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中医、驱瘟疫，苏轼的医学思想时至今日依然适用

你知道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慈善医院吗？

苏轼任杭州知府时，杭州城洪涝之后又遇大旱，瘟疫肆掠，来势极其凶猛。苏轼自掏腰包，率先拿出黄金五十两，并着些官银，又动员杭州富商，开办了一座规模极大的慈善医院，名为“安乐坊”。

药坊里有一味神药，名为“圣散子”，是苏轼的挚友巢谷在黄州赠予他的。巢谷好云游四方，随身携个麻布口袋，里面装些稀奇古怪但非常实用的东西。譬如这“圣散子”，药效十分神奇，偏成本又很便宜，每服只要一文钱。当初巢谷教苏轼指江水为誓，绝不能把这药方外传。苏轼明着点头，暗地里却在偷笑，他本就不是藏着掖着的人，更何况这能救民于水火的宝贝。

安乐坊外，苏轼拉起一张大横幅，写着“千钱活千命”，又支了几口大锅，现煮现服。杭州百姓蜂涌而至，排起几里长龙，一文钱一碗，再穷的人都受得起，真个一穷二白的，免费喝了也无妨。据记载，“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百姓们免了瘟疫之苦，转而又把苏轼围起来，齐声拜谢不在话下，相信巢谷见了这般情景，也不会责怪苏轼了吧。小义与大义，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后来苏轼将这药方公开，传遍千家万户，“亦使巢君之名与此方同不朽也。”

安乐坊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慈善医院，苏轼离杭之后，改称“安济坊”，然而没几年就停了。南宋有人言：“朝廷定都杭州，沿湖造楼无数，唯独没有‘安乐坊’这类救民之所……”干这种事是要良心的。想想苏轼，若他拿这药方谋点小利，也没人会说他什么。玩笑而已，苏轼不可能这么做。

苏轼能够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慈善医院，还得益于他本身懂中医。

苏轼《书东皋子传后》云：“故所至当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而尤喜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已以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苏轼常常搜集和储备药物，有人来求就无偿给予。这样劳己利人的行动不免遭到别人的不理解，他只是云淡风轻地笑笑：生病的人得到药物治疗，我也感到身心舒畅了。其忧民爱民之心溢于言表。

苏轼在流放期间钻研医药知识，向识医知药的好友请教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医药思想。他深知药物乱用滥用的危害，一针见血地指出“药有毒，乃能已疾”，用药实际上是“以毒攻毒”，这样清醒的认识实在可贵。过量服用药物无异于服毒，不但得不到疗效，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危及性命，即使是纯天然的中药也不例外。

一次，苏轼的友人钱穆父向他求赠一种药物——紫雪。由于此药毒性颇大，苏轼相当谨慎，立即表示：“求紫雪, 纳五两去。尚有数两, 不欲多驰去。中年岂宜数进此药乎？”

只能给五两，这不是吝啬，而恰恰反映出一片赤诚仁心。他认为人在健康时不应该随便用药，“今吾忧寒疾而先服乌喙，忧热疾而先服甘遂，则病未作而药杀人矣”（《东坡先生志林集》）。而倘若生病，就应该对症下药，药不对症时须及时换药。药材价廉易得有效为最好，不盲目追求名贵药材，苏轼的这些医学思想时至今日依然适用。

苏轼爱憎分明，强调医者仁心。他盛赞那些“用心平和，专以救人为事”的良医，批评个别“性行不甚纯淑”的庸医，言之殷殷、情之切切在《苏轼文集·记张君宜医》中可见一斑。他还强调切忌听信巫觋的骗言，避免耽误最佳治疗时机。

苏轼被贬到海南时，目睹当地不少人信巫不信医，杀牛求神来治疾病，“病愈则归德于巫，不愈则称神怒，人牛皆死而后已”，凑巧医好了病就归功于巫觋，医不好就迁怒于神明。

他对百姓的愚昧备感痛心，也更加坚定了钻研中药悬壶济世的决心。于是在辗转流放期间，每到一处，苏轼便有意识地搜罗当地的方药，经过亲身用药实践证明其有效后收录成集，备他日之用。同时，他也尝试亲自为百姓诊脉开方，力求让病人得到及时、恰当的救治。

苏轼有如绵绵春雨，润物细无声。在被下放到陕西凤翔任签书判官时，他看到凤翔地处偏僻，缺医少药，便把他在京时抄录的太医院《简要济众方》五卷重新书写出来，张贴于市，以供民众抄录使用，此举广受民众称赞。

苏轼是一味无价的中药，他遇水成茶，遇米成粥，为我清热解毒，可以用善良平和面对世间险恶。纵使半世颠沛流离，也要一生诗情画意。

纵观苏轼在医学领域的活动，对提高宋代医学的地位和带动宋代文人竞相涉猎医理产生了有利影响。苏轼以政治家、文学家的身份挚爱医学、涉猎医学、传播医学，起到了医学家难以起到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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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熊莉

审核：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