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可以,但看中医不可以,因为“科学观念”不允许

文 / 健康益民交流会
2020-10-27 09:57

原创尼山启明

这个题目还有这种做法现在让人觉着实在不可思议,但却是20世纪上半叶曾经存在的一个事实,亦是一个很可玩味的历史事实。

这不能不让人感叹,现代思维与"科学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没有办法,每个人都要接受时代浪潮的冲击与改造,当然这也包括那些大师。

丁文江就是这样一个死也不会看中医的人。第一次发现丁文江的这个做法,让笔者很是吃惊与不解,此篇文章亦是由此而起。

但逐渐知道这并非丁文江一个人的做法,死也不肯看中医,这在晚清以后的现代大师中,竟然也是一个小成气候的"普遍"现象。

还是先说丁文江吧。他有一次到贵州旅行,不巧的是,他和他的跟佣都病了。但当地没有西医,而丁文江又是一个绝对不相信中医的人,所以请中医诊治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丁文江打电报到贵阳请西医,在那个西医还没赶到的时候,他的那个跟佣已经病死了。丁文江的朋友都劝他不妨先服中药,但对丁文江来说是不可能的事。丁文江终身都没破过戒看中医。

还有高梦旦,亦特别醉心于西医,对中医亦采取决绝的态度。丁文江曾为高梦旦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吃肉走路骂中医,人老心不老";下联是:"喝酒写字说官话,知难行亦难。"高对此一对联很是中意。高梦旦从不看中医,他认为"中医诊断既无科学依据,所开药方,岂可轻易尝试?"并且声明与中医一刀两断:"纵使我病入膏肓,西医束手无策,也不往中医门口过一回身。"

再一个就是傅斯年。傅斯年对中医全无好感,"傅大炮"曾把"炮口"直接对准中医,一通狂轰乱炸之后,中医想得个体面的全尸也难。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报》发表《所谓国医》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其意是说中医根本就没有同西医进行争论的资格。

但若有一个问题摆在他面前,或者死亡,或者看中医,面对这样的问题,傅斯年会怎样回答呢?傅斯年的回答如同他的朋友丁文江一样坚决:不可能看中医。傅斯年在《所谓国医》的最后部分这样表示,"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还有就是陈寅恪。对传统性文化事物表现出最大友好态度的,可以说是非陈寅恪莫属了。唯独对中医,陈寅恪还是要"割袍断义"。陈寅恪晚年写有《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文本合併整理》,文中表达了他对中医的观点,"然而,我却不信中医,认为中医有见效的药物,没有可以说得通的理论"。陈寅恪也说过这样的话,"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最后一个是郭沫若。郭沫若是医科出身,他认为他的"医学知识比文学知识更有根底",但郭沫若对中医亦是很不客气。四十年代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副刊刊出《中医科学化的拟议》文章。他主张中医科学化,"打破什么'国医'和'西医'的界限,要立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医学出来。"其实就是要中医向西医看齐,要用科学来改造中医。

郭沫若有这样的观点,"国医所能医好的病,反正是自己可以好的病",这样来说中医是否存在也就无所谓了。在文章的最后部分,郭沫若说的很绝情,"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丁文江、高梦旦、傅斯年、陈寅恪与郭沫若诸位大师之所以要与中医作永远的诀别,大概都是纠缠在中医不科学这一认识上。

中医真的不科学吗?

我们可以大略考察一下中医所取得的医学成就之一斑。

首先说人的生理结构方面的认知,中医已达到一定的科学水准。比如在对神经系统的认识方面,《素问》认为"人有髓海。脑为髓之海,诸髓比属于脑"。清代出现的《医林改错 脑髓说》的认识就更进一步,认为"灵机、记性不心在脑者,因饮食生气血,长肌肉。清汁为清者,化而为髓。由脊骨上行入脑,名曰脑髓。盛脑髓者,名曰脑海",并且说"两耳过脑,所听之声归于脑;两目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于脑;鼻通于脑,所闻香臭归于脑"。这种对身体各个部位及其在人的神经系统中的不同意义,都作出了相当明确而科学的说明。

再有就是中医在药物学方面的发现与临床应用。远在两千年前,就发现了麻黄有平喘的功效;同时发现大黄、朴硝(硫酸钠)等药物的泻下作用与临床效用。远在公元一世纪时,就发现常山可以治疟疾,黄连可治痢疾(当时叫"肠澼");公元六七世纪,发现槟榔可驱绦虫;十八世纪时,发现鸦胆子可以治阿米巴痢疾(当时叫"冷痢")。以上这些药物的性质与功效,都被现代药理学实验所证实。

可以说在中医世界里,那些"暗合"科学的发现比比皆是。若不是只从狭隘角度理解科学,是不能把中医塑造成科学的对立面的。

周作人在三十年代中期,曾借助英国学者的研究,认为医学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

(1) 本能的医学,(2)神学的医学,(3)玄学的医学与(4)科学的医学。

周作人因而认为,现在所谓西医是"科学的医学",而作为"国粹医"之中医,无论怎么看总还是玄学的,其间当然还夹杂着不少的神学的分子。"成千上万的中医实在不是现代意义的医生,全然是行医的玄学家"(《新旧医学斗争与复古》)。周作人是把西医归于"科学的医学",而把中医归入"玄学的医学"。 哪怕是智慧理性如周作人,也不能避免对中医的贬抑性理解。

不仅中医的科学性无可置疑,中医的临床疗效亦是历经千百年实践检验的。

声称"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郭沫若,其在晚年因右侧肢体活动不便,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工作,还是中医验方"桑枝酒"治愈了他的病。看样子,"麻烦"一下"中国郎中"还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哈佛三杰"之一的汤用彤,曾对中医深恶痛绝。五十年代中期,汤用彤患脑出血,昏迷了近一个月。但经中西医治疗后,身体逐渐康复。事实是摆在眼前,就出现在自己身上,这让汤用彤不能不信服中医。他这样说,"对于针灸的问题,因为我原来以为是一种迷信,就是偶然听见它的疗效,也以为是谣传,所以我对针灸毫不留心。但是在解放以后,由于亲身的经历及耳闻目见,我从对中医的极端反对变成极端的推崇。"

丁文江对中医绝对的拒斥态度,这让晚年的胡适很不以为然,尽管胡适对中医也不是那么友好,更重要的是,晚年的胡适从自由主义角度,对许多事情都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胡适在1956年的日记中写道:"我颇讥弹在君对'中医'、'中药'的武断态度。我指出,所谓'西医',所谓'新医学',也有高下之别,也有人的区别,有设备的区别,人的性情、首先等等区别。如北平的法国医院、德国医院,始终没有有训练的护士!他们的设备也远不如协和医院。"其实西医远不是就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状态,西医绝不是万能的,不管是在东方在西方,特别是在中国,西医在许许多多的领域都需要不断地改进与进化。

胡适时代是如此,在当今的时代依然如此。

笔者对西医有两个认识:其一,西医也是一个逐渐完成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其二,西医并不是科学所指定的唯一代言人,它并不能垄断科学所有的概念与内涵。

因而,对科学本身不能作狭隘的理解与解读,仿佛只有西医才是科学的,一切非西医的形态的就不科学。周作人在《新旧医学斗争与复古》把西医、中医区分理解为新、旧医学之别,这种理解当然是不正确的,同时对中医也是不公平的。

其实,科学所表现出来的形态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似乎中医与科学观念是对立的。其实不然,中医西医,只是表现科学的方式、形态不一样,中医从种种方面上不同于西医,并不意味着中医就是反科学的,而西医并不是科学的化身,哪怕西医是科学的化身,也很难得出结论说,中医是违反科学的。

就好比说,歌剧是一种艺术,你可以很热爱歌剧,但你总不能因为热爱歌剧的缘故,就说京剧不是艺术吧。舞台艺术并不只有歌剧一种形式吧。歌剧有歌剧的审美方式,京剧有京剧的审美方式,不能因为京剧的审美方式不同于歌剧,就认为京剧没有审美,并且认为京剧根本就不是艺术。

曾经,被过度强调的"科学观念"一度把中医整的挺惨,连"废医存药"论都大有市场。而与中医划清界限的结果,不仅是中医自身发展上的损失,同时也是那些大师们自身"卫生"上的一大损失。最终形成的是一种典型的"双输"局面。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