类急下之剂，如当＂阳明三急下＂、＂少阴三急下＂时用的大承气汤仅四味。治＂胸痹＂之瓜蒌薤白白酒汤、瓜蒌薤白半夏汤、枳实薤白桂枝汤等方都是三味。治＂心胸中大寒痛之大建中汤仅三味。还有大黄附子汤等治急症之方大多是单捷小剂，直趋病所，解决主要矛盾。
（6）经方中的甘草、大枣
经方中甘草、大枣的使用频率非常高，甘草与大枣同用比比皆是；在「伤寒论」是35方，「金匮要略」36方。「伤寒论」113方中，用甘草者70方次，大枣为40方次。
用大枣最多的方是＂炙甘草汤＂30枚，当归四逆汤25枚。
用甘草最多的方是＂橘皮竹茹汤＂5两，其次是用4两的：甘草泻心汤、芍药甘草汤、桂枝人参汤、甘草干姜汤、炙甘草汤、生姜甘草汤。
「本草疏证」说：＂「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中，凡为方二百五十，甘草者至百二十方，非甘草主病多，乃诸方必合甘草，始能曲中病情。＂仲景用枣草，能使诸药减毒增效。此二药除了能健脾安中，益气和胃外，主要是能调和桂、姜、麻、附、吴、辛等药性。减少麻、附之毒性，也能减少桂、姜等温燥之性。使病人能受药、纳药。这个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常见一些医生，一见桂枝就说温燥，又说怕病人服药后咽痛、鼻衄。其实除辩证准确外，药物的配伍应充分重视。我日常用麻桂姜辛，甚少见服药后有明显的咽喉痛、鼻衄者。其奥秘在此也。
桂枝、麻黄、干姜、细辛为经方中常用之品。而又性味辛温，带辛辣味，每易刺激咽喉。「伤寒论」中有桂枝的方共45首（连同「金匮」约60首），仅19首不用甘草。麻黄方共13首，都用甘草。用干姜24方，仅8方无用甘草。细辛共5方，有甘草者3方。可见仲景用甘、枣很大可能目的之一是＂偷渡上焦＂，使病人能受药。
传说制方之祖是伊尹，是厨师。很有意思，厨师主要是烹调。烹是煮，调是调味，辛辣之品，怎样才能使之易入口？必须佐之以缓冲剂，甘草、大枣就是很好的缓冲剂，例如桂枝汤中除芍药外，都是厨师常用之品。其次，厨师懂得烹，就是如何煎煮，清代广东东莞有个经方家叫陈焕堂，著了本「仲景归真」，其中第一卷叫「伤寒醒俗」，意思即系针砭时医之流弊，力倡仲景之正流，其中有一段提到，有人用三五钱生姜便谓重，尝见广东人产后，用数十斤老姜煲醋，并不觉热。我觉得他这个案例值得深思，a.姜性虽温，但非如鸠鸩，看广东人焖鸭、焖狗肉、焖鲤鱼何不放三五两生姜，何温之有？b.凡煲姜醋、焖狗肉的姜并不甚辣，什么原因？久煎则辛辣味挥发之矣。所以越是大剂，必要用水越多，用水越多必然久煎。所以大剂与温热，并不一定成正比。小剂量可能会更温热。这是烹与调的妙处。
广州市已故＂市名老中医＂吴粤昌老师编著的「岭南医徵略」其中载民国1932年间，广州惠福西路温良里八号，有一位叫谭孟勤的中医，＂处方不出十许味变化，每方只四五味、六七味而止。惟细辛、川椒、胡椒、干姜、炮天雄、荜拨、薤白、半夏、吴萸等。药量奇重，细辛恒三四两至七八两，川椒、胡椒三四两，干姜、炮天雄二三两，他药称量，统计一方重剂恒达四十余两，轻剂亦十余二十两。用清水一坛，久煎剩二三碗，去滓再煎至一碗，候冷饮之.....奏效如神....信服者众，求诊者愈多。＂
吴老又引用当时著名西医张公让先生「中西医学比观」说：＂谭孟勤先生的处方，也不是毫无效验的。.....观察谭先生之药，久煎药效消失殆尽，虽大剂犹小剂也。＂
（7）经方用量
仲景处方剂量一直以来都被高度重视，经方的用量历来争议也较大，由于古今度量衡差别较大，存在多种说法，近年来较权威的折算多依吴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史」（1984年），汉一两折合今之13.92g。1995年，上海柯雪帆以出土的汉代＂大司农＂（汉代司掌度量衡的政府部门）颁的＂权＂进行考证，汉之一两合今之15.6克。当然，有人认为古有＂神农秤＂（药秤），汉之一两折合今之1~1.6克。但没有实物考证，梁•陶弘景、陶•孙思邈均未有应用。如按吴氏、柯氏的考证，对照现代一般临床医生用量，及「药典」所载用量，仲景书的用量都是相对较重的。如：白虎汤石膏用一斤，小柴胡汤柴胡用半斤、防己地黄汤地黄二斤（绞汁）、炙甘草汤地黄一斤......。我认为仲景书以临床为依归，所以药量较重是其风格。事实上按其用量也是较安全的。中医历来有＂医者意也＂、＂四两拨千斤＂之说法，毕竟用量太轻，是达不到治疗效果的。但近又有人把药量越用越重，我认为却没有必要，观仲景温经止痛用附子量可稍大，一枚至三枚（如桂枝附子汤三枚，炮），而温里回阳则均用一枚，通脉四逆大者一枚，但生用。看来是急煎，水少，急服的原因。
常言道，药物用量乃＂不传之秘＂，但仲景书上的用量真实地传予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去好好研究，按仲景所传去用？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往往就看不到药物的用量，致令我们颇费心思地去揣摩用量。吴鞠通「温病条辨」中用量较之「吴鞠通医案」的用量就轻得多了。好比我们国家「药典」较之临床用量，相差甚远，用量偏轻，且变化幅度少。这可能主要保证用药的安全，避免副作用，却影响了疗效。须知古人谓：＂药不瞑眩，厥疾弗疗。＂
（8）经方的寒热并用
经方寒热并用，又为仲景组方的一大法门。a.除针对病机寒热互见、寒热互用的。如半夏泻心汤、柴胡桂枝干姜汤、乌梅丸、麻黄升麻汤等方。b.也有因阴盛格阳须反佐而用的，如白通加猪胆汁人尿汤。但为监制温药，佐以寒药，令能耐药者，实际应用中，占不少比例。所谓＂去性取用＂。如小青龙加石膏汤，「金匮要略」：＂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龙加石膏汤主之。＂外证是喘而兼有烦躁，小青龙汤为热药（＂以细辛，干姜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往往服后有烦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
又如桂枝芍药知母汤，为治历节：＂诸肢节疼痛，身体汪羸，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此方一派温药，配上芍药知母之寒，而方证描述上未见有热象，故组方原意可能就是借寒润以制温燥。其实经方中多有此意，不必强解。温经汤之麦冬、续命汤之石膏也是此意。
根据《伤寒论》中各证候及侧重研究方药的运用法则，《伤寒论注十人书》有如下几类：
1．以方类证。代表作：柯琴《伤寒来苏集》，徐大椿《伤寒类方》
《伤寒来苏集》——编著者柯琴，字韵伯，号似峰，清代医家。
《伤寒论》成书未久，便因战火散佚，经后王叔和编次，方流传于后。然叔和之编次，已失其旧。其后又经宋臣校正，去仲景原貌更远矣。又有方有执、喻昌等各以己意更定伤寒，更背仲景之旨。故仲景之文遗失者多，后人附会者亦复不少，故读《伤寒论》者，必“凝神定志，慧眼静观，逐条细勘，逐句研审”，“何者为仲景言，何者是叔和笔，其间若脱落、若倒句，与讹字、衍文，须一一指破，顿令作者真面目见于语言文字间”。
遵上述之旨，柯氏参引《内经》之旨，摒诸家之说，据论中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诸词，以证名篇，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于公元1669年作《伤寒论注》四卷。其后，又于公元1674年作《伤寒论翼》二卷、《伤寒附翼》二卷。三书合为一集，名《伤寒来苏集》，凡八卷。
《伤寒论类方·伤寒方论》
《伤寒论类方》——著者徐大椿，又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清代著名的医家。徐氏崇尚经典，主张推求原本，穷其流派，是清代“尊经学派”的中坚人物。对于仲景《伤寒论》中诸方，徐氏认为“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其对《伤寒论》的推崇可见一斑。
《伤寒方论》一书，为清代精抄本，扉页题“汪午桥秘藏方书”，本书撰者不详，系研究《伤寒论》方剂的专著。书中对《伤寒论》一百十三方逐条发挥，每方均从主证、主脉、功用、禁忌、配伍特点、随证加减，以及相似方剂比较得失等诸方面进行论述。全文简明扼要、评判得当，因此很值得今人临证处方用药或研究《伤寒论》方剂时借鉴。
2．以法类证。代表作：尤在泾《伤寒贯珠集》
《伤寒贯珠集》——著者尤怡，字在泾（一作在京），号拙吾，晚号饲鹤山人。著有《伤寒贯珠集》、《金匮要略心典》、《金匮翼》、《医学读书记》、《静香楼医案》等。
尤怡于仲景之学钻研甚深。其所著《伤寒贯珠集》，不但对《伤寒论》原文进行了逐条注解，还采用以六经为纲，治法为目，以方类证的方法，对《伤寒论》原文次序做了重新的编排和归类，突出了伤寒治法特色。该书共八卷，就六经各提其纲，于正治法之外，又列各经之变治法。
3．按因类证。代表作：钱潢《伤寒溯源集》
《伤寒溯源集》——著者钱潢，清代医家，字天来，中年时患伤寒、痛痹几殒，得治而愈。遂立志习医，尊崇《内经》、《伤寒论》，精研不辍，曾注《素问》若干篇，而尤邃于仲景伤寒之学。
本书在内容上删去世传《伤寒论》中“伤寒例”、“可与不可”诸篇。在编次上首先列“阴阳发病六经统论”一篇，将仲景原文“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列于六经之首，作为总纲。然后按照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排列六经，每经皆按先正治法、后变法的顺序编排，以法类证统方，对各篇原文详予注释，释文遵从《灵》、《素》之旨，选取成无己以来历代注家之精微，本着“合者择之，谬者摘之，疑者释之，混者晰之”的原则，而有所补阐、辨正，每方均有方论、析义、辨误、论治，务使读者能明立法之意，用药之因，从中领悟仲景理法制方之妙，体现了钱氏“以法类证统方”的治伤寒的学术特点。书末“附录”，列述“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辨论”、“动气臆说”、“铢两升合古今不同辨论”、“权量考”、“大斗大两”、“长沙无朱雀汤说”等六篇短文，体现了钱氏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
4．按证类证。代表作：沈金鳌《伤寒论纲目》
《伤寒论纲目》——著者沈金鳌，字芊绿，号汲门，晚号尊生老人。四十岁以后遂潜心医学，研习《灵》《素》、仲景之学及仲景以下历代名家，临证各科，均甚精通。后勤于著作，著有《脉象统类》一卷、《诸脉主病诗》、《杂病源流犀烛》、《伤寒纲目》、《妇科玉尺》、《幼科释谜》、《要药分剂》等。
《伤寒论纲目》内容以仲景原文为纲，选取历代医家经典论述为目，间附己见。全书分十六卷，卷首为总论，分述六经主证、阴阳、表里、传变、愈解等。卷一至卷十五为六经内容，作者未遵原文次序，以六经症状分篇归类加以论述。卷十六包括阴阳易、瘥后劳复食复、妇人伤寒等篇，且附入《金匮》百合病、狐惑病、阴毒、阳毒四篇内容。十六卷卷末为平脉、辨脉篇内容，作者仅取魏荔彤《伤寒论本义》加以诠释。全书经纬分明，条理清晰，言语中肯，大有裨于《伤寒论》的研究学习。
根据深入研究仲景辨证思想的理论角度，《伤寒论注十人书》有如下几类：
1．三阴三阳实质-气化派。代表作：张志聪《伤寒论集注》
《伤寒论集注》——著者张志聪，字隐庵，号西陵隐庵道人，明清著名医家，祖辈九代业医，自诩为仲景四十六世裔孙。张氏业师伤寒大家张卿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张氏首著《伤寒论宗印》，次著《伤寒论纲目》，晚年为“俾后之学者，因证而知气候之出入，因治而识经脉之循行，庶正路可由，不入旁门家伎矣”，随潜心著书《伤寒论集注》，无奈稿未成而病卒，后由其弟子高士宗等人编撰补订，于1863年付梓问世。
《伤寒论集注》一书尊成无己、张卿子两家，删去《伤寒例》，首列六经正文，次列《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痉湿暍》、《汗吐下后》诸篇，末列《辨脉》、《平脉》。汇节分章，用运气学说阐释六经病机。张氏对《伤寒》原文前后文互参，总结注疏，令人一目了然，不失为学习《伤寒》不可多得的一本参考书。
2．三阴三阳实质-经络派。代表作：朱肱《伤寒百问》
《伤寒百问》——著者朱肱，字翼中，号无求子，晚号大隐翁.朱肱潜心研究伤寒20年，先于大观元年（1107年）著成《伤寒百问》6卷，类聚伤寒条文，设问答百题。此外朱肱还著有还辑有《内外二景图》、《针灸经穴图》等。
《伤寒百问》以通俗的语言，用问答的形式，来叙述《伤寒论》的原意。书中设一百问，论述伤寒各种相类证候及杂症，抓住了其纲要，易于理解。书中对阴毒伤寒、妇人、小儿伤寒的证治也做了详细论述，充实并发展了《伤寒论》的内容。
《伤寒百问歌》——著者钱闻礼，南宋医家，其撰《伤寒百问歌》四卷，共九十三首。
《伤寒百问歌》以七言歌诀形式论述了临床辨证有关的93个问题：包括六经证候、类证鉴别、症状治法等问题，并引前人有关《伤寒论》注文以阐析部分歌诀，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便于对《伤寒论》主要论点的理解，对后世研究学习《伤寒论》具有很大的帮助。
3．三阴三阳实质-三纲鼎立派。代表作：方有执《伤寒论条辨》，以及以其为基础而作的喻昌《尚论篇》
《伤寒论条辨》——著者方有执，字仲行，明代医家。方氏认为《伤寒论杂病论》经王叔和编次，已有改动；而经成无己的注解，又多窜乱；后世之人惟徇私己，冠履倒置的情况更是严重。于是历经二十余年，方氏对《伤寒论》逐条加以考订。《伤寒论》经方氏整理编次后，进一步加强了原文的系统性和条理性，重点突出，对后世影响较大。
《伤寒论条辨》为方氏研究《伤寒论》呕心之作。方氏指出仲景之书兼论伤寒杂病，六经应统伤寒杂病，而伤寒不能统六经，删去王叔和所撰之伤寒序例，将“辨脉法”、“平脉法”移至卷末，重编仲景原文，考订字句，详予注释。方氏提出《伤寒论》以六经为纲，六经则以太阳为纲，而又将太阳病之“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三纲，即后世所谓“三纲鼎立”说具体化，并作为重要的伤寒学理论加以提出，各相关条文以类相从，如凡桂枝汤证及其变证一类的条文列于“风伤卫”中；凡麻黄汤证及其以“伤寒”冠首的条文列于“寒伤营”中；凡青龙汤证及其“脉浮紧”、“伤寒脉浮”的条文列于“风寒两感营卫俱伤”中。
《尚论篇》——著者喻昌，字嘉言，号西昌老人，明未清初医家。
喻氏对于《伤寒论》条文的重新编次亦极具特色：
其一，将太阳篇分为风伤卫桂枝证、寒伤营麻黄证和风寒两伤营卫的大青龙汤证三纲。喻氏除以三纲论伤寒之外，还进一步提出温病三纲，足见其对三纲说之理解颇深。虽然三纲之说有其不足之处，但方有执三纲思想的确立直接导致了其重新编次《伤寒论》，再加上喻氏的发挥，从而导致了错简重订派与尊经派之间的争论，也促使了明清之际伤寒学说的不断发展。
其二，细究三纲之说的来源，可其明为三纲，实为以法统方，以法统证。喻氏以三纲立论，但注重从法立论。从其定书名为“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以及每卷目录下必标明计多少法即可见一斑。纵观喻氏论述六经各篇，每一经之前，先述证治大意，其次以法为目，法下分列条文，再详加注释，并将合病、并病、坏病、痰病四类附于三阳经末，过经不解、差后劳复、阴阳易病等则附于三阴末。至于六经诸方，亦是以法统方，同一法下，分列诸方。从而将仲景之书及喻氏自己对温症的补充以法为纲，使理法方药归于一统。
4．以经注论、经论結合，开创注解伤寒之先河，引百家争鸣之端始的注解《伤寒论》第一书——《注解伤寒论》
《注解伤寒论》——著者成无己，宋金时聊摄（今山东阳谷县）人，成氏生于医学世家，精于医理，擅于临证，对《伤寒论》的研究更是造诣颇深。著有《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其中《伤寒明理药方论》一卷）。成氏以经释论，以论证经，是注解《伤寒论》的第一家，也是伤寒学派的代表人物。
该书不仅是首次全面注解《伤寒论》的著作，其所采用的“以经释论、以论证经”的研究方法，也堪为后世以经释论的典范。书中将《内经》、《难经》的理论与《伤寒论》有机结合，三者相得益彰，使《伤寒论》第一次从义理上获得全面的解释。同时，《伤寒论》与《内经》、《难经》一脉相承的关系得以昭示，又具有探本寻源之功。《注解伤寒论》引经据典，旁牵众说，深得伤寒之旨，成为了研读《伤寒论》的重要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