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战“疫”时代 张伯礼院士向世界分享中国“药方”

文 / 中国科技网
2020-05-07 16:09

年逾古稀身披战袍出征武汉至今,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已与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过招逾百日。

回首百日战“疫”,身经百战的张伯礼感慨万千,既有与狡猾病毒交手的惊心动魄,又有对公共卫生体系的回溯反思。如今,他每天都受邀与海外视频连线,把抗疫的中国“药方”分享给世界。

有的患者核酸常阳3个多月

在疫情最凶险时期的武汉,张伯礼穿上白色防护服在一线接诊患者,研究治疗方案,面对公众及时回应疫情热点。“必须要安定民心,让大家更理智地去理解这个病毒,”身在疫情“风暴眼”之中,张伯礼非常清楚,谣言被一再误传引起的恐慌,可能比疫病本身更可怕,“制止谣言的传播是我们的责任。 ”

在疫情暴发初期,在全国一度出现疯抢双黄连的惊人场面;还有无证“神医”李跃华自称不戴口罩,用穴位注射疗法治愈了多位新冠肺炎患者,一时间也成为舆论的焦点。

为什么这些今天看似有些可笑的常识性问题,在当时会有人相信,张伯礼认为,这是当时人们恐慌心理的真实反映,大家对疫情不太了解,听到一个消息就仿佛抓了一根救命稻草,药不管是不是真有效,都先抢来囤着;甚至有的言论“已经冲击了常识的底线”,但还是有一些人相信。

坐镇武汉前线82天,张伯礼一直在想办法摸清新冠病毒的脾气秉性,及时调整诊疗策略,“第一次接触这种新病毒,即使是专家,也不能一下就看得很全面,也难免会有疏漏、错误的地方。”张伯礼坦言,大家对这种新传染病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要不断修正。

在他看来,新冠病毒比一般的病毒要更复杂、更狡猾。经历过“非典”战“疫”,张伯礼表示,新冠病毒不会像SARS病毒一样,进入6月就消失得毫无踪影,“要高度警惕在秋冬季节再次流行。”

新冠病毒的狡猾之处在于其行踪不明:有的人核酸检测转阴后又复阳了,有的人感染了但无症状,现在还出现常阳的案例。

张伯礼见过一个特殊的常阳病例,其没有任何症状,但核酸检测阳性持续了近3个月,而绝大多数病人阳性持续时间在7天到14天左右,“个别会持续到20天,但超过1个月,甚至到3个月的,就很奇怪了。”

张伯礼主张对这位患者进行病毒培养,结果发现,其体内都是死病毒,并没有传染性,但因为不确定的原因,病毒在体内崩解破碎后一直没能完全排净,而核酸检测时,那些破碎的病毒片段依旧一再被检测出来而呈阳性。

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些复阳、常阳的病例也是少数。在那些复阳的病例中,张伯礼发现,在排除误诊或者假阳性等原因之外,原因可能与其痰比较黏稠,形成了痰栓,里面包裹了病毒,沉积在肺的小气道,暂时排不出来,以后肺修复过程中排除了痰栓,也带出來了病毒。但复阳的,检测出来的病毒一般都是死病毒,毒性也很低,几乎没有传染性。”

建议修改传染病防治法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张伯礼正在将几个月来自己的思考写成意见、建议。他说,这次武汉出现疫情,初期出现混乱的状况,说明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应急响应相关法规亟需修定与完善。

张伯礼梳理了此次疫情上报的时间线:湖北“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医生在12月27日将其发现的情况报给医院,随后医院上报给区疾控中心,再层层上报到武汉市、湖北省,随后各级再逐级到医院考察,“按照现有的制度,这些程序并没有问题。”

他分析,虽然逐级上报了,但反馈却相对滞后,“层层考察再层层上报至卫生部,整个过程中就耽误了很多时间。”张伯礼认为,“以后再出现类似情况,地方有权直报,甚至直接报到中央。”

他发现疫情初期调配给武汉的检测试剂盒也明显不足,“有一段时候,一天只有200个试剂盒,再后来增至1000份,可那么多病人远远不够。防疫的战略物资存儲、调配的制度都需要修改完善。”

此外,全国的P3实验室数量太少,这次疫情中暴露出来,很多病毒实验都不得不等着排队,“一个实验室压着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实验。”

张伯礼强调,一旦出现重大疫情,各个省级政府也应该有权来包括封市县级城市的重大决策,同时传染病疫情出现不能与业绩、政绩等挂钩,“疫情做上报后必然对社会稳定、经济等方面都会有影响,这个情况要考虑到,一切以人民的生命健康为最大的利益。”

与此同时,他特别强调中西并重政策要落地,应该通过修订法条来保证中医药能及时有效发挥作用,“法律上要保证中医药作为一线的队伍第一时间、全程参与抗疫防控和治疗,而不是某个领导要求,或者中医自己申请才能参加。”

他指出平时要加强防疫的基础资源的储备,“这次开始很多医院为什么接收不了病人,因为没有负压病房,医院也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力量。”他建议三级医院应有所物资、技术及人员的储备,平时用于重感、重症治疗,战时就转为隔离病房。

向世界分享中国“药方”

如今,张伯礼每天都在与中外专家开视频会,受邀向海外介绍中国抗疫的经验和思考,为海外侨胞、留学生答“疫”解惑。

张伯礼提到,中国经验最大的亮点,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上,应收尽收,应治尽治,集中全国优势力量去武汉参与救援,“不惜一切代价,一个不落地救治,而且治疗费用全免。”在此次武汉新冠肺炎病例中,80岁以上的患者累计有3000多人,救治成功率将近70%,其中还有7位百岁以上老人已经治愈出院。

对于国际上争议较大的“群体免疫”法,张伯礼并不赞同,他认为这是靠牺牲一些人的生命来换取群体免疫,“放任自流任其发展,受害最多的就是老年人、弱势的群体,可能造成几十万、几百万人大批的死亡,这在一百年前是没有办法才提出的。”

张伯礼认为,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蔓延,且重症少、死亡率低。一方面是采用了“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办法,严格隔离,阻断传染源和传播途径。通过与各国视频对话,他认为,之所以有些国家疫情控制不太好,往往都是在隔离上出了问题,他在视频中不止一次提醒,“还是要重视戴口罩,少聚集、勤洗手、勤通风。”

同时,武汉建立了一批方舱医院,保证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方舱普遍服用中药,在张伯礼看来,“这是控制疫情蔓延,防止由轻转重的的关键一招”。

此外,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也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张伯礼谈到,这一次全国都看到了中国的中药是有效的。 “服用中药能有效防止患者从轻症转为重症,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评价指标,”张伯礼说,同时还可以明显改善临床症状:比如缓解发烧、咳嗽、乏力等症状,促进肺部炎症吸收,提高淋巴细胞等免疫指标,降低CRP等炎症因子。而中西结合治疗重症,又能够提高治愈率,减少死亡率。在康复期,中医药进行综合治疗有优势,“中医药在每个阶段都能发挥作用。 ”

张伯礼介绍,目前海外在抗击疫情中,对中医药的需求和兴趣前所未有地高涨。连花清瘟已经合法进入了巴西、加拿大、泰国、印尼等七八个国家了。但目前,中药“出海”依然还是受到各国法律、法规的限制,“有的中药送到国外,但因不符合当地法律,不能合法使用。”他也表示,中外交流明显增多,交流总是有好处的,“知道中国有中药挺好使的。”

目前张伯礼团队正在组织国内专家和法国国立卫生院合作,就连花清瘟在法国临床评价进行设计研究;同时他还在与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一个对中医药联合评价的方案,他认为,“大家提出来愿意合作,愿意共同进行研究,这就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