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化复兴是中医复兴的重要途径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是在中医中药的庇佑下，生命得以繁衍，身体得以康健。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中医文明之河顽强地流淌着，至今仍在滋养着华夏儿女。
当今的中华大地上，还有2900多所县级以上中医医院，每天接诊着成千上万的患者；还有近30所中医高等学府，十几万莘莘学子每天都在朗朗诵读着中医的古老经典。从大洋彼岸到欧亚大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中药的芳香、针灸的神妙。在科学技术高速发达的当今世界，人类在享受到现代医学带来的福祉的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医源性、药源性疾病带来的新的痛苦。在高科技的“双刃剑”面前，人们不由得将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医中药。那些对东方、对中国的古老文明还比较陌生的西方人惊异于中医的神秘和神奇疗效，在无奈中看到了些许希望，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走进中国、走进中医。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在繁华的背后，还有一股潜在的负面力量，这股力量时沉时浮，中医从业者深深地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危机，这种危机由来已久，于斯为盛。
一、失落的文化与失语的中医
近百年来，中医的发展一直是坎坷的，在一个时期甚至遭遇被取缔的命运。而中医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出，传统文化遭到猛烈的抨击，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药学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其在中国的医学主导地位也受到冲击。科学主义的盛行，西方学科分类及其“形式和方法”成为是否“科学”的评估标准，中国所有的既存学术实际上都面临着一个取得科学“资格”的问题，中医药学自不例外。科学在近现代中国达到了“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凡是不符合“科学”的东西，都要遭到批判、唾弃，带“中”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而唯一的合法的话语便是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医也必然丧失自己的语言。作为传承中医药文化的重要阵地——中医药高等院校，本来是传统文化的园地，应该是最有资格也是最应该弘扬传统文化的地方，但是现代中医院校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科学模式进行构建，用动物来做试验或用分子生物学等来培养造模，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用符合中医文化特征的方法研究中医倒成了阻力和障碍。中医院校一版又一版的教材也变得越来越“现代化”，语言表达也越来越“标准化”、“客观化”，但这样一来，离开中医的本色和精粹却越来越远。与传统文化密切关联的主干课程——医古文，也越来越被边缘化，在中医师职称考试中也大多被取消，而换成能与西方科学接轨的现代语言工具英语。其他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更只是作为有些中医校院可有可无的选修课。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失去源头的中医能够继承就已令人欣慰，更遑论创新与发展。近几十年来，政府对中医的关怀、保护和扶持力度不可谓不大，中医药教育规模也在一天天扩大，但中医发展并没有取得我们所期望的程度，反而是中医的医疗市场在不断萎缩，中医的临床治疗手段也在一点点消逝，这些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我认为就在文化观念上，是长期以来西方文化中心论、现代科学霸权主义思想所造成的后果。在这种文化观念的指导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和冷遇，遭遇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摧残。中医学也受到了某些非议和歧视，于是在医疗制度上、在教育教学上、在科研设计上、在医疗思路上，都出现了西化的倾向。然而，西化的结果又没有像原本设想的那样发展了中医，提高了疗效，反而是事与愿违。
二、森林和树木:中西医治病的异同
SARS，新世纪人类遭遇的第一场瘟疫灾难。当它突如其来的时候，中医和西医调动起自己所有的智慧勇敢地面对。这时两者的智慧通过不同的思维方式呈现出来。西医采用微观、精确的方法寻找SARS的病原体，现在找出的是一种变异的冠状病毒，然后运用最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对这一病毒进行测序，接下来就要筛选、开发能杀灭这一病毒的药物；中医则用宏观的、辩证的方法，认为不管它是什么病毒病菌，都是一种邪气，“非典”属于温病范畴，根据症状、体质等信息，就可以辨别出不同的“证”，然后对“证”下药。西医采用对抗性治疗，需要找出敌人，然后制造出针对性的杀伤武器去杀灭敌人；中医不采用对抗治疗，而是用药物增强体内的正气，调整人体的自组织能力，让机体的正气——自组织能力营造出一个病毒不能生存的内环境。
有人说：“中医是治疗病的人，西医是治疗人的病。”也有人说：“中医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西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说法过于尖刻，不过中医重视宏观的“森林”，西医重视微观的“树木”，倒也是事实。
西方人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看待问题，中国人用整体思辨的方法看待问题。中医把人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在中医看来，人体内部是一个整体，人体与外部环境也是一个整体。人体内部的各结构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各功能之间是互相协调、互相影响的。人和自然环境之间也是密切关联的，中医历来重视人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联系，重视季节、昼夜、地理环境等对人体的影响。反映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东方文化思想。这种整体思想贯穿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法、治疗和养生等所有领域。
对待疾病，中医学是辨别“证”，西医学是辨别“病”。“证”是整体的、宏观的“森林”，“病”是具体的、微观的“树木”。过去，中医在没有现代科学知识和精密检验仪器的情况下，发明了一套独特的诊断、治疗疾病的方法——“辨证”。首先用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收集病人反映出来的客观信息，然后根据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一总纲领，对脏腑、气血以及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进行综合、分析、归纳，以寻找病证的根源和病变的本质、部位和邪正之间的关系，最后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这一过程，中医称之为“辨证”。根据辨出的“证”，然后就可以确定适当的治疗方法和方剂、药物。
神医华佗曾给两个都患了头痛身热，症状完全相同的病人看病，在给他们开方时，一个用了泻下药，一个用了发汗药。有人大惑不解地问华佗：“为什么同样症状却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华佗说：“他们一个是内实证，一个是外实证，所以要用不同的治法。”到了第二天，两个人的病全都好了。在中医看来，不同的病症，可以是同一个“证”，也就可以采用同一治疗方法；相同的病症，可以是不同的“证”，也就可以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第一部辨证论治的临床医学经典。它系统创立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辨证论治原则，其中以六经辨证治疗伤寒，以脏腑辨证治疗杂病，使中医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辨别病“证”是不是准确，直接关系到处方用药的效果。
中医看病是直观的、形象的，重视直觉体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不是从解剖形态出发，而是从功能出发。与动态功能相比较，实体的结构形态是不重要的。比如说中医讲“藏象”不讲“脏器”，讲“气”、“阴阳”而不讲“形”，讲“经络”而不讲“神经”。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有名而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藏象”、“气”、“阴阳”、“经络”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不是由实证、实验方法得出的。“藏象”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体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的一组动态结构。如中医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左肝右肺”，这并不是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都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都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的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的病因、病变机理。中医诊断辨证是否高明与这个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有密切关系。
三、中医的复兴:靠现代科学还是靠人文？
中医当然不是现代科学——现代科学就是在17世纪牛顿力学以前的西方也是没有的。那么中医应不应该发展成现代科学？面对这个问题，可以说绝大数的人都会毫不思索地回答：“当然！”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在浩浩荡荡的“科学化”“现代化”浪潮中，中医现代化自然是题中之义。然而，事实并不如此简单。在“现代化”的旗帜下，中医实际上是在搞“科学化”，即“现代科学化”。一大批老中医在忧心忡忡：中医的现代科学化能否继续保持中医的传统？能否继续保持中医的特色和优势？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悖论”：中医能实现不改变自己非现代科学传统的现代科学化吗？当代中医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面对一场生与死的抉择。
众所周知，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唯一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传统科学。如果拿今天的眼光看，中医是一个包含科学、人文等各种成分的极其复杂的混合体。在多数科学研究者看来要实现中医的现代化其实很简单，只要把中医多种成分进行“剥离”就行了，也就是将其中的不符合科学的成分抛弃掉，将其中符合科学的成分留下来。但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在操作中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中医各种成分是绞在一起的，动一发而触及全身。中医的各种成分可以勉强分为“神”“象”“形”三个层面。其中“神”和“象”是中医特色和传统之所在，也是精华之所在；而“形”层面是最弱的。如果拿西医的标准，却是“形”的部分最符合。如果舍去“神”和“象”而保留“形”，那样的中医连西医最初级的形态学还不如。
笔者并不反对用现代科学手段、西医标准来研究中医药，作为一种研究途径，应该承认其研究价值。笔者始终认为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但是目前却是人文研究越来越萎缩，甚至很多人主张中医学的文化因素恰恰是落后的、迷信的、应该抛弃的东西，于是现代科技手段成为研究中医药的主要甚至唯一手段，科学成了研究中医药的霸主，中医里面符合科学的因素成为研究和弘扬的对象。中医科研的目的就是把中医改造成“科学”。
综观历史，我们不难看到：中医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当时的哲学、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军事学等多种学科知识的营养，同时又溶进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秀才学医，笼中抓鸡”，一方面形象地道出了具有传统文化知识背景的人学习中医相对容易之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今天，若离开了中国传统人文文化教育和传播，中医药执业人员单纯学习中医诊断、方剂、药性，终究难以成为一代中医名家，中药也难以保持和发展道地药材与传统炮制方法；离开文、史、哲等文化的滋养，中医理论也难以得到健康持续的发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医的文化研究是中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医的文化复兴是中医复兴的重要途径。中医的复兴又是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医药文化能够重现昔日辉煌也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表现。
作为中医精华的“象”和“神”，至少在目前还无法用现代科学尤其是线性科学的办法所能解释清楚，因而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文化意义，应该采用科学和人文相结合的综合性的方法，包括复杂性科学的方法、历史学考古学的方法、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哲学思辩的方法，甚至宗教神学的方法，等等。中医的发展只能按照中医本身的规律，而不是按西方科学、西方医学的模式发展，否则，那种“现代化”（实为“西方化”）的中医必定是以抛弃自己的文化为代价，这种“中医”还是“中医”吗？中医要发展，首先要搞清中医的历史文化，也就是从它形成、发展的文化背景诸因素上去作全面的考察。中医药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重新找回中医自己表达的“语言”，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而给中医发展提供适合自己发展的优良土壤，或提供中医发展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中医药文化的研究范围，包括中医药学形成的文化社会背景，中医药的语言文献，中医药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医药学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想、价值理念、文化功能、人文精神，中医药学区别于其他医学的文化特征，中医药学发生发展的总体规律，中医药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历代名医的生平及所处历史背景、医家学术思想形成的条件及传承，等等。中医药文化的研究是中医药科学研究的前提，如果不解决中医本体的思维问题、价值问题、发展规律问题，那么中医的科学研究肯定会出现方向性错误。中医药文化研究不仅能促进中医药学术的发展，而且也必将促进地域中医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中医药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从而提高本地区的知名度，带来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进步。地域中医药文化是该地区宝贵的资源财富。如绵延千余年至今而不衰的新安医学、上古名医岐伯故里的庆阳医学、在中医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孟河医学、具有南国特色的岭南医学，等等。从经济、文化、思想、历史渊源等不同角度，考察研究地域医药文化，探求地域中医药文化形成的原因，必将极大地促进当地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目前，中医药文化的研究已经引起有识人士的关注，我们相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潮流中，中医药文化一定会展现它充满魅力和生命力的光彩，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