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 | 什么是传染？
什么是传染？
以及有哪些科学、语言、文化、
林从欣、陈元青、郑志飞的圆桌讨论
林从欣
我一直在思考传染与 “有生性等级”的关系，这个概念我是从陈元青（Mel Y. Chen）的《有生性：生物政治, 种族重要性和酷儿情感》(2012) 一书中了解到的。我想从这个问题展开这次对话：我很想知道，被打乱的、流动的有生性等级制度何时服务于殖民主义？无法定性的生命等级制度何时颠覆挑战这种权力？举个例子，我认为传染是指对无生命物、植物等非人类生物进行种族化描述时发生的，它颠覆了生物分类和有生性等级制度。志飞，我想到在十九世纪，人们会把得病的烟草描述为“白黑混血”，还有元青的文章中提到的关于儿童玩具毒性的生命化和种族化。
我近期在研究欧洲人试图仿造瓷器并寻找制瓷秘方时对瓷器的描述。瓷器因为硬度高、洁白、不易被咖啡或茶等异域饮料染色而闻名——在所有这些种族化的词汇之下，似乎潜藏着对文化污染与杂糅的恐惧。陶瓷孔隙细腻，也在个人家庭、殖民时期的净水项目和科学研究中被用于过滤细菌和病毒。想到这一点，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陈元青（Mel Y. Chen）著
《有生性：生物政治, 种族重要性和酷儿情感》
杜克大学出版社，2012
林从欣，“坚硬洁白的身体”
洛根中心展览现场图，2018
图片由艺术家、洛根中心、François Ghebaly画廊（洛杉矶）提供
摄影：Robert Chase Heishman
郑志飞
谢谢你，从欣。你指出的这些联系让我们看到，把“传染”这个概念看作对隐性存在的人工分类不可避免的跨越，会有怎样的可能性。如果要将 “传染 ”理解为对差异、边界和权力迭代的语言解析，我们还必须追查这个词的另一些定义，比如 “与”和“触摸”，以及它所唤起的各种形式的欲望、亲密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快感。我认为我们必须从殖民化或殖民性的历史和现实，以及种族化进程开始追查。
正如你所指出的，元青提出的 “有生性等级 ”，指的是我们对物、人或实体是否有生命的判断，决定了这些物、人或实体在我们心中的价值。对非生命体的种族化和将种族化的族群与知觉低能挂钩是相通的。例如，病毒被认为是非生命体，因为它们无法新陈代谢，没有宿主细胞就不能繁殖。因此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不用 “杀死 ”病毒的表述，而是常用 “入侵”、“防御 ”等军事化的词汇来描述病毒感染有关的医学症状和治疗方法（Cohen，2009）。同时，当我们描述国家安全和国防，也会用到病毒学的术语，比如 “恐怖分子小组（cell，细胞，单元，小组） ”或 “潜伏分子小队 ”。在这两种情况下，理想的健康公民都被想象成白人、顺性别、异性恋、身心健全的人。 例如，2014年，针对西非部分地区（包括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爆发埃博拉病毒引起的担忧，CNN新闻使用了这样的新闻标题——“埃博拉：生物剂中的ISIS？”
林从欣，《目击者 （蓝色版本）》，2019
陶瓷、织物、金属、纸浆、合成毛发、植物材料
广东时代美术馆展览现场，2021
图片由时代美术馆提供
“猪仔叹和毒物赋”的关键池
陈元青
谢谢两位分享如此精辟又跨度广泛的思考，值得深思。此时此刻，我立刻能想到的有两点，而传染的概念似乎基于这两点才成立。它们都与事物的某种状态有关。
第一点，如果传染是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状态，那么使传染成为过程的，正是事物的物质性——事物的构成和可操作部分，即传染的原料。HIV或艾滋病本身成为与性相关联，由性所构成的事物不仅是由于病毒的生命依存性，更是由于病毒的关联物与构成物如此丰富。而性本身，也变得更加适合病毒的生产／繁育、复制与传播。似乎没有任何概念可以免于相互建制，尤其是那些与国家或全球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概念。
第二点， 拓殖主义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其对现存本体论的覆写(佐伊-托德可能会补充说，还有定居殖民主义强加于人的多数主义本体概念)。但这种覆写从来缺乏计划，也未曾真正完成。然而，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不同的殖民主义都因其偏执和失败而破裂，其破坏性不需要遵循质与量的规律就已经威力十足。因此，相互建制被理解成建制本身（并能作为一个新物体而成立） ——即一个事物的构成或能量属性——的程度和规律有待商榷。这或许是对立岩地区反对输油管道事件的另一种理解：一条计划建设的管道的构成性和朴素的物体性悄然但决绝地维持着交易、运输（以及资本）的逻辑，而 “自然资源 ”才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根本——这一循环的重要性由原住民与部落和组织盟友指出。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对拓殖主义的行为提出类似的质疑，不妨思考一下，在最近美国陆军工兵部队不批准在欧瓦西（Oahe）湖进行进一步建设的地役权的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前，有哪种特别的传染起了作用，产生了影响。
郑志飞
这让我想到艾德.考恩（Ed Cohen）（2011）对病毒一词可溯源倒拉丁文中的同名词hospes（同时有客人，主人的意思）的研究，以及思考特·摩根森（Scott L. Morgensen）（2011年）延续帕特里特·沃尔夫(Patrick Wolfe)的“拓殖主义作为结构”，阿甘本关于牲人（homo sacer）的研究，福柯的生物政治学和阿基里·姆本贝（Achille Mbembe）的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生成拓殖主义生物政治学的理论。借鉴考恩和摩根森的观点，我之前就烟草花叶病毒的根本问题进行了论证（2015），即 “寄生虫 ”作为传染载体的观点是建立在“宿主 ”是 “文明的 ”，公民（近乎/通常来说）为白人异性恋的国家的基础上的。
只有通过历史上对原住民的强占掠夺和专断的驱逐，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对非裔人的奴役和超高可见度差别待遇和管制，才能使这种白人和异性恋的中心化成为可能。其他种族化的身体由于被征服，作为 “客体 ”而暂时融入国家。然而，有色人种的身体一般被当作“寄生虫 ”而成为攻击目标，并成为长期种族灭绝的对象，以维持 “宿主 ”的白人至上地位。“宿主—客体—寄生虫 ”这些相互关联的概念是拓殖主义、现代国家建立、大规模流行病和全球安全的基础。假设 “宿主—客体—寄生虫”的关系在原住民被掠夺之前就已经存在，不仅不符合历史，更进一步巩固了 “宿主—客体—寄生虫 ”作为所谓自然秩序的地位，从而重现了拓殖主义的暴力，并削弱了我们想象超越这种现代和种族/民族至上主义形式关系的能力。
当我们面对拓殖主义时，我们不得不面对微生物与全球、无知觉者与有知觉者之间的尺度和等级的殖民划分和基本的相互关联。例如，在林从欣的雕塑装置《你是寄生虫》（2015）中，她将一个昆虫状的头颅按比例放大到一个成年人类的大小，甚至更大，迫使人类观众重新审视什么才是合乎时宜的。昆虫状头颅的内部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摆放着包括虫草茶在内的供品，冬虫夏草是在昆虫和无脊椎动物上的寄生虫，在藏药和中药传统中均可入药。茶叶和其他供品摆放在一张粉红色的人造羊皮之上，幽默而愉悦地突出了被构建的分离和等级差异。在这里，“人”（等同于：白人、顺性别、异性恋、身心健全的男性）在有生性等级制度的顶端地位被代替，直面拓殖主义的暴力逻辑。谁是捕食者，谁是猎物？谁在消费谁？如果我们的自然本能是消灭寄生虫，为我们人类腾出空间，我们对被寄生虫寄生的幻想和噩梦又该如何理解？
控制传染也是一种污染，制造了不可避免的传染。
林从欣，《字花》，台北双年展展览现场，2018。
致谢艺术家、盖巴利画廊(洛杉矶)，摄影:Chen Yung-Jen
林从欣
你提到我的雕塑作品中，那个昆虫的头是一个蚂蚁头形状的洞穴（约10英尺×8英尺×11英尺）。我想的是蚂蚁斩首蝇，它把幼虫产在蚂蚁的身体里，随着蚂蚁生长而生长，改变蚂蚁的日常行为，最后它释放出一种酶，溶解蚂蚁的颈部组织。然后蚂蚁的头就会掉下来，斩首蝇就会从蚂蚁下颚中孵化。在整个展览中我都在尝试思考身体的另一种繁殖形式。我在想，如果生活在一个恋物的社会里，以及一个崇尚寄生主义的特定环境里，比如说，作为一种跨物种繁殖或共享身体的形式，而不是生活在一个围绕着异性恋同物种繁殖和 “占有欲个人主义”（用C.B.Macpherson的说法来说）来构建价值和生产焦虑的社会里，会是什么样子呢？
思考这个术语的词源时，我被这种食物（他者的身体）和身体（自我）的混淆所震惊。寄生虫这个英语词的意义可以追溯到，“在粮食的旁边”这个描述。而宿主也可以与犹太基督教文化中的祝圣仪式中牺牲的圣体（host）做类比。我想起我在一次讲座中听到的一些事，唐娜·哈拉维在解释科学家林.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的共同进化理论时，把它形容成一个消化不良的案例。新的细胞的形成不是通过竞争或突变，而是通过消化对方的一部分。我喜欢这种想法，把我们制造新形式（细胞、人类或民族主义）的方式，看成是一个产生不良胀气和不完整的吃人的过程。
林从欣，《对共同演化的可能性和自发产生的寄生性未来所进行的终极哲学冥想》，2015
金碟、影像、声音、长椅，尺寸可变
图片由时代美术馆提供
林从欣，“猪仔叹与毒物赋”
图片由时代美术馆提供
陈元青
想这可能是一个契机，让我们一起反思作为学者和艺术家的我们在当前国家和全球政治格局中的工作。以我自己来说，我阅读小说和创作艺术的欲望越发强烈。这种欲望不是出于逃避，而是一种必要的、持续的富有激进想象力的行为，是对资源愈发紧缺的族群和追求正义的组织的持续支持。你们两人如何理解你们的工作与具有传染性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传染理论是否能促使我们提出的新问题？有什么新的讨论我们可以在这里分享，不是复制关于政治方法、行动哲学和正义方法的陈腐修辞？从欣，我觉得你最新的作品可以说是在进行一种乐观的传染；志飞，我认为你的工作是在描述传染行动。其实把我对两位的描述互调一下，也依然成立。我的观察可能比较表面化，在这里抛砖引玉了。
郑志飞
我真的很欣赏这些建设性的见解和渴望超越现状的想象。面对特朗普大选爆发了持久的激进的黑人和土著人领导的和跨国的社会运动，比如元青提到的 “黑命攸关”运动（#BlackLivesMatter）和 “反对达科他州输油管”运动（#NoDAPL），以及国际上对抵制、撤资和制裁以色列（BDS）的呼吁等等。除了团结这些运动，并让这些运动参与到学术、教学和文化创造中来，我认为作为学者、艺术家和组织者，我们继续在各种规模形式的亲密关系中进行激进的政治想象实践也至关重要。如果说 “传染 ”是围绕着有传播或感染疾病 “风险 ”的个体而形成的，那么，我们又如何介入到坚持割裂非规范性和非生产性亲密关系的安全逻辑中去制定 “善 ”与 “恶 ”的等级制度呢？我觉得，从欣是要求我们把传染视为不分彼此、纠缠和共生的形式，而不加以评判——包括对吃人的评判，以回击把任何对象或主体定性为本质纯洁或无辜的假设。同时，元青似乎要求我们关注传染的 “相互建制”和 “过程性 ”操作，就像输油管本身一样，指导我们如何看待生计（化石燃料）并保护它不受（来自那些被认为不值得的人，被认为是阻碍 “进步 ”的人的）污染。如果我们调查这些矛盾和汇合点，那么我们就会在 “传染 ”中看见资本主义自相矛盾的效应，以及零碎的权利组织和自由平等主义进步的虚假承诺。
正 在 展 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