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解读“虚弱史”：近代中国的身体、疾病与荷尔蒙药品

“虚弱病”在中医的补药文化中绵延千年，又随着近代西方荷尔蒙理论与药品的传入衍生出新的形式。一群害怕“虚弱”的人们，生活在手淫、遗精、神经衰落、萎靡和忧郁的疾病恐慌之中。如何理解这个时代？如何反思这段医疗史？

台湾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皮国立先生于2019年11月5日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青年学者读书班”上分享他的新著《虚弱史：近代华人中西医学的情欲诠释与药品文化(1912—1949)》（台湾商务印书馆2019年5月出版），并与读者讨论了关于上述问题的看法。本文系皮国立先生的演讲整理稿，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

讲座现场

关注医疗社会史的读者一定不陌生，近代中国各式新药品推陈出新，包括艾罗补脑汁、人造自来血、韦廉氏大医生红色补丸、鱼肝油、维他命等新式药品，纷纷在此时上市，占据各类报刊的版面，形成一种特殊的药品消费文化。我们可以怎么透过历史研究，来理解这样的现象？

首先，“补养”意识，几乎贯串了国人对药物和食物的认知，为何中国人爱“吃补”？害怕身体的“虚弱”可能是其中一个解答。因为“虚弱”将导致许多疾病，反过来说，它也是众多疾病的共通症状。此外，在社会价值判断上面，一个成功的、可以享受幸福人生的人，绝对不会是虚弱多病的人。近代中国由于受着列强的侵凌，“东亚病夫”的民族想象不胫而走，如何强健身体、洗刷耻辱？提倡运动、放足、军事化训练的身体文化应运而生，皆为时人对抗民族“虚弱”的展现，当然，吃药而致身体强壮，总是个好办法，上面所列举的药品，只是一些例子，而过去大家较少关注的新药“荷尔蒙”制剂，也于1920年代后于中国的药品市场中大量出现，加入中国人对抗虚弱的行列。

皮国立著，《虚弱史：近代华人中西医学的情欲诠释与药品文化(1912—1949)》，台北：商务印书馆，2019年5月

1889年，法国人布朗．塞卡(Brown Séquard)发现：动物睪丸中有种内分泌物质，可以增加生理能力，具备挽救生殖器萎缩、提振食欲、鼓舞精神的功效。时年72岁的他拿自己当成实验品，竟然疯狂的利用动物睪丸浸出液来自行注射。之后，他忽然感到食欲倍增、体力、脑力增强，而性欲尤其旺盛，感觉有如“返老还童”。更有甚者，司太衣那哈（此为当时译名，Eugen Steinach）在1910年做了一个手术，他将幼鼠的睪丸移植到老年鼠的身上，结果老年鼠呈现返老还童的迹象，此即著名的“返老还童术”。康有为(1858-1927)就误信这种手术，透过留德的西医，请到地道德国医师来进行一场“人类与猿猴睪丸互换”的戏码，其结果当然是无效的，康氏也在不久后离世。我在书中讲述这个故事，并非有意看历史人物的笑话，而是希望读者思考：为什么具备如此高知识的读书人，会做出这样的抉择？每一项我们信仰的新科技，难道没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吗？

为什么要移植睪丸？因为它负责制造身体内的一种神秘物质，其实就是荷尔蒙（Hormone）。恩斯特·斯塔林（Ernest Starlin）于1902年以希腊文具有“觉醒兴奋”意义的Hormon来命名。它在二十世纪初期于中国传播时，或译成“活路蒙”、“何耳门”、“呼儿梦纳”等名词，也称“激素”，代表该物质具有促进生长与代谢之功能。康有为进行的手术是个极端且奇异的例子，事实上在1920年代后，“返老还童手术”施行的并不多，不一定是有效性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普遍对手术充满担忧，宁愿服药来补养与对抗疾病，所以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已经可以看到大量该类药品的广告。该药品极具全球史的视野，明明在西方科技中，它的疗效仍处在被开发与被研究的阶段，但是它却已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保健药品市场上大行其道。此类新药无疑是具有外来身分的西药，它打入中国的市场，必有一些因素值得历史学家梳理。

根据研究，当时中国市售的荷尔蒙药品种类繁多，包括“恩男龙”、“寿尔康”、“生殖素”、“赐保命”、“补体康”等等，这些药物，大概可以治疗几大类的疾病。第一类是包括当时称为“性疾病症候群”或“性神经衰弱”的病症——失精、不孕症、遗精、阳萎、性机能障碍。药商为了营销，必须使用中国人听得懂的身体话语来解释，才能使消费者愿意掏钱买药，当时贩卖这些新药的商人，肯定熟知中医理论，所以他们使用了传统中国人已熟知并非常惧怕的“肾亏”、“肾虚”的病理观念，来包装、说明荷尔蒙之疗效。什么是“肾亏”？对国人而言，根本不需多加解释，您已了然于心。不过看看当时的定义，它并非现代意义的单一疾病，而是由很多症状所组成，包括疲劳、发育不良、多梦、烦扰、眼痛、疲倦、血亏、大小腿肌肉无力、手易发抖、健忘、头晕目眩、面白而瘦，口吐白痰、漏精、消化不良等等，几乎无所不包，都和“虚弱”有关。1930年代后，荷尔蒙药品已融入中医既有的各式“补肾”、“补精”理论，可以治疗一切肾亏症状，荷尔蒙药品甚至有时也被翻译成“精素”，让虚弱病患可以一眼望之、了然于心，称其为“灵丹妙药”，绝不为过。

这些新药品背后所反映的心态，代表这些性方面的疾病绝非只是单纯被“建构”出来而已，事实上有不少患者的确需要这些药品来治疗，无病者也将会被这些广告话语“暗示”，产生一种对身体虚弱的恐惧感。中医谢利恒(1880-1950)指出：忧(肝)郁、遗精病等病都是近代中国的“时代病”，前者是妇女、士农工商皆有之；而后者遗精，“三十年前不多见，今则几为学校青年之普通病，教育愈发达，此类病愈多，虽补救之法日增，然终不敌病魔之进步。”可见罹患遗精病、神经衰弱的人愈来愈多。另一种思考，还是中国人惧怕“精液”的流失，所谓遗精、手淫、肾亏等身体观，透过强大的商业利益和社会观念操纵，强化一般民众人们对失精、遗精的恐惧。换句话说，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各种身体衰弱、疲累、无力、忧郁等身体感，在近代必须透过在医学术语内找寻一种于病理与行为之间的合理性，这就是“虚弱感”的诞生。希望靠某些药物的补养来恢复健康，这类故事依旧在现今生活中不断重复播放。

荷尔蒙药品可以治疗的，还包括外感疾病和肺痨。这两种疾病，都被认为是因虚弱或抵抗力不足而较容易罹患。此外，它还可以帮助戒除吸鸦片烟的恶习，因为吸食鸦片烟的人，会呈现咳嗽、虚弱、变瘦、无力的样貌，这不正是“病夫”的形象吗？荷尔蒙的刺激，可以短暂提供身体能量与活力，造成精神一振之假象，但却是短暂的，未必真能帮助戒烟，甚至有另一种上瘾的可能，这是当时药商没有加以说明的。另外，当时还有几个家喻户晓的疾病威胁，例如近代传入中国的“神经衰弱”和“歇斯底里”，这两个疾病虽略有不同，但在当时的界线相当模糊，他们都与神经疲劳而导致的精神失常有关。相对于中医而言，传统理论中并没有“神经”一词，中医常用“气血”或“肾气”衰弱来形容一个虚弱的人；而西医则喜欢用“神经衰弱”来解释病人的虚弱现象。但不论中西医疾病怎么进行病名之转换和对照，荷尔蒙药品都可以治疗上述疾病。也就是说，有关情志与精神上失调，包括忧郁、失眠、倦怠、郁闷等症状，透过服用荷尔蒙药物，都可以治愈。

中医对于这个新药，并不排斥，在民国药学史上，中西医也未有针对荷尔蒙药品而衍生重大争论，反倒是因为早期这类新药品的原料多取自于动物的性腺与脏器，这使得“荷尔蒙疗法”常被称为“脏器疗法”。作为提炼荷尔蒙药物的动物内脏，总是可以和本草知识系统中的动物药配合起来，所以中医在看待荷尔蒙时，同样也以具有补肾、补精效能的动物脏器，来建构他们对西方荷尔蒙治疗的理解。例如1937年，中医尤学周在《羊肾酒治阳痿骨软》中指出，用生羊腰和仙茅、淫羊藿等药浸酒，可添精补髓、种子延龄、强筋骨壮气血。蔡济平则在《雄猪阴茎治发育不全》一文中提出一则食疗案例，指出：“某年二十岁，身体素弱，宛如童稚”，治疗方法是“用雄猪阴茎，将剪刀破开，陈酒洗净，文火炖酥如网油，常服不断，久自有效。”显然与荷尔蒙的生长功效相同。至于尤生渊则在〈腰疼食疗秘方〉一文中指出，猪肾、杜仲等同炒、煨熟后食用，“治肾虚腰痛极验”。或取童便、好酒，放置一对猪腰入内，慢火煮熟后，喝酒并食腰子，也可治疗腰痛。中医盛心如（1897-1954）于1939年还提到：脏器疗法本为中国所固有，维新人士嗤之以鼻，但一旦采用荷尔蒙理论和科学制剂，则“身价大涨”。他用肾脏功能及其治疗来做为说明，认为肾藏精，而精生髓、髓生脑，所以肾脏中的精气是脑神经之源头，用这样的身体观来建构“补肾”即补脑，进而可以治疗神经衰弱之合理性。

由此可见，当时不少中医对开发新的荷尔蒙疗法是乐观的，中医程绍典言：“科学家苟能以此为发掘资料，则将来之脏器疗法，必有光芒万丈之一日也。”相对地，看坏或保守的言论也有，例如姚柏麟响应：中医用传统本草中的“动物脏器”来比附荷尔蒙疗法，完全错误；因为吃猪、羊睪丸来治阳萎、足病吃兔子的后脚、牙病服狼牙等疗法，都是一种“吃什么补什么”的迷信，必须补充新的化学提炼后的精纯药物，才会有实际的治疗效果。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的中医刘行方则说，虽然中医也有脏器疗法，但多使用干燥药，杂质多又不够精纯；如果遇上极为虚弱的人，效力不够，还是需要用西医针剂注射，国医应寻求脚踏实地的科学原理和动物实验，才有能力开发新药。这些讨论都显示了当时中医药的尴尬处境，本草中的动物脏器疗效，加上西方生理学的新知识验证，满足了国人喜欢“吃补”的文化和心态，但诸般功效不良或缺乏实验之疑虑，仍显示传统中医食疗之不足。

历史要从长期发展来看，中医接受西方生理学的洗礼、源自清末；细菌学则于民国之后才影响到中医，荷尔蒙理论则是更晚的事。要创新、汇通一新知识，还需要时间与方法上的激荡。我们说，西医科学在近代不断进步，我们虽能看到初步的中西理论汇通，但却比较看不到传统中医更具有原创性的发明。更直白的说，西医在近代荷尔蒙研发的历程上，彰显了科学不仅是发明创造，还在“取精用宏”，将已有的疗法与药品更精纯化，这才是近代荷尔蒙疗法跟中医古代脏器疗法最大的不同，这是对中医既是警惕，也是启发。中国医学和医者“怎么加入寻找与开发”新药的问题，这段中西交会的荷尔蒙脏器疗法科学史，或许可以给未来的中医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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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带给我们新鲜感，也带给我们反思科技争议的一份警惕。尽管民国时期的荷尔蒙新药提倡该药是经过“科学化”提炼，没有中药过寒、过热的属性问题，在当时人们迷信科学的心态下，很少有人会主动提出对荷尔蒙药物的检讨。但到了1940年代前后，于国内之争议逐渐浮现。有医者指出荷尔蒙药剂的三大不便：昂贵、收效较慢，不长期施用不见其功效、内服吸收差，总是必须注射等等缺失。多数补充荷尔蒙的疗法，只能收效一时，停药后则旧有症状复发。1943年的一则报道指出，体内管理内分泌的脏器若已经衰败，则服用再多荷尔蒙也无济于事，等于直接戳破了该药“返老还童”的实质可能性。

1940年，报刊还报道一则有趣的故事：欧洲一间制造女性荷尔蒙的药厂，雇用男性员工，结果男性员工都出现女性的性征，胸部和屁股都变大，气得告发药厂。但改聘用女工呢？结果女工接触过多荷尔蒙，皮肤变白晰、身材丰满健美，结果纷纷辞职结婚，还是造成药厂困扰。这故事虽然有趣，但说明荷尔蒙制剂的服用，必有其特殊性，男女有别且性质迥异，不可滥用。可是当时许多宣称补肾、治疗神经衰弱的制剂，多无清楚载明是哪一种内分泌的制剂，还有许多妇女相信荷尔蒙是万能的神药，常常注射荷尔蒙针剂，不明原理就糊裹胡涂地打针，结果弄巧成拙，月经不规则，老太太甚至还重新出现月经与白带。男性则乱服荷尔蒙药品，冀求生殖器变大，还被人们视为是“春药”。种种乱象，皆令人啼笑皆非。

透过本书文字之呈现，读者看到的不是中西医论争的主旋律，而是在西医逐渐传入并深刻影响国人的近代历史发展中，大量的西方科技与身体观和在中医学知识、疾病、社会观念乃至担忧虚弱的心态结合在一起，透过报刊宣传的广度，一方面持续强化其影响力，一方面则将西方知识转译为中国人熟知的话语，而整体形塑了一代人的健康观念。可以看出，这个时代新旧医学知识常常相互挪用，例如传统的肾亏、虚弱可以和神经衰弱、歇斯底里相结合；从传统的补药到新的荷尔蒙药品，也互相激荡、合奏“保卫生命”的交响曲，共同拯救虚弱与疾病。观察近代史必须注意，新的观念与知识转移到另一个不同文化中，往往有一转译的过程，融合与折衷往往是文化史的关键；再加入消费文化之影响，最终才能谈到民众的理解。其实，到最后端所谓“事实”的建构，风貌已相对复杂。从这本书的论述中，包括补荷尔蒙、补精、补血、食补等治百病的思维，至今仍留存在中国人的养生文化中，即便是现代“卫生”的概念与其实践，仍旧不断被古典和现代的观念反复诠释，这当中还包含丰富的疾病理解。

对现代中医发展而言，“虚弱史”有什么启发？从本书可知，西方新科技所带出的药品、食品效用和对抗、预防疾病之功效，不断藉由人们既存害怕虚弱之心理，大行其道于华人社会，导致近代中医在响应社会、文化的需求层面上，渐渐流失其主体性和经济效益上的优势，这对中医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警讯。因此，中医学界必须嗅出时代推衍之趋势，着力集中发展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才不会被时代淘汰，例如大家关注的癌症、慢性病、急重症、老年化疾病、环境因素(空气)致病的相关预防与治疗。从近代“虚弱”的视角来看，中医要想方设法地为人类的健康做出贡献；也必须尽速开发新药，创造新知识，开发更多有效的疗病植物，精炼萃取、形成体系，方能与西方药品争胜。而换个角度来看，新药的副作用，总也是医药史会带来的启发，我们现在仍使用老祖宗的肾气丸、六味地黄丸、龟鹿二仙胶来补肾或提振体力，对抗虚弱，而荷尔蒙等激素类药品则已在日常药品中消失，甚至还被证实有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可反过来证实传统的中医中药，确实有其价值，这是我最后想说的。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青年学者读书班”不定期邀请海内外学者发布新作、分享新知，澎湃新闻将陆续刊载这一系列讲座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