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付教授全面阐述中医药治病理论临床倒退的三大根本原因
主办单位：
河南经方医药研究院
承办单位：
河南经方医药研究院仲景学院（仲景学府）
郑东河南经方医药研究院中医（综合）诊所
河南经方医药研究院仲景学术研究中心
全国著名经方大师王付教授全面阐述中医药治病理论临床倒退的三大根本原因全国著名经方大师王付教授从理论研究到临床应用，从经方研究到经方合方，从经方合方研究到经方合方十八反用药配伍，再从临床研究经方、经方合方、经方合方十八反用药配伍到理论应用，进一步详尽阐述中医药治病理论临床倒退的三大根本原因。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药治病理论的发展与进步，并将中医药治病的理论提升到前无古人的深度和高度。为何张仲景之后中医药理论经过漫长岁月发展到了今天仍然没有人能够达到张仲景诊治水平，为何中医药发展出现了停滞不前或倒退，究其原因尽管有诸多，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受中药十八反配伍禁忌的荒谬言论的制约，二是受故弄玄虚的中药归经理论的限定，三是严重违背《神农本草经》君臣佐使组方原则，且受无中生有随意杜撰的君臣佐使解读方中用药的约束，这三大荒谬言论严重制约或限定或阻碍中医药治病的理论应用的思维思路，也是直接导致当今中医药治病未能与时俱进且趋于停滞不前或倒退。可见，中医药治病理论进步与发展只有彻底消除或打破十八反配伍禁忌的荒谬言论、彻底消除随意杜撰的中药归经理论和方剂学中君臣佐使的玄学，才能真正回归到中医药治病用药本来就纯净的正确道路上，才能真正推动和促进中医药与时俱进的正确道路上。
1.张子和明确提出十八反歌诀是严重阻碍制约中医药治病原有的疗效性可靠性
在中医药理论发展与进步的演变进化过程中处方用药本来就没有十八反配伍禁忌，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是书无论在中医理论发展与进步方面，还是临床应用深化与提高方面都具有古今无人能超越、古今无人能匹配、古今无人能复制的，特别是张仲景在运用十八反配伍用药方面具有非凡的思维思路，对临床诊治复杂多变的疑难病具有独有的独特的非凡疗效，如赤丸可辨治一切寒痰顽疾，附子粳米汤可辨治一切寒痰诸痛，甘遂半夏汤可辨治一切痰水癥痼，张仲景论述的核心是只有合理地选择十八反配伍用药才是最佳治病选择，才能取得最佳疗效，特别是辨治复杂多变的难治性疾病只有选择十八反配伍才能取得最佳疗效，张仲景组方选用十八反配伍用药组方为临床治病指出了辨证思路、治疗方法和大政方针，可见，从《伤寒杂病论》中寻找十八反配伍用药足可证明证实十八反配伍禁忌完全属于荒谬言论。
王怀隐《太平圣惠方》和张子和《儒门事亲》既是理论大家又是临床大家，王氏张氏在理论上明确指出十八反用药属于配伍禁忌，可在临床中仍然应用中药十八反配伍辨治各科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及疫病，王氏张氏这样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错误逻辑竟然被当今诸多研究者视为法宝、视为典范。可见，从王怀隐《太平圣惠方》、张子和《儒门事亲》中寻找十八反配伍用药足可证明证实十八反配伍禁忌完全属于荒谬言论。
2.中药归经理论严重阻碍或制约中医药原有治病的疗效性可靠性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没有所谓的中药归经理论，之后，有诸多主要从事研究《神农本草经》的人多数都不从事临床治病研究工作，从事研究本草者在研究过程产生标新立异、主观想象、闭门臆断地杜撰中药具有归经特性，再加上之后诸多研究本草工作者善于抄写文献、善于盲从，以此演变就有了中药归经理论，这个理论不仅无益于中医药理论的进步与发展，还严重阻碍制约中药原有治病的灵活性、确切性和可靠性。长期以来，诸多研究者将麻黄归为肺经、膀胱经，有否科学理论依据，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研究应用麻黄即可发现，麻黄既可治肺病变如小青龙汤中用麻黄，又可治心病变如半夏麻黄丸中用麻黄；麻黄既可治脾胃病变如文蛤汤、桂枝去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汤中用麻黄，又可治肝病变如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中用麻黄；麻黄既可治肾病变如越婢汤中用麻黄，又可治大肠病变如麻黄升麻汤中用麻黄；麻黄既可治肌肉病变如麻黄加术汤中用麻黄，又可治关节病变如乌头汤中用麻黄，可见，张仲景用麻黄具有广泛性和针对性。从《伤寒杂病论》中寻找中药治病配伍用药理论足可证明证实中药归经理论完全属于荒谬言论。
3.《方剂学》君臣佐使理论严重阻碍制约中医药原有治病的疗效性可靠性
《神农本草经》阐述君臣佐使组方用药基本结构形式“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 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者，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是强调在治病过程中必须首先考虑选用补益药，但在治病过程中还必须重视选用祛除邪气药即毒性药为主要用药。
《黄帝内经》阐述君臣佐使组方用药基本结构形式“帝曰：善，方制君臣，何谓也？岐伯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为使，非上中下三品之谓也。大要也，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岐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既突出君药 在治病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又突出臣药及佐使药在针对疾病次要方面用得最多，这显然不切合临床治病实际。
以肾气丸为例，有的《方剂学》认为君药是附子、桂枝，有的《方剂学》认为君药是干地黄，有的《方剂学》认为是干地黄和附子、桂枝。再如解读炙甘草汤中君药，有的书籍中解读君药是炙甘草，有的书籍中解读君药是生地黄，有的书籍中解读君药是人参等，目前对于肾气丸或炙甘草汤中何药为君，仍然没有统一答案，各执其说，各言其是，特别是解读方剂中臣药及佐使药时更是随心所欲、杂乱无章。
《方剂学》等书籍中运用君臣佐使理论解释方药之间关系主要弊端有三个，一是对方剂中组方用药命名君臣佐使有很大的片面性、主观性、盲目性、模糊性和随意性，确立君药、臣药、佐使药既没有客观评价标准，又没有统一衡量标准。二是运用君臣佐使理论解说方剂用药的基本作用，无论怎样解读方中用药的君臣佐使，但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方中用药都是正确的，药与药之间的配伍关系都是合情合理的，这样研究的结果对学习方剂治病是没有任何临床指导意义的。三是运用君臣佐使理论解读方中用药，根本无法发现方中用药在治病过程中的局限性和不完整性，未能从发现问题中完善组方用药，所以《方剂学》等书籍中运用君臣佐使理论只能培养出教条僵化、不切合临床治病思维模式的学生，更不能培养出中医药临床高级实用人才，可见，抛弃《方剂学》等书籍中运用君臣佐使解读方中用药之间关系的片面性、主观性、模糊性和盲目性问题迫在眉睫。
根据《神农本草经》阐述君臣佐使组方理论，再结合临床治病客观实际组方用药需要即“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从《神农本草经》中寻找组方配伍用药理论完全符合临床治病需要足可证明证实当今诸多教课书中运用君臣佐使曲解方剂用药完全属于虚构的荒谬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