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权衡出土,揭开张仲景药方不好使的秘密,难怪中医会逐渐衰落

文 / 百家杂评
2021-01-02 00:09

我们都知道,与西医相比,如今中医效果难言,包括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等诸多中医经典记载的老药方,通常疗效极为缓慢,甚至有沦为养生学的趋势。然而,古书记载的中医非常神奇,对症下药之后可以“效如桴鼓,覆杯而愈”,盏茶功夫就能治愈,效果立竿见影。那么,究竟是古人夸大了效果,还是中医传承出了问题,或者是古今“天地灵气”的差别影响了中药药效?

随着地下文物不断挺身而出,中医传承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浮出水面。上世纪以来,考古专家在诸多汉墓中发现“权衡”,揭开了《伤寒杂病论》中的张仲景老方子为何不好使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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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有一个基本常识,即抛开剂量谈疗效都是耍流氓。中医传承中,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以《伤寒杂病论》用药剂量考证为例,张仲景老方子中的一两,在每一个朝代折合多少?古人对此进行了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秦始皇扫灭六国后,统一了度量衡,但之后岁月变迁,历朝历代都颁布新的度量衡,导致每个朝代度量衡差别很大,于是越是久远的中医书籍剂量就越难辨别清楚。

唐朝时,孙思邈《千金药方》:“吴人以二两为一两,隋人以三两为一两,今以四分为一两秤为定。”

宋朝时,沈括《梦溪笔谈》:“求秦汉以前度量斗升,计六斗当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当今十三两,一斤当今四两三分。”

明朝时,李时珍《本草纲目》:“古今异制……古一两,今用一钱可也。”明·张介宾《景岳全书》:“古一两为六钱,古一升为三合三勺。”

清朝时,徐灵台《医学源流论》:“汉晋升斗权衡,以今较之,不过十之二。即仲景一两,谓合今之二钱。”

现如今,全国统一教材《伤寒论讲义》中,采取李时珍的说法,通过折算明朝计量单位,将张仲景的一两定为一钱(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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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张仲景的数百个老方子,效果是“效如桴鼓,覆杯而愈”,而如今按照李时珍计算的剂量,却几乎没什么疗效。同样的药方,为何古今效果不一,难道真是古今“天地灵气”导致药材出现了差别?上世纪以来,随着汉代古墓中“权衡”不断出土,终于揭开了其中的秘密。

权即秤砣,衡即秤杆,权衡本意是指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根据学者姜波发表于2012年的《秦汉度量衡制度的考古学研究》论文,迄今为止一共发现33件东汉权衡,其中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东汉铜权上铭文“官平秤,褪 ( 锤 ) 重一斤八两”,实重332.3克,折合每斤为222克;故宫博物馆收藏的东汉石权上铭文“百一十斤”,折合如今每斤为218克。

因此,学者综合东汉出土的权衡数据,最终推算出东汉每斤重量为如今的220克。按照旧制换算,一斤为十六两,东汉一两即为13.75克。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将张仲景的一两定为一钱(3g),两者相差近5倍。

如此用药,焉能有效?

张仲景的“经方”,需要根据病人复杂多变的情况灵活用药,但主药剂量减少三四倍,比如炙甘草汤中的生地黄,原方剂量为1斤,如果按习惯仅用10~30g,又如何获得治疗“脉结代、心动悸”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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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考古发现的汉代计量单位下药,那么张仲景的药方是否能够达到“效如桴鼓,覆杯而愈”的效果,能否治疗重病、大病、急病?上世纪一位“赤脚中医”有过实践,用汉代以前的中医治疗过诸多西医无法治疗的危急重症。

李可(1930—2013,见上图),山西灵石县人,毕业于西北艺专文学部,边行军打仗边学习,同时兼任军报记者。新中国建立后,李可在逆境中自学《易经》、《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经典,从赤脚医生做起,致力于传承汉代以前的中医学,诊治了各种疑难杂症及纯中医抢救心衰、呼衰等濒危病人,创造出了许多起死回生的奇迹,成为我国运用纯中医的理法方药从事急症救治、独具特色的当代临床大家,尤擅长以重剂救治急危重症,医术高超,有“现代张仲景”之美誉。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说,以往中医被认为是“慢郎中”,但李可让大家改变了这一传统印象,“广州一个70多岁的心衰男病人,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家属找李老试一试,用的就是破格救心汤,3天后病人居然就能下地了!”

那么,李可是如何做到的呢?以“回阳救逆第一品”之称的中药——附子为例,由于附子有毒,一般中医根据《本草纲目》或其他医学经典,最多只敢开出几十克的剂量,而李可按照他对汉代以前附子剂量的理解,面对濒临死亡的病人,经常开出数百克的剂量。李可一生之中,用去附子5吨,骇人听闻,却使数以千计的垂危病人起死回生,其中有案可查的被西医下了病危通知书者,就有100余人,堪称传奇。当然,李可使用“大剂量附子”,并非盲目使用,而是根据病人实际状况对症下药。

李可生前曾说:“我没有创什么流派,不过是回归到汉代以前的中医之路,若一定要冠一名称,用彭子的‘古中医学’吧。”

2600年前,晋景公病重,秦医医缓给晋景公看病,“病不能治了,病在肓的上边,膏的下边,灸不能用,针达不到,药物的力量也达不到了,不能治了。”所谓膏肓,即古以心尖脂肪为膏,心脏与膈膜之间为肓,膏肓之间是药力不到之处。虽然如今不知道医缓判断对不对,但以这一番描述可知,古人对人体构造非常熟悉,在没有现代器具的情况下诊断出的是难以想象的重病。如果再联系到扁鹊见蔡桓公等医疗案件,无疑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医就已经非常发达了,至汉朝华佗、张仲景时达到一个巅峰。但在之后中国先后出现五胡乱华与南北朝对峙,持续数百年战乱,或许由此导致中医药方剂量等传承出了问题,以至于到了近现代,中医被污为“巫术”,或沦为“养生学”。

简而言之,以此推而广之,秦汉唐宋等的中医经典药方,后世使用时可能也存在剂量问题,由于达不到中医经典上药方的基础有效剂量,于是后世使用同样的药方,也就远达不到典籍中描述的神奇疗效,不仅无法“效如桴鼓,覆杯而愈”,而且更无法治疗大病、急病、重病,于是在近代西医的冲击下,曾经璀璨夺目的中医逐渐没落。

不过,在李可等实践推动下,如今不少中医从业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使用传统中医救治了不少西医无法救治的病人,但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中医复兴之路还很漫长。

参考资料:《伤寒杂病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