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战“疫”时代 张伯礼院士向世界分享中国“药方”

年逾古稀身披战袍出征武汉至今，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已与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过招逾百日。

回首百日战“疫”，身经百战的张伯礼感慨万千，既有与狡猾病毒交手的惊心动魄，又有对公共卫生体系的回溯反思。如今，他每天都受邀与海外视频连线，把抗疫的中国“药方”分享给世界。

有的患者核酸常阳3个多月

在疫情最凶险时期的武汉，张伯礼穿上白色防护服在一线接诊患者，研究治疗方案，面对公众及时回应疫情热点。“必须要安定民心，让大家更理智地去理解这个病毒，”身在疫情“风暴眼”之中，张伯礼非常清楚，谣言被一再误传引起的恐慌，可能比疫病本身更可怕，“制止谣言的传播是我们的责任。 ”

在疫情暴发初期，在全国一度出现疯抢双黄连的惊人场面；还有无证“神医”李跃华自称不戴口罩，用穴位注射疗法治愈了多位新冠肺炎患者，一时间也成为舆论的焦点。

为什么这些今天看似有些可笑的常识性问题，在当时会有人相信，张伯礼认为，这是当时人们恐慌心理的真实反映，大家对疫情不太了解，听到一个消息就仿佛抓了一根救命稻草，药不管是不是真有效，都先抢来囤着；甚至有的言论“已经冲击了常识的底线”，但还是有一些人相信。

坐镇武汉前线82天，张伯礼一直在想办法摸清新冠病毒的脾气秉性，及时调整诊疗策略，“第一次接触这种新病毒，即使是专家，也不能一下就看得很全面，也难免会有疏漏、错误的地方。”张伯礼坦言，大家对这种新传染病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要不断修正。

在他看来，新冠病毒比一般的病毒要更复杂、更狡猾。经历过“非典”战“疫”，张伯礼表示，新冠病毒不会像SARS病毒一样，进入6月就消失得毫无踪影，“要高度警惕在秋冬季节再次流行。”

新冠病毒的狡猾之处在于其行踪不明：有的人核酸检测转阴后又复阳了，有的人感染了但无症状，现在还出现常阳的案例。

张伯礼见过一个特殊的常阳病例，其没有任何症状，但核酸检测阳性持续了近3个月，而绝大多数病人阳性持续时间在7天到14天左右，“个别会持续到20天，但超过1个月，甚至到3个月的，就很奇怪了。”

张伯礼主张对这位患者进行病毒培养，结果发现，其体内都是死病毒，并没有传染性，但因为不确定的原因，病毒在体内崩解破碎后一直没能完全排净，而核酸检测时，那些破碎的病毒片段依旧一再被检测出来而呈阳性。

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些复阳、常阳的病例也是少数。在那些复阳的病例中，张伯礼发现，在排除误诊或者假阳性等原因之外，原因可能与其痰比较黏稠，形成了痰栓，里面包裹了病毒，沉积在肺的小气道，暂时排不出来，以后肺修复过程中排除了痰栓，也带出來了病毒。但复阳的，检测出来的病毒一般都是死病毒，毒性也很低，几乎没有传染性。”

建议修改传染病防治法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张伯礼正在将几个月来自己的思考写成意见、建议。他说，这次武汉出现疫情，初期出现混乱的状况，说明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应急响应相关法规亟需修定与完善。

张伯礼梳理了此次疫情上报的时间线：湖北“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医生在12月27日将其发现的情况报给医院，随后医院上报给区疾控中心，再层层上报到武汉市、湖北省，随后各级再逐级到医院考察，“按照现有的制度，这些程序并没有问题。”

他分析，虽然逐级上报了，但反馈却相对滞后，“层层考察再层层上报至卫生部，整个过程中就耽误了很多时间。”张伯礼认为，“以后再出现类似情况，地方有权直报，甚至直接报到中央。”

他发现疫情初期调配给武汉的检测试剂盒也明显不足，“有一段时候，一天只有200个试剂盒，再后来增至1000份，可那么多病人远远不够。防疫的战略物资存儲、调配的制度都需要修改完善。”

此外，全国的P3实验室数量太少，这次疫情中暴露出来，很多病毒实验都不得不等着排队，“一个实验室压着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实验。”

张伯礼强调，一旦出现重大疫情，各个省级政府也应该有权来包括封市县级城市的重大决策，同时传染病疫情出现不能与业绩、政绩等挂钩，“疫情做上报后必然对社会稳定、经济等方面都会有影响，这个情况要考虑到，一切以人民的生命健康为最大的利益。”

与此同时，他特别强调中西并重政策要落地，应该通过修订法条来保证中医药能及时有效发挥作用，“法律上要保证中医药作为一线的队伍第一时间、全程参与抗疫防控和治疗，而不是某个领导要求，或者中医自己申请才能参加。”

他指出平时要加强防疫的基础资源的储备，“这次开始很多医院为什么接收不了病人，因为没有负压病房，医院也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力量。”他建议三级医院应有所物资、技术及人员的储备，平时用于重感、重症治疗，战时就转为隔离病房。

向世界分享中国“药方”

如今，张伯礼每天都在与中外专家开视频会，受邀向海外介绍中国抗疫的经验和思考，为海外侨胞、留学生答“疫”解惑。

张伯礼提到，中国经验最大的亮点，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上，应收尽收，应治尽治，集中全国优势力量去武汉参与救援，“不惜一切代价，一个不落地救治，而且治疗费用全免。”在此次武汉新冠肺炎病例中，80岁以上的患者累计有3000多人，救治成功率将近70%，其中还有7位百岁以上老人已经治愈出院。

对于国际上争议较大的“群体免疫”法，张伯礼并不赞同，他认为这是靠牺牲一些人的生命来换取群体免疫，“放任自流任其发展，受害最多的就是老年人、弱势的群体，可能造成几十万、几百万人大批的死亡，这在一百年前是没有办法才提出的。”

张伯礼认为，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蔓延，且重症少、死亡率低。一方面是采用了“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办法，严格隔离，阻断传染源和传播途径。通过与各国视频对话，他认为，之所以有些国家疫情控制不太好，往往都是在隔离上出了问题，他在视频中不止一次提醒，“还是要重视戴口罩，少聚集、勤洗手、勤通风。”

同时，武汉建立了一批方舱医院，保证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方舱普遍服用中药，在张伯礼看来，“这是控制疫情蔓延，防止由轻转重的的关键一招”。

此外，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也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张伯礼谈到，这一次全国都看到了中国的中药是有效的。 “服用中药能有效防止患者从轻症转为重症，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评价指标，”张伯礼说，同时还可以明显改善临床症状：比如缓解发烧、咳嗽、乏力等症状，促进肺部炎症吸收，提高淋巴细胞等免疫指标，降低CRP等炎症因子。而中西结合治疗重症，又能够提高治愈率，减少死亡率。在康复期，中医药进行综合治疗有优势，“中医药在每个阶段都能发挥作用。 ”

张伯礼介绍，目前海外在抗击疫情中，对中医药的需求和兴趣前所未有地高涨。连花清瘟已经合法进入了巴西、加拿大、泰国、印尼等七八个国家了。但目前，中药“出海”依然还是受到各国法律、法规的限制，“有的中药送到国外，但因不符合当地法律，不能合法使用。”他也表示，中外交流明显增多，交流总是有好处的，“知道中国有中药挺好使的。”

目前张伯礼团队正在组织国内专家和法国国立卫生院合作，就连花清瘟在法国临床评价进行设计研究；同时他还在与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一个对中医药联合评价的方案，他认为，“大家提出来愿意合作，愿意共同进行研究，这就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