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李中梓对“补脾补肾并重法”的理论应用

唐代医家孙思邈提倡“补肾不如补脾”，宋代严用和提倡“补脾不如补肾”，明代薛己师从李东垣注重补脾，同时又注意补肾，明末李中梓又将此发展为先后天根本论，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先后天根本论”。

李氏所谓的“先后天根本论”即是脾肾并重论。其认为人身之根本有两方面，一是先天之本，一是后天之本。先天之本在肾，是人的资始之本；后天之本在脾，是人的资生之本。婴儿初生，先有两肾，故肾为脏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三焦之源，而人资之以为始者，故曰先天之本在肾。婴儿既生，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入于胃，洒陈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故曰后天之本在脾。脾有阴阳，宜平而不宜偏；肾有水火，宜交而不宜分。若先天禀赋独厚，后天失养，则百病丛生。

对脾肾之病的治疗，李氏总结道：“治先天根本，则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治后天根本，则有饮食劳倦之分。饮食伤者，枳术丸主之；劳倦伤者，补中益气主之”。李氏对脾肾的治疗，基本上继承了李东垣、张洁古理脾，薛立斋、赵养葵补肾之法。但李氏的特点是“理脾不拘于辛燥升提，治肾不泥于滋腻呆滞；既反对时医滥施苦寒，又不赞成滥用桂附。

同时，李氏主张补肾与理脾兼行。如欲以甘寒补肾，恐减食不利于脾，故在滋肾之中，佐以砂仁、沉香；欲用辛温理脾，须防愈耗肾水，扶脾之中，参以五味、肉桂。李氏重视脾肾，也很注意审证分辨。如对脾胃后天而言，脾胃具有坤顺之德，而有乾健之运。倘使坤德或惭，当补土以培其卑坚。乾健稍弛，应益火以助其转运。其意即说明滋养无源，重在治脾以补土；运化不健，贵于益命火以助运。

如对痢疾的治疗，李氏就认为此病“在肠胃者，乃属标病。其所感之邪与所受之经，乃本病也”，“痢之为证，多本脾肾”。对虚寒久痢，李氏更主张调补脾肾，认为“在脾者病浅，在肾者病深。肾为胃关，开窍于二阴，未有久痢而肾不损者，故治痢不知补肾，非其治也”。凡口腹怕冷，脉沉细，冷痢积如胶冻或鼻涕，屡服药不愈，大便血色紫黯，均宜理中汤加木香、肉豆蔻等药；若里急而频见污衣，后重得解而转甚，下利久而虚滑者，宜补中益气汤加诃子、五味子、肉豆蔻等药；下利以五更及午前甚者，或病属肾阳不足，火不生土者，宜用肉桂、附子、补骨脂、山药、五味子、赤石脂、禹余粮之类。对于本病的预后，李氏认为：“先泻而后痢者，脾传肾，为贼邪难疗；先痢而后泻者，肾传牌，为微邪易医”。对脏腑虚损的治疗，李氏认为“但能明先天后天根本”的重要性，则会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李氏的证治思想多从脾肾两方面入手，常常把补中益气汤与六味丸、八味丸合用，此其例也。李氏折衷于补脾与补肾之间，而另立新说，可以看做是温补派发展的又一阶段。清代医家程钟龄说：“须知脾弱肾不虚者，则补脾为亟，肾弱而脾不虚者，则肾气为先，若脾肾两虚则两补之，但脾喜燥而恶湿，肾喜润而恶燥；故脾肾两虚之证，须做到补肾而不助湿，健脾而不伤阴。健脾补肾，须分孰重孰轻，总宜结合病情辨证用药。”这种观点可以看做是从李氏之论演变而来，但更切于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