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的养生思想：道医大师传秘方，备急千年救世人
葛洪系统地总结了秦汉以来的各种炼养方术，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养生方法，不偏不执，要懂得气法、导引、房中、饵药、金丹，才能延年益寿，达到长生的境界。道教史上，葛洪以其卓越的成就，为道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从而享有崇高的声誉，受到了历代道教徒的尊敬。直到今天，我国一些道教名山如广东的罗浮山、杭州的葛岭、抱朴道院等还保留纪念他的建筑物、碑刻及炼丹遗址。在世界上，葛洪的名字早己载入古代科学家的史册，得到了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著名科学史家斯蒂芬·F·梅森博士等人的高度评价。
葛洪（资料图）
葛洪的中医药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为中国药学家屠呦呦提供研究灵感，帮助她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为解决治疗预防疟疾这一世界医学难题作出贡献。屠呦呦也因此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从而使道教医学的实践与成果，得以光大发扬辉煌世界。
葛洪学识渊博，精通医理药理，并长期从事炼丹内修的研讨，是古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养生学家。我国传统的医药学和养生学本来密不可分，在当时医疗技术较原始又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养生对保障人体健康显得尤其重要。在长期医疗、养生实践的基础上，葛洪提出了自己的养生思想。
众术合修的养生体系
他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因而，他广觅道经，博览众术，对秦汉以来的各家各派养生内炼术都加以研究，认为各种方术都有不同的健身价值和养生功能，主张养生者，欲令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出于这种认识，葛洪将气法、导引、房中、服食、养生、符咒、药饵、外丹等各类方法融汇贯通，汇于一体，形成了一个以气为本、众术合修的养生体系。
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首先阐述了他的元气说，为其养生学说建立理论基础。在他看来，宇宙的本原是物质的元气，由元气的分化，才产生天地万物。他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也就是说，宇宙万物是由气所生成的。
乾坤图 明代 绢本设色（北京白云观藏）
这种气生万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既是对秦汉元气说的继承，也是他长期从事自然科学实验和探讨的结果。他在论自然变化的原理时说：“云雨霜雪，皆天地之气也，而以药作之，与真无异也。”认识到云雨霜雪都是天地之气变成的，天地之气就是一种自然的物质。扩而言之，自然界的一切有机物和无机物都是由气变化生成的。
这个气也是构成人体和生命存在的基础物质。他说“善行气者，内以养生，外以却恶。”强调了气与人体生命间的至要关系。同时又指出：“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根竭叶繁。则青青去木矣。气疲欲胜，则精灵离身矣。”又说：“气绝之日，为身丧之候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生命终止的内在原因。
对于人体致病夭折的现象，葛洪辩证地探讨了它的内因和外因。他说：“夫之所以死者，诸欲所损也，老也，百病所害也，毒恶所中也，邪气所伤也，风冷所犯也。”在他看来，引起疾病夭折的根本原因是体内气血的亏竭。他说，受气本多则伤损薄，受气本少则伤深。
丹台春晓图 文伯仁 明代 纸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用力役体，汲汲短法者，气损之候也。面无光色，皮肤枯腊，唇焦脉白，腠理萎瘁者，血减之证也。二证既衰于外，则灵根亦凋于中矣。”所谓“二证”即是疾病症状的显现，它是体内气血亏耗的必然结果。然而人们往往只看到了现象，“以觉病之日，始作为疾”，而怨风冷暑湿等外界的因素。
对此，葛洪明确地指出：“风冷暑湿，不能伤壮实之人也，徒患体虚气少者，不能堪之，故为所中耳。”他举例说：“设有数人，年纪老壮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并冒严寒之夜……则其中将有独中冷者，而不必尽病也。非冷气之有偏，盖人体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独以给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钧器齐饮，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势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独以喝死者，非天热之有公私也。齐服一药，而或昏暝烦闷者，非毒烈之有爱憎也。”可见，内在因素往往比外界因素更为重要。
基于这种正确的认识，葛洪十分强调预防的重要性，主张把疾病消灭在隐患之中。他说：“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病，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即逝之后。”“故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以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积一所以至亿也。若能爱之于微，成之于着，则几乎知道矣。”
治身养性，务谨其细。（资料图）
他认为，日常生活中伤生的因素很多，如困思、强举，悲忧，极乐，汲汲所欲，寝息失时，房中无节，饮食过度等等，皆足以致伤损寿。主张起居有章，保持情绪精神的稳定状况，即“淡默恬愉，不染不移。养其心以无欲，颐其神以粹素，扫涤诱慕，收之以正，除难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灭爱恶之端。”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葛洪的养生学说非常重视人为的作用，鲜明地表现了对天命观的否定态度。他说：“有仙命者，要自当与之相之夜。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也就是说，既使“仙命”的禀赋者，还是要经过一番人为的努力，才能成其正果，何况凡人？
在《至理》中，葛洪甚至把“命有自然”看作是愚夫的见解。指出延年益命的路径在于养生：“今导引行气，还精神脑，食饮有度，兴居有节，将服药物，思神守一，柱天禁戒，带佩符印，伤生之徒，一切远之，如此则通。可以免此六害。”所谓“六害”，指诸欲所损、老病所害、毒恶所中、邪气所伤、风冷所犯，为能致人死亡之害。六害不除，死亡且不免，焉能修仙长生？故葛洪主张，人要修仙，先学养生，免此六害，身体无病，才能进一步修长生不老的仙道。
“我命在我不在天”（资料图）
对人为的肯定，必然导致对天命的否定。他说：“大寿之事，果不在天地，仙与不仙，绝非所值也。”“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倾向。同时，又宣称：“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这一中国养生史上震聋发聩的响亮口号，体现了何等宏大的气概和积极有为的态度。
不伤不损的养生之道
葛洪指出：“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知上药之延年，故服其药以求仙。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导引以增年。且夫松柏枝叶，与众木则别。龟鹤体貌，与众虫则殊。至于彭、老犹是人耳，非异类而寿独长者，由于得道，非自然也。众木不能法松柏，诸虫不能学龟鹤，是以短折。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则可与之同功矣。”
尤其可贵的是，葛洪清楚地看到了巫医迷信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他多次批判了那些妄言祸祟，专以问卜祭祷为业的巫祝，嘲笑了不精医术、不务药石的庸医，指出祈祷鬼神是毫无作用。
他说：“若乃精灵困于烦拢，荣卫消于役用，煎熬形气，刻削天和，劳逸过度，而碎首以请命，变起膏肓，而祭祷以求痊；当风卧湿，而谢罪于灵祗；饮食失节，而委祸于鬼魅，蕞尔之体，自贻兹患，天地神明，曷能济焉？其烹牲罄群，何所补焉？夫福非足恭所请也，祸非重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祷延，疾可以丰祀除，则富姓可以必长生，而贵人可以无疾病也。”这种不信巫祝、不重祈祷的态度是正确的。
葛洪移居图 王蒙 元代 纸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根据内修外养的养生思想，葛洪提出了养生的基本原则，在于不伤不损。他说：“养生以不伤为本，此要言也。”又说：“禁忌之急，在不伤不损而已。”对此，葛洪列举了十三项伤损之事，其中有：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力所不胜，而强举之；悲哀憔悴；喜乐过差；汲汲所欲；久谈言笑；寝息失时；挽弓引弯；沉醉呕吐；饱食即卧；跳走喘乏；欢呼哭泣；阴阳不交。他认为这类损伤之事积累多了会使人早死，“凡言伤者，亦不便觉也，谓久则寿损耳。”
接着，葛洪又列举了不伤不损的养生之道，包括：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不欲甚劳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车走马；不欲极目远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饮酒当风；不欲数数沭浴；不欲广志远愿；不欲规造异巧；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不卧露星下；不眠中见肩；大寒大热，大风大雾，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
“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资料图）
除了以上饮食起居的养生事项外，葛洪还特别强调精神的保养。他说：“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养其心以无欲，颐其神以粹素，扫涤诱慕，收之以正，除难求之思，遗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灭爱恶之端，则不请福而福来，不攘祸而祸去矣。”
汤用彤先生曾云：“张湛《养生集》叙曰：养生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过此已往，义可略焉。以上十项，当即《养生要集》内容之大要，由此并可窥得当时道教养生学说之梗概。”（《汤用彤学术论文集》）
整个道教养生学的大致面貌，确如以上所论。葛洪以长生成仙为目的而研习仙方术，特别是他的金丹术、医药学、气功和养生理论，为道教和中国科技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而把养生学纳入古代科学宝库之中。
内修外养的性命法诀
葛洪系统地总结了秦汉以来的各种炼养方术，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养生方法，不偏不执，要懂得气法、导引、房中、饵药、金丹，才能延年益寿，达到长生的境界。葛洪虽以金丹为大道之重，但实际上仍以气法的修炼作为延年长生的基本功。
气法修炼以精气神为三宝，主张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葛洪已紧紧抓住精、气、神这三大要素进行修炼。葛洪说：“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涤除嗜欲，内视反听，尸居无心。”便是修炼精、气、神的入手法门。
因为人不能恬愉澹泊，则识神用事，于是好恶心生，是非心生，名利心生，色欲心生，乃至神智昏乱，气息不定，精气流溢，后天之精、气、神动摇，伤及先天，人便会衰损速死。所以气功修炼之要，首先在于静定，人能恬静无欲，则识神退位，元神自生，于是心降而神凝，神凝则气聚，气聚则精生。
关于气法的校验，葛洪加以了全面的总结。他说：“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多气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与病人同床而己不染。又以群从行数十人，皆使无所畏，此是气可以禳天灾也。”
“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暂经过，无不中伤，而善禁者以气禁之，能辟方数十里上，伴侣皆使无为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气禁金疮，血即登止。又能续骨连筋。”应该承认，葛洪的这些记载许多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其中一些例证已为现代气功师所证实。
那时道士已可用“以意领气”的行气法治病，“凡行气欲除百病，随所在作念之，头痛念头，足痛念足，和气往攻之，从时至时，便自消矣。”（陶弘景《养性延命录》）除行气为自己疗病之外，还能以气与人祛病，这在当时谓之“布气”。《晋书·艺术列传·幸灵传》载：“吕猗母皇氏，得痿痹病，十有余年，灵疗之，去皇氏数尺而坐，瞑目寂然。有顷，顾谓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仓卒起邪？灵曰：但试扶起。于是两人夹扶以立，少选，灵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
炼丹图 黄慎 清代 纸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是道士幸灵用布气的方法给人治愈痿痹病的例子，描述得活灵活现。葛洪说：“虽云行气，而行气有数法焉”。“故行气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治疮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饥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
当然，在众多的炼养方术中，葛洪最重视的是金丹（外丹）。他认为，延长人的寿命，主要依靠内修与外养两个方面。所谓“内修”，如上举的气法、导引之类。所谓“外养”，即指服食、金丹之类，而又以金丹最要紧者。他在《金丹》和《黄白》两篇中，具体地介绍了许多炼丹的方法，其详密程度是葛洪以前任何道书里没有的。
他所记载的许多现已失传的炼丹著作和大量的炼丹药物，对研究汉晋时期炼丹术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以《金丹》篇为例，它涉及的药物有铜青、丹砂、水银、雄黄、矾石、戎盐、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赤盐、曾青、慈石、雌黄、石硫黄、太乙余粮、黄铜、珊瑚、云母、铅丹、丹阳铜、淳苦酒等22种，这比《参同契》里提到的药物要多得多。可以说，是他奠定后世外丹术的基础，从而为南北朝隋唐时期道教外丹术的盛行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