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乡村医生王文庆：54年前第一次做针灸 手也哆嗦

在北京的丰台区大瓦窑村，乡村医生王文庆的名字老一辈的村民太熟悉了。54年前，他是村里卫生所里年纪最小的医生，只有16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来给孩子们打麻疹预防针的是他，送小儿麻痹防治糖丸的是他，挨家挨户搞卫生科普宣传的人里有他，夜里有头疼脑热的急诊，背个药箱跑到家里去的还是他。

70岁的乡村老中医王文庆。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54年后，京西的大瓦窑村逐渐社区化，村民不再务农，楼房拔地而起，这里已经是另一番模样，王文庆仍是卫生服务站的一员，也已是站里年纪最大的老中医。70岁的老中医王文庆每天要出半天诊，几个小时的时间要看八九名患者，有的时候，人数可能更多。来看病的多为老人，在王文庆看来，每每有人来看病，托付给自己的除了病痛，还有一份积累了五十多年的信任。

第一次扎针手也哆嗦

70岁的王文庆头上的白发不多，脸是标准的国字脸，褶子都集中在脑门和眼角，乐起来的时候不大的眼睛会弯成两条线，看病的时候，这双眉眼则专注，沉静。每天上午接诊八九名病人，是70岁王文庆的工作常态。偶尔他也要出诊到患者家里，有时候还会带上一盒银针。当下不比从前，中医的银针早就是一次性的了，但王文庆施针的技艺却结结实实积累了五十多年。

1964年，卢沟桥乡在全乡范围内办起耕医班，从名字上便能看出一些“半农办医”的意味。实际上，耕医班的创建时间比1965年“六二六指示”后全国农村大批赤脚医生培训班要早一年，彼时的王文庆还在上中学。“当时就听说过有这个培训，我中学毕业，村里人也来找我，推荐我去接受培训当医生。”王文庆没拒绝，“小时候身体不好，每次生病都得去四五里地之外的诊所打针。村里人看病远，当时觉得要是自己当了医生，对村里人，对自己都能有照应。”

耕医班只学习两年，教授的多是常见病的治疗方法，注重小病和预防，偶尔也有大医院的大夫来讲述中医针灸的知识，学员们也多是边学边治。

大瓦窑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医王文庆佩戴的工作牌。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两年的学习时光或许短暂，却是王文庆走入基层医疗领域的开始。到现在他还记得，初为医者，第一次手持银针时，手也会打哆嗦。但凡学过针灸的人，都知道这扎针深浅的讲究，胳膊和腿，针扎得要深，而后背下针则必须浅，“就怕这针太深会插坏胸膜，给患者扎成气胸”。所以在针真正施到患者身上前，年轻的中医们都要做成百上千次的练习，足三里、中脘穴是王文庆惯用的练习穴位，“这些穴位都不算特别重要，一般都是我和同事两个人，互相练手感。”

夜间急诊少不了的药箱和听诊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白天忙着挣工分干活儿，大人和孩子的病基本就拖到了晚上，卫生所的医生夜间值班出急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一晚上要跑个三四趟。”王文庆记得当时村里没有路灯，村里的土路黑黢黢的，他有时跟在村民家属的后面，一路上碰着刮着都是寻常事，“净摔跟头了，有时候骑车还会栽到沟里面去，也是要鼻青脸肿的。”往往到了患者家里，王文庆自己也挂着彩。

当时，王文庆还有个牛皮药箱，“说是牛皮，其实多是皮革的。有的可能只是外面一层革，里面是一些硬板纸。”这样的药箱谈不上皮实，王文庆背坏过七八个。药箱里的东西很固定，绷带、纱布、红药水，紫药水，退烧药是常备的，“还得带点抗生素，消炎药，土霉素，金霉素都少不了。”

最少不了的是一个听诊器。病人需不需要转院治疗，当时的病情有多严重，都需要听诊器的帮忙。怎么判断病情？王文庆说他当时一看病人发烧的体温，“39℃往上就比较严重了。”二听病人肺部呼吸时是否有啰音，“这是一种呼吸杂音，出现啰音就是病变了，有可能是肺炎，后面还要仔细听听是湿性啰音还是干性啰音，一般湿性啰音比较多，声音听起来就像吹气泡破裂的声音。”王文庆说，一旦出现啰音和哮鸣音，就需要患者前往更大的医院治疗。

王文庆回忆，那时候很少有患者接受转院。“主要是过去，我们距离大医院远，而且老百姓怕花钱，有什么病都先想自己扛过去。来找我们村医也是一样，很多夜间出诊都是他们自己扛不住了，所以叫我们去了。”医者也知患者心。王文庆说，如果患者和家属都不打算转院，那么当时在没有其他并发症的前提下，自己手里退烧药和抗生素就成为了主要的治疗手段。“所幸当时人们都没什么抗药性，不像现在，所以基本上都能好。”

村里当医生好与不好村里人都知道

王文庆说自己一直有一颗报国心，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末王文庆还曾参军当过军队特招的义务兵。他身高173厘米，当时体重只有97斤，因为有一些医学知识和经验，被特招进了沈阳军区。五年后回乡，王文庆仍选择留在了卫生所，“后来想想，当兵和基层当医生一样，都是报国，都是保护群众。”

回顾选择成为一名医生的那一刻，王文庆说自己想当一个称职的医生。如何定义称职？他说要医疗技术精湛，能够解决群众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能糊弄人，无论在哪里，都当如此。所以在这几十年里，碰到拿不准病情的患者，他不会匆忙下结论；碰到有上门把服务站当药房开药的患者，他还是会坚持先望闻问切，把患者的病情摸清探明。

王文庆给患者开的处方单。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当然，这些年里也有错失和遗憾。来卫生所的病人出现了高血压，王文庆叮嘱患者应当去医院检查病情，在旁人眼中正常的医嘱却让他一直后悔自己对患者没能十分严格，“只说了应当，实际上，如果大夫说‘你必须得去医院’，那么可能后期病人的病情也能早点得到察觉和治疗。”“应当”与“必须”两词之间，藏着王文庆长期的懊悔，也是他心头的一个节。此后的每次医嘱，也都因此带上了十倍的小心。

在基层乡村当医生，王文庆觉得这是对医生口碑品性的考验。在乡村熟人社会中，技能的好坏优劣，村里人都会知道。从医54年，王文庆已经不再是那个只在耕医班里学习过两年的年轻医生，他曾继续接受培训和教育，也是第一批通过乡医证考试的医生，到如今也有了从乡里和区里，专程而来的患者。王文庆说，在看病这件事上，农村的卫生工作更讲究一个信任，“你做得好，村里人就都知道。”

新京报记者田杰雄

编辑 唐峥校对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