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该“吃药”了？其实他已经在用亨廷顿的“药方”

【文/ 李岩、魏南枝】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于1996年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他对于美国输出其价值观的态度。亨廷顿认为：西方价值不是普世价值。不仅如此，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还是错误的、不道德的、危险的。此外，引起世界动荡和全球冲突最可能的唯一原因就在于西方世界对于其他文明世界的干涉。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反复强调“美国优先”，反对承担过多的国际义务。在其就职演说中，特朗普认为各个国家皆有将本国利益置于首位的权利，他一再宣称美国未来不会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任何人，但会努力让它熠熠生辉，成为所有人效仿的榜样。

特朗普对待“美国价值观”的这一态度与亨廷顿有异曲同工之处。

特朗普不再输出美国价值观不是一句空话，与之相呼应的是其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美国优先”的策略：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呼吁制造产业回归美国本土；力推严禁中东六国民众入美的“禁穆令”；要求北约盟友增加美国驻军的开支费用。特朗普还对俄罗斯总统普京频频流露惺惺相惜之意，这与冷战开始之后，美俄持续对立甚至敌视的态度大不相同。究其根本，美国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导致其全面“收缩”战略部署的原因。

本文通过分析特朗普政府策略的具体表现，结合亨廷顿对于西方文明(主要指美国文明)的“诊断”，讨论特朗普政府在对待美国价值观问题上变化的原因，进而探讨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的实质及其影响。

（一）美国价值观

约瑟夫·奈用“硬实力”(即经济和军事力量)和“软实力”(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来界定民族国家的两种力量构成。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颇具吸引力，其他国家会更乐意跟随其领导，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软实力与硬实力的重要性不分伯仲。

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权是美国不遗余力捍卫和推广的所谓“普世价值”的主要内容。美国对其自由民主制度拥有强烈的自信，并将其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逐步成为世界新的霸主。为了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也为了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和普世性，美国一直在全世界极力输出自己的美式价值观，这是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基于此，历届美国总统都把推行美国价值观和制度视为自己崇高的职责，在重要场合都毫不掩饰地强调和标榜美式价值观。罗斯福总统宣称民主取代其他统治人民的方法；肯尼迪和里根也都先后做出过美国应确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以及让美国成为“自由的典范”和“希望之光”的承诺。

冷战之后，世界形成了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在硬实力称霸全球的基础上，美国价值观一度膨胀到极点。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宣称历史正在终结，终结人类意识形态和政府形式的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这一制度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奥巴马也把美国的成功归结为美国人民对自己普世价值的忠诚，并宣称要努力不懈地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这些普世价值。美国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强大的军事覆盖能力是其向全球输出价值观的强有力的保障。美国通过新闻、电影、网络等传媒技术和渠道，宣传其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并凭借强大的资金，建立和资助各种非政府组织等。

然而，在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讲中，美国价值观的核心词汇出现的频率微乎其微。演说临近结尾才提到“自由”(freedom)一次，“民主”(democracy)和“人权”(human rights)就根本未提及。而且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郑重承诺将不会把美国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任何人身上。

（二）亨廷顿的“诊断”

特朗普拒绝输出美国价值观的态度，可谓美国政府当下的新转向。但在50年前，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就已经建议不要强行输出美国价值观，并详细“诊断”了美国文明出现的问题。

亨廷顿在“文明”范式的构架下，分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经济、人口、军事力量和文明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症状。他所得出的最终结论为西方文明已经显示了衰败的迹象，西方价值也不是普世价值。“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

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是“延缓西方的衰落”并“保持西方的团结”。然而正在衰弱的西方没有足够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重新塑造世界上的其他文明，重中之重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这一重任对于作为西方文明实力之首的美国而言是责无旁贷的。

亨廷顿在约瑟夫·奈的基础上就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继续阐述道：只有源于物质胜利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才是有效的。换言之，只有根植于强大硬实力之上的软实力才能成为真正的实力。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硬实力不仅提升本国人民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自信心，更会对其他民族国家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反之，硬实力的下降不仅使这种吸引和感召下降，还会导致自身的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特朗普政府采取文化收缩和战略收缩正是基于当前美国硬实力的下降所导致的内外交困的局面，具有明确的现实基础。

二、美国“软实力”衰弱的原因

（一）经济基础

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和发展造成了美国“硬实力”的相对衰弱。亨廷顿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社会展露出许多文明开始衰退的迹象。西方经济的富裕程度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文明，但相较之下，尤其是与东亚社会相比，西方社会的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很低。用于经济建设和军事力量发展的开支明显落后于个人和集体的消费。

首先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增长率为依据来判断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从1980年至2016年，这一指数的波动幅度之大显而易见。其中，GDP增长率的最大值为7.259(1984年)，最小值为负2.776(2009年)。自2009起，美国经济在奥巴马政府期间逐渐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但是和1999年的指数相比，GDP增长率还是相差甚远。

截至2017年2月，美国国债钟( National Debt Clock)数据显示美国政府财务严重超支，债务已经高达19.97万亿美元，换言之，每个美国人身上背负着约6.2万美元的债务。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的占比(GCF)可以作为评判投资率变化的依据。1980至2016年间，GCF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亦呈现出整体大幅跌降的态势。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GCF所占比例平均值在22.5%左右，而2015年GCF所占比值为20.35%，远未达到金融危机之前的平均水平。

尽管美国经济自金融危机后逐渐复苏，但是这种复苏并不是全部产业的均衡发展，不平衡的产业结构也是特朗普能够在大选中获胜的原因之一，在“锈带”州表现尤其明显。

“锈带”是一个经济学的特殊名词，指那些曾经历辉煌后陷入低迷的产业区，表现为经济衰退、人口流失和城市衰败。在美国主要指中西部一带曾经以制造业为主体经济的州，如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和威斯康辛州等。

美国劳工数据局的2014年行业发展速度数据表明：该年度服务业发展最为迅猛，但主要集中在低端行业；制造业曾经是实业经济的中心，然而其衰退速度最快。2000年，威斯康辛州的制造产业雇佣了全州五分之一的员工，产值高达该州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时至2015年，该州制造业的产值下降到总产值的十分之一，而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行业一跃而起，产值几乎达到该州GDP总值的五分之一。

特朗普把美国经济疲软归咎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他在竞选中声称全球化所带来的资金和产业转移造成了美国大量人口失业。特朗普不仅抨击中国在全球化中获利，而且还攻击邻国墨西哥，他表示要认真考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TO)是否有利于美国，美国是否有继续遵守协定的必要。特朗普就任后立即退出TPP，认为如此能够保护美国的制造业，提高就业率。特朗普还同各大公司谈判，呼吁和鼓励他们将工厂搬回美国。由于特朗普归罪全球化的态度和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美国政府战略呈现出收缩态势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选后民调显示：最关心经济议题的美国人超过半数，认为国内经济发展糟糕的美国人高达五分之三。美国整体经济的相对衰弱导致了这种消极态度的蔓延，更重要的原因是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和日渐萎缩的中产阶级。1980年至2014年，1%收入最高的美国人的年收入与普通人的收入差距从27倍跃升到81倍，具体金额约为130万美元比1.6万美元。

中产阶级一直被视为美国社会和经济的中坚力量。然而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表明：2015年处于收入顶端和底层的人数总和(1.213亿)已经超过了中产阶级的数量(1.208亿) 。伴随这一趋势的是中产阶级家庭总收入的大幅滑落。1970年至2014年，中产家庭收入占全美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62%下降到43%，而上层家庭的收入比重从 29%飞升到49%。

1970至2015年，美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63.9增加到348.2。同1999年相比，2015年的美国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减少了1327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收入不增反降，美国社会中的医保、养老等生存问题也日渐显著。美国民众对于废除“奥巴马医保”的种种矛盾观点和表现也反映出中产阶级由于自身经济状况不愿增加家庭开支的态度。美国人民引以为傲的美式生活的吸引力随着生活水准的下降而减弱，丧失了其在好莱坞电影里的美好和梦幻。

受到全球化冲击最大、生活水平下降较快的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白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他们所能从事的专业程度较低的行业被重新配置到发展中国家，留在美国本土的几乎都要求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以往凭借体力劳动或其他低端工作就可跻身中产的人群无法立即胜任这些工作。

不仅如此，少数裔新移民所能从事的同样是国内所剩无几的专业程度较低的工作，对工资水平和待遇要求不高的新移民群体成为他们求职场上的强劲对手。收入不增反降的失落、贫富悬殊的无望和失业危机高悬的恐惧使他们一边谴责资本集团和建制派的贪婪无情，一边怨恨直接抢走自己饭碗的他国移民。除此之外，移民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也是导致美国价值观乃至美国社会由内而外撕裂的原因之一。

（二）社会问题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详细描述了移民可能会给美国带来的问题。美国为数众多的拉美裔少数民族拒不融入西方文化，往往继续维持母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如果不能成功同化移民，其所造成的内部冲突有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分裂。

2015年3月发布的《2014-2060年人口规模和构成预测报告》(以下简称《人口报告》)显示：“土生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到2060年将有18.8%的美国人是“外国出生人口”，在此期间新生婴儿的母亲中高达20.3%为“外国出生人口”。《人口报告》同样指出要想保证美国人口总量的平稳增长，还需要增加6000多万移民。

亨廷顿称西方经济实力的衰落和人口活力的匮乏使其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其他社会和文明。这种实际“外国出生人口”比重持续增长的趋势，将不可避免地冲击美国的本土文化和土生人口的心理。一些反对移民的人士担忧新移民将来有可能引起语言、文化和精神上分裂的美国。

目前，非拉美裔白人仍然是人口数量最大的单一族群，超过人口总数的50%，但这一比值将在2060年下滑为43.6%。据《人口报告》预测，非拉美裔白人将于2044年从多数族群变为“主要的少数族群”。此后，非拉美裔白人仍将是最大的单一族群，但美国将处于没有任一族群超过总人口半数的多元人口结构之中。

此外，18周岁以下的人口变化现状及趋势表明，非拉美裔白人在这一年龄组的现有比例(52%)和未来趋势(2060年为35.6%)都很低，也就是说，在这一年龄组，美国的非拉美裔白人孩子已经接近成为“主要的少数族群”。亨廷顿也早已承认美国也能应用文明的范式，因为其社会中的肤色意识非常强烈。美国族群和种族的差异和不同日益显著。

自9·11恐袭以来，种族问题在来自中东的穆斯林移民群体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美国人认为他们不仅抢占了宝贵的工作机会，还因为不同的文化信仰等带来的安全隐患。穆斯林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使其难以融入美国的传统白人社会。白人中的传统保守分子对移民、特别是伊斯兰移民的排斥态度还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选后民调表明近五分之一的美国人极其重视恐怖主义问题，而对移民的担忧吸引了超过十分之一人口的关心。而重视这两个议题的民众50%以上投票选举了特朗普。

美国在此前20多年一直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扩大自己的海外影响力和势力，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使许多民族与地区的仇美情绪加剧，加大了美国遭受恐怖主义活动袭击的危险和可能性。欧洲屡次发生的穆斯林恐袭事件和美国本土的恶性伤亡事件等再次激起了国内对潜存恐怖主义袭击活动的担忧与恐慌，也加深了对伊斯兰移民的排斥心理。

从殖民主义时代算起，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大量融合了从欧洲迁移而来的移民，但现在其“大熔炉”的功能日渐萎缩，甚至有彻底消失的风险。亨廷顿担心新移民坚持自己原来文化的行为很有可能冲击占支配地位的殴裔文化。其他文明的人口在美国社会所占比例大幅增加，意味着它未来会变成一个非西方的美国。这是美国社会分裂和认同缺失的重要因素。

纵观美国历史，其民族认同在文化上由西方文明遗产界定，政治认同则由美国信条的原则界定，即绝大多数美国人都首肯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平等、宪政和私人财产权。

当下的美国，许多根据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取向界定的团体纷纷诉求更多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多元文化主义者的权利声张实际上破坏了美国的内聚力，影响了社会认同和主流价值观，造成社会共同认知的进一步缺失和分裂。而总统候选人拉拢非裔美国人的言行、西班牙语逐渐成为美国的第二语言、LGBT组织的兴盛等现象也证实了多元文化群体的异质性和社会认同的分裂。

白人中的保守者对人口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忧心忡忡，维护清教徒的欧裔美国价值观成为一股隐而未发的力量。

在生存、安全和文化信仰都出现危机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在汹涌的民意之下必须维护美国白人的传统价值观，因此做出驱赶非法移民、限制新移民入境、废除公立学校跨性别学生自由选择厕所的权力等行为。这也是巩固自身地位和利益、免遭沦落为边缘分子和弱势群体的自救举动。在西方文明本身和其他文明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社会问题愈加复杂，迫使其不得不面对和解决自己文化内部的挑战，而不是继续对外输送美国价值观。

（三）政治问题

政治学学者马丁·吉尔森和本杰明·佩奇研究了约1800份政策提案，结果表明只有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支持的那些提案最终变成了法律。经济精英和商业集团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有持久的影响，而大众和代表大众利益的团体影响力却很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富人对政治的主导等于剥夺了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不富裕的美国人实际参与政策与法律制定的利。

民主制度的参与度使得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一再降低。皮尤研究中心关于美国人对政府态度的调查显示，2015年仅有19%的美国人一直信赖自己的政府。国内一落千丈的信任度也影响了美国吹嘘的“民主制度”在国际市场上的典范作用。

作为“民主灯塔”的美国，民主制度是其兜售给全世界的美国价值观的主要部分。但是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彻底打破了民主的“灯塔”。这次大选从头至尾充斥着低级的抹黑爆料和恶毒的人身攻击。特朗普的“录音门”事件让人质疑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人格和品德；希拉里的“邮件门”风波则更多的揭露了美国各党派内定候选人、打压同僚参选者的丑恶嘴脸，让人对“民选”的效力产生怀疑；而特朗普“不会接受选举结果”的论调，更是背离了民主中“愿赌服输”的应有含义，更让人质疑美国民主选举制度的有效性、正确性和优越性。

美国民主制度的正当性遭到了严重打击。希拉里和特朗普的三场辩论，拉低了美国政治话语的底线，缺乏政策辩论中应有的深度，引起舆论和美国人民的广泛反感。特朗普的极端言论撕下了“政治正确”的面纱，展现了美国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和诉求的冲突，而民主制度却无法起到调和和改善矛盾的作用。这些冲突还体现在特朗普当选后美国发生的多次大规模的“反特朗普”示威游行以及“挺特朗普”游行中发生的肢体冲突和流血事件。

美国政治制度存在的问题，已经导致它功能失调。政治极化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和效率。民主和共和两党的选民票仓高度对立，迫使其政党上层在重要议题上坚持自己的极端立场，因此很难达成妥协。此种政治极化严重到导致政府停摆的状况。最有代表性的是2013年围绕奥巴马政府医改法案的斗争，双方都拒绝作出任何妥协，最后竟导致政府暂时关门。

妥协文化的消失，严重降低了国会的效率。第112届和113届国会制定的法案数量都不到300项，是历史最低点。福山把这种缺乏妥协，极化严重和利益群体兴起影响政府举措的体制称为“否决政治”。

特朗普从即任起，明确表示要废除和替换奥巴马医保，并且敦促共和党内提出新的法案。3月24日，共和党正式撤回了新的医保法案，继续执行奥巴马医保。原因在于占据众议院241个席位的共和党人，竟然没有获得216票的党内支持。由此可见，“否决政治”不仅存在于两党之间，即使是在各党内部，对立也难以调和。

(一) 亨廷顿的“药方”

亨廷顿在50多年前就给美国开出了“药方”，其治国良方提供了8条具体的建议：

强化西方文明内部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一体化，不给其他文明挑拨离间西方国家关系的可乘之机；欧盟和北约应该吸纳地处中欧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密切联系，尽可能促使拉丁美洲“西方化”；在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方面，约束伊斯兰世界和华人国家的发展；尽量使日本仍然倾向西方，而不是倒向中国；认可俄罗斯在宗教上的和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俄罗斯有权保障其南部边境的安定；在科技和军事实力上，始终维持西方社会的优势；首当其冲的是，一定要意识到引起世界动荡和全球冲突最可能的唯一原因就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社会的干涉。

简言之，亨廷顿认为美国应该停止向全球输出西方价值，采取战略收缩，维护西方文明的独特性。

(二) 特朗普政府的阻力与战略本质

在国内冲突和矛盾让人疲于应对的情况下，亨廷顿的建议显得十分中肯。保障国内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似乎成了特朗普政府的重中之重。特朗普政府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也印证了亨廷顿的建议，对外输送美式价值观不再是其光荣使命。但这不代表美国愿意舍弃其长久以来称霸世界、支配世界的霸主地位。另外，特朗普本人的力量撼动不了美国的政治传统，再者他也并非真正要抛弃美国通过霸权获得的利益。

1. 政治牵制

首先，美国的政治体制制约了总统的权力。特朗普的冲动言行受到两党制和三权分立的平衡。特朗普签署的“禁穆令”引发了美国国内的激烈讨论，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很强烈。地方法院和美国司法部轮番上诉，展示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对抗，对特朗普的行为产生了约束。

政治制约的根本原因是利益集团为了捍卫自己在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攫取了巨大利益。特朗普无法动摇这些实力雄厚的集团，例如索罗斯就是金融财团的代表。他们不仅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获得了物质利益，而且极其享受操纵和把持世界事务的快感。为了提高本国就业岗位的数量而舍弃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不在他们的选择范围之内。

特朗普就职后经常在Twitter发布消息，攻击CNN、《纽约时报》等传播“虚假新闻”，不值得信任。2017年2月24日白宫召开的非正式记者会在会前临时更换场地，有意漏掉了这几家传统主流媒体。这种看似无礼的行为有其前因。

这几家媒体分别隶属于被顶层精英人士和建制派掌控的垄断金融财团，比如CNN是时代华纳旗下的公司。建制派和精英团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支持立场一致的希拉里。大选时，时代华纳集团及其员工为希拉里募捐了约55万美元，特朗普只收到约一千美元的捐资。CNN在大选中炒作爆料特朗普的“录音门”等事情，抹黑特朗普的形象。在特朗普就任后，他们继续利用自己的媒体优势，不断制造议题，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抨击特朗普的政策和决定，以此来否定其执政水平和能力。

建制派同标榜“反建制派”代表的特朗普水火不容，舆论战场的激烈对峙就是不同力量集团搏斗尖锐化的外在表现和不言而喻的结果。

2. 经济牵制

试图利用贸易保护的政策来减轻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在实践中难于推行或者于事无补。前有胡佛总统的失败案例为鉴。为了跳出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泥淖，胡佛颁布了非常严苛的保护贸易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案对约900种国外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平均高达53%。欧洲诸国对这种损人利己、妄图独善其身的举动表达了强烈不满并进行了猛烈的报复。结果该法案也未能使美国走出极端低迷的经济状况。

特朗普在竞选中多次提及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迫使美国制造业回归国内。但这样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之所以能够长久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进口中国的廉价日用品。提高关税必然会导致生活成本的增加，直接影响到民生水平，引起民众不满，而这种恶性循环非常有可能降低特朗普的支持率。

因此，特朗普及其团队不仅没有禁止中美贸易，反而积极开展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美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之厚重、体量之巨大促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之前妄言的提高关税、退出WTO等使“美国经济独立”的措施，因为贸然挑起贸易战会给美国招致无法承受的灾难性后果。

3. 军工复合体的利益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在经济不景气，就业率极其低迷的条件下，可以利用增加政府财务支出的方法来推动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例如提高军务开销，利用战争的杠杆作用重新启动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转。美国曾经多次运用这一法则来提振经济，比如加入伊拉克战场。

特朗普政府也想使用凯恩斯主义来摆脱美国经济发展缓慢和社会矛盾难以调和的现状。2017年2月，特朗普向国会提交的2018财年联邦政府财政预算中表示将为国防增加540亿美元的投入。此外，特朗普对奥巴马政府的“遗产”持有否定和废除的态度，唯独对“萨德”反导系统手下留情，不顾中韩等多方抗议，切实完成在韩国的部署。

特朗普多次表示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是美国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大选伊始，许多在役和退伍军事将领就和特朗普结成联盟，全力支持特朗普竞选。退役三星中将弗林多次为特朗普的竞选集会摇旗助威。但因涉嫌私下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讨论美对俄制裁问题，在民主党的极力抗议和媒体的大肆渲染之下，弗林不得不被迫主动引咎辞职。此案重挫了特朗普还未全面展开的新政，形成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掣肘。

尽管有弗林案在前，但是特朗普团队中云集的将军们，仍然是美国军界与特朗普沟通的渠道。因此特朗普政府拟定的2018财年预算中，国防预算总额达到6390亿美元。其中不仅包含用于现役部队的预算增加，美国老兵事务部的预算也增长了44亿美元，用来资助老兵的医疗保险。

这次的预算案是特朗普对军方和军火商的直接支持。美国军工复合体也会坚决维护对外扩张的战略从而谋求更大的收益。尽管特朗普屡次宣称美国花费了高额税收用于确保盟国的国防安全，但他全然没有撤军或减少其他军事开销的打算。在同欧洲及日韩盟友会面时，特朗普抛出撤军的言论恐吓对方，只是为了从对方身上获取数额更大的军需费用，因为真正的撤军会削弱美国的霸权地位。

特朗普精明的商人手段、用最低成本维持最大霸权的目的，及其在军事上继续扩张的战略态度展露无疑。为自己拟定一个假想敌，从而顺利使民众关注国外，淡化国内冲突，是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常用伎俩。

四、结语

综上所述，特朗普政府虽然声称不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别人，并且在内政外交中表露出全面收缩的势头，但不代表美国要回到19世纪的“孤立主义”，其本质仍然是保障美国的“霸权红利”。随着西方硬实力的衰弱，其价值观和文化吸引力也随之减弱。西方也无力再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其他文明社会。

西方国家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以适应新的情况。在国内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民生问题突出、种族冲突和阶层分裂等矛盾层出不穷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国优先”的原则，是一个必须而明智的选择。特立独行、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总统仍然逃不过历史的窠臼。

亨廷顿已经给出结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美国既不能统治世界也无法逃避世界。不论是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不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能很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只有避免这些极端的做法，……才能够最有利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面对美国暗潮汹涌的战略扩张意图和“重回亚太”的野心，我们应该提高警惕，更加巧妙地应对未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