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前中医药在俄罗斯传播的特点

从中俄关系的角度探讨本世纪之前以汉文化为基础的中医药在俄罗斯的传播，焦点集中在传播始因、传播动力、传播主体、传播过程中异质文化的影响等方面，以期探讨中医药在俄罗斯传播的特点。研究结果表明，中俄两国关系是中医药传播的基础性条件，中俄两国的医生是传播的主体，政府对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在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生物医学理念仍然是传播的阻碍。

以汉文化为基础的中医药在俄罗斯的传播是其在世界传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关注很少，零星的材料和研究见诸于俄国汉学史（П.Е. 斯卡奇科夫，1977）、中俄关系史（蔡鸿生，2006）、中俄文化交流史（宿丰林，2003）和中外医学交流史（李经纬，1998）中。而系统地从流传始因、发展规律、传播主体和两国不同医学文化传统方面探讨显然不够，为此本文拟从以上方面进行概括性梳理描述，以期从宏观上勾勒出中医药在俄罗斯传播的特点，启示中医药的国际传播策略。

早期中医药在俄国的流传

中俄两国在文化上的往来是随着两国地理上的接近而逐步展开的，具有两国关系在其他领域早期发展的共同特征。蒙元时代之前，中国与基辅罗斯是两个地理上相距遥远的国家，没有直接的人员往来，相互也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更不知道彼此有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唯一依稀的联系可能就是古老丝绸之路上的零星贸易：10 世纪在基辅罗斯的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中国的丝织品、锦缎等货物。

随着蒙古人的铁蹄征服了欧亚大陆，汉人和罗斯人同属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此时的两国在“同一统治下”有了交通的可能。按照蒙制，汉人被虏，随着西征的蒙军来到基辅罗斯服役，罗斯人也被虏到中国参加诛灭汉人的征战。在西征的队伍中，汉医的出现为基辅罗斯带去了中医药的最初信息。15 世纪初麝香、大黄已出现在撒马尔罕的市场上。希瓦和布哈拉商人把中国的货物运抵阿斯特拉罕，进而沿伏尔加河运抵俄国各中心城市。

随着蒙元帝国的分崩离析，中俄两国又回到了相互隔绝的状态，横亘在它们之间的是无边的草原和山脉。15 世纪末新航路开辟，为西方世界打开了通向美洲、亚洲的道路。此时的俄国也征服了西伯利亚，中俄在地理上开始接近。17世纪英国人与荷兰人在海上竞争激烈，英国人试图通过西伯利亚找到通往“富饶”中华帝国的道路。但他们的请求遭到了俄国人的拒绝。俄国人自己开始了探索通往天朝帝国之路。

俄国位于中国与欧洲之间，居间的巨额贸易吸引着俄国人不断地来到中国，其主要形式有国家商队，也有私人贸易。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医药信息、中国的大黄流入俄国。尤其是大黄，它一度作为俄国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而由俄国政府直接管控。

18 世纪，中俄交往进入到条约化时期。中俄贸易和中医药流入逐渐增多。但总体上说，19 世纪之前中医药流入俄国还只是偶发的、民间的、伴随状态的，俄国人对中医药的认识还处于朴素状态。

19世纪中医药在俄国的传播

19 世纪是中医药流入俄国的重要时期。世纪初，随着英美两国在太平洋地区贸易的扩张，俄国在恰克图与中国的贸易大量缩减，俄国人开始调整东方政策：积极东进。此时俄国驻北京的非正式使团——东正教使团——发挥了特殊的功能。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使团承担了全面了解中国、服务国家远东政策的任务。俄国政府为了保障使团这一功能的实现，在使团中派遣了医生，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中国医学。

俄国人从理性上认识中医药即从此时开始。这一时期流入到俄国的中医药典籍、中药材品种都是之前不可比拟的。俄国人对针灸和中药的临床实验也开始于这一时期，并取得一定的成果。这一时期，中医药流入俄国的载体除了职业医生外，还有俄国汉学家、植物学家、商人和军人。

20世纪50年代中医药在苏联的发展

20 世纪上半叶的苏俄、中国都处在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国内战争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关系也处于不稳定状态，中医药的发展没有实质性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两大对立阵营的形成和新中国的成立使得有着共同意识形态的中苏两国结成全面的同盟。在这一背景下，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这些专家中包括苏联医生，他们来华的目的主要是支援新中国的卫生事业，也有少部分苏联医生怀着极大兴趣学习了中国的古老医学，尤其是针灸疗法。正是这些医生回国后，开始了具有特色的苏联针灸的研究、实验和针灸教育。针灸疗法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也广泛应用于临床医疗。

后苏联时期和俄罗斯时期中医药的传播

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两国人员交往几乎中断。80 年代后期随着两国关系的转暖，人员交往也逐渐恢复。90 年代苏联解体，中俄之间的人员往来迅速增多，官方往来也逐渐增多。这一时期苏联针灸学继续在苏联境内按照自己的轨道发展，出现了不少成果。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以后，也有中国的医生随着官方访问团来到俄罗斯进行医学交流，其中有部分人留在俄罗斯继续中医药事业。1996 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 21 世纪中俄两国多次签订友好合作协议，两国关系全面升级，两国卫生事业的交流也逐年增多。目前在俄罗斯的东方医疗中心就有上百个，其中很多是以中医药手段为患者治疗。中医药典籍也有译本出现，市场上也经常看到中医药养生的印刷品。总之，这一时期中医药在俄罗斯发展处于一个平稳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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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在俄发展的主体是职业医生

中医药在俄罗斯发展的主要承担者是俄罗斯医生，他们不仅将中医药典籍、药用植物、中药材从中国带回俄罗斯，同时也对中医药理论进行了翻译、研究，并对中医针灸和中药进行了试验性研究。

19世纪上半叶俄国医生对中医药流入俄国的贡献

19 世纪上半叶是中医药流入俄国的开创时期，期间最主要的活动者是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使团的随团医生。他们分别是 О.П. 沃依霍采夫斯基（О.П.Войцеховский）、П.Е. 基里洛夫（П.Е.Кирилов）、 А.А. 塔塔里诺夫（А.А.Татаринов）、С.И. 巴济列夫斯基（С.И.Базилевский）、П.А. 科尔尼耶夫斯基（П.А.Корниевский）。他们从中国带回俄国的中医药典籍近百种、药用植物近千种、中药 600 多种。他们对中医药的研究涉猎面非常广，包括：中医药历史、中医药文献、中医阴阳五行理论、中医藏象理论、中医经络、中药理论（包括本草）、中药分类、中药剂型及炮制、中药服用方法、中国医疗机构、医生教育、医生社会地位、行医条件、行医方式、行医风俗、中医谚语、百姓医学观念、农村医疗、太医院等，甚至对祝由术、中国人的体质也有研究。这里的集大成者是塔塔里诺夫，他一人带回俄国的中药植物就有 570 种、中药近 600 种，研究中医药手稿达 1577 页。这个时期俄国医生对中医药的引介和研究对后来者影响深远，尤其是他们对中医药基本理念的判断和对中国医疗状况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后来者的延续。

俄国医生除了在理论上引介、研究中医药，在实践上也对中医疗法和中药进行了实验研究。19 世纪 20 年代法国和英国已经开始了针刺的临床试验，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新思想和新疗法怀有浓厚兴趣的俄国医生 П.А. 恰鲁科夫斯基（П.А.Чаруковский）获得这一信息后，也开始进行尝试性的针刺试验。他在 1828 年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针刺的工具、操作方法、禁忌、适应症、电针等，并为一位患有十年坐骨神经痛病史的官员进行了针刺，选用足少阳胆经上的环跳穴和悬钟穴，并加以电针，效果良好。两星期后患者病痛复发，恰氏再次施以针刺，效果仍然不错。遗憾的是，这种从欧洲医生那里借鉴来的针刺疗法在俄国并未受到重视，也没有扩散和延续。

19 世纪在圣彼得堡还有一次中药临床试验也是由俄国医生们主要参与的，其中重要成员之一就是曾经在北京履行过传教团医生使命的 П.Е. 基里洛夫医生，试验是在皇家外科医学院和第二陆军医院进行的。他们对黄芪、天门冬、干地黄等 38 种中药材进行了试验，但结果并不理想。之后不久，他们又对塔塔里诺夫在北京购买的 18 种药材进行了 17 次试验，其结论也不能令人满意。但这毕竟是俄国首次中药临床试验。

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联、俄罗斯医生对针灸发展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中苏两国全面结盟，两国的合作展开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医疗卫生领域。50 年代中期，苏联医生 В.Г. 沃格拉里克（В.Г.Вогралик）、И.И. 鲁谢斯基（И.И.Русецкий）、Э.Д. 德卡琴斯卡娅（Э.Д.Тыкочинская）、М.К. 乌索娃（М.К.Усова）、Н.Н. 奥西波娃（Н.Н.Осипова）来到中国（主要在北京）学习针灸。他们回去后分别在高尔基、喀山、列宁格勒、莫斯科展开了针灸的研究与实验。由于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这种疗法逐渐在苏联境内多个城市展开，医学教研机构也培养了大批针灸医生。据 20 世纪 70 年代末统计，苏联境内共培养了 15000 多名针灸医生，他们分别工作在苏联的各级医院、研究所、研究中心。这些人都经过了严格的现代医学训练，之后也经过特殊的针灸培训，他们无论在临床医疗上，还是在理论研究上都收到了不少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这种状态没有实质性改变。也正是由于这些人在职业生涯中实际使用着针灸疗法，并取得良好效果，这种疗法才逐渐被政府承认、被社会广泛认可和接受。在前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虽然有现代针刺学和传统针灸学的派别之争，但针灸疗法在总体上是在向前发展。如果说，19 世纪是中医药流入俄国的开创时期，那么 20 世纪 50 年代可以说是中医针灸在苏联的全面发展时期，直至后来的进一步延续，在这一过程中职业医生承担了主要的角色。

中医药在俄罗斯发展的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这一点既表现在中医药流传的肇始、衰微阶段，也表现在其迅速发展、扩张阶段，这不得不说与俄罗斯国家的政治体制有关。

19世纪俄国政府的指令对中医药流入俄国的影响

19 世纪初俄国政府实行积极的东进政策，对派驻北京的东正教使团进行了深刻的改革，包括在组织上为使团增派医生，并委以使命，也通过下属的科学院、医学院等学术、教育机构为这些医生下达了具体任务，这直接导致了俄国人系统了解中医药的活动。这里仅举几例来说明俄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1818 年在俄国外务院给使团的一般性指令中写道：

至于您属下的使团四名大学生，他们共同的任务是学习汉语和满语；另外一项任务就是根据他们以前所学的知识、他们的兴趣和能力，其中一个（也就是医学院毕业生）要关注中国的医学和自然历史。

科学院、医学院、莫斯科自然学者学会、圣 - 彼得堡矿物学学会要接收这些学生为自己的通信会员，他们有义务向这些学会汇报自己力所能及的发现和评价。这些机构也要从自己的一方，在使团出发时和到中国后，给自己的通讯会员以专门的指令和任务。

使团有义务用拨给自己的经费搜集不仅仅是图书，还有其他稀有之物，设法搞到地图、城市平面图、种子，尤其是那些对俄国有益并可在俄国栽种的种子，包括大黄属的种子，搜集需要的植物、矿物、稀有之物，以及所有的可以有助于精确了解中国、丰富科学、艺术、对我们工业有用的东西。

医生们要完成的具体任务，我们可以在皇家植物园第一任园长 Ф. 费舍尔（Ф.Б.Фишер）1818 年写给第十届传教使团随团医生 О.П. 沃依采霍夫斯基的指示中找到（指示一共有 52 项内容，这里择其二三）：

1．为了植物学研究，应当在去北京的路上和在北京城郊，收集各种草本植物的原本或标本，不仅收集稀有植物，也收集最普通的植物……

2．……要收集尽可能成熟和新鲜的种子……收集的这些种子需要每年带回俄罗斯。

……

38．需要收集各种药用种子和根茎，注明药用功效……

我们也可以在 1839 年皇家医学院给第十二届传教使团医生 А.А. 塔塔里诺夫的指示中找到学院对他的具体要求（指示共 24 条）：

……

5．尽力了解中国人的医学、外科和自然科学。

6. 了解他们的理论医学和生理学概念。

……

10．记录下针灸法、帕金森病、磁疗法、眼科手术。

11．收集那里的药材，搞清楚中国人的药材加工和使用方法。

……

13．尽可能地搜集有关中国古代医学的信息，中国人所患疾病的性质、病程，气候的影响，以及每个季节患什么疾病，尤其是皮肤病、眼病、梅毒，政府对疾病的防疫措施、治疗药物。

……

20．努力收集植物，尤其是药用植物，每个标本都要用汉语标出植物的名称和采集地点。

这些医生基本上完成了政府和科学院交给的任务，对中医药和中国的医疗状况有了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应当承认，政府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在自己的国家传播中医药，而是为了全面了解中国，但这一措施的客观效果却导致了大量中医药典籍、中草药流入俄国，俄国医界对中国医学也有了初步的认知。随着俄国公馆取代了传教团的外交功能，中医药传入俄国的活动进入一个低谷：使团医生研究中医药的大量手稿没有刊印，基里洛夫医生带回俄国的 127 种中药放置了 9 年时间才进行实验，而且后续的实验工作似乎也没有完成。

20世纪50年代以后政府的政策对中医药发展的影响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全面结盟，两国合作全方位展开，包括医学领域。苏联医学科学院对中国的针灸非常感兴趣，1956 年苏联卫生部成立针灸疗法专业委员会，1957 年通过了“针灸疗法临时实施准则”。这期间在苏联还成立了多个针灸研究和临床试验机构：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针刺疗法实验室、列宁格勒的别赫捷列夫心理精神疾病研究所针灸实验室、高尔基医学院住院部教研室、喀山医生培训部神经病教研室等。在这些机构里，从北京学习回来的苏联医生们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之后的岁月里，苏联卫生部又颁布了多个有关发展针灸疗法的文件，在各地也出现了很多针灸疗法的机构和培训中心。可以说，针灸疗法是在政府的直接领导、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相对来说，这一时期对中医药基础理论、中药材实验研究则显得非常薄弱，发展也受到限制，存在着中医师资格的认证问题、中药的应用和销售等问题。这与政府没有相关的法令有直接的关联。

俄国自彼得一世以来就全面接受了西方医学，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官方医学。其对任何外来的医学都要以西方医学的理念为标准进行评价，包括传统医学；当然也只有通过了官方医学的检验，外来医学才有资格在俄罗斯的国土上推广。如此，西方医学理念与传统中医药学相牴牾的地方自然也表现在俄国医生对中医药的认识上，进而影响到官方、大众对中医药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医药在俄罗斯的发展。

19世纪的俄国的医学界普遍认为，中医是古老的医学，发展已经停滞；建立在哲学宇宙观基础上的医学观不符合逻辑，也从未在实验中检验，只能算是一种猜测；中国人的解剖观与自然现象不相符，就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中国的药学还停留在民间水平，不符合现代科学的要求。类似的认知我们在 20 世纪初俄国的有关文献中也能找到，例如在 П.Я. 皮亚谢斯基（П.Я.Пясецкий，1882）、В.В. 科尔萨科夫（В.В.Корсаков，1902）、Я.А. 威亚林（Я.А.Виолин，1903）的论述中。

П.Я. 皮亚谢斯基的肖像

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这种看法有所改变。苏联医生认识到传统中医药学虽然不系统、不完善，但其中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是很有特色的“医学民俗”，是当时那个时代完善的医学学说；中国医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治疗手段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它的纯自然的治疗方法、预防疾病的方法、绝无仅有的针灸疗法均值得研究。在药物方面，有可能从中药和其方剂中获得新的有价值的东西。但前苏联及俄罗斯医生对针灸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参照神经反射学和现代生物学的原理，对中药的研究也是基于现代药物学，而没有更多地关注经络学和药物配伍的原理。

从整体上来看，俄罗斯医学界、政府、民众对中医药的看法仍然寓于现代医学的藩篱之内，只是希望中医药在技术手段上对现代医学有所补充，而没有从根本上重新审视中医朴素的“人医学”理念。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医师在俄罗斯并没有合法的营业执照，绝大部分中药在俄罗斯也没有获得准入的许可。尽管如此，俄罗斯对中医药在临床中的作用还是有部分肯定的；中医在俄罗斯的非正式行医、部分中药的准入都是很好的证明，但目前这部分仍处于一个灰色地带。

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面向未来。既然中医药在俄罗斯发展有以上特点，那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俄政治关系良好的今天，通过加强两国医疗部门的合作，充分发挥医生在传播中的主导作用，发挥政府在其中的影响力，从新的高度重新审视医学的目的和手段，建立以人为本的新的医学模式，中医药在俄罗斯的发展具有广阔前景。

摘自《中医药文化》2019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