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使命感的心理脱瘾哥

我一直认为，要当一个好医生，除了医术高明，还要有足够高的精神素质——医德、职业追求和使命感。这才是推动一个医生不断创新和进步，满足患者需求的内动力。

可是很奇怪，这种精神明明是医生所需要的，也是社会主流所宣传的；但如果一名医生在体制内想追求这种情怀的时候，却很容易被当做另类。

我在体制内大医院供职的时候，我对职业的追求和使命感经常与体制内的种种限制发生矛盾。最终，我忍受不了这种冲突和桎梏，从体制内“落跑”了。

《中国财富》杂志和《医学界》的记者曾就此专访过我（《落跑医生》和《心理医生何日辉的梦想和奋斗》因为这边不可以添加外部链接，所以这边就没有添加了），可以兴趣的朋友可以查找一下这两篇报道，里面非常真实、详细地记录了我的从医经历和心路历程。

报道里说，我的“落跑”很疯狂。的确，在精神心理科发展比较缓慢、远不及内外妇儿科吃得开的国内，一个精神科大夫居然不好好地待在大医院，反而下海创业，执着于建立自己的人本医疗“理想国”，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可是，如果你也能像我一样，在临床中亲身感受到病人和家属的痛苦和无奈，也许就能理解我的所谓“疯狂”。

在2003年之前，我只是单纯的临床麻醉医生，还在复旦大学攻读麻醉学硕士，很少与病人和家属深入沟通。那时的我认为在医患关系紧张的今天，只要做好本分工作，不出麻醉意外就可以了，提高医疗和服务质量的意识并不强烈，更没有创新意识和动力。

2003年之后，我不愿意再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试着找机会真正接触患者和家属，用自己的所学真正为患者治病，开始接触毒品、药品成瘾治疗；再后来，接触恋物、赌博等行为成瘾，还有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领域的治疗，跟病人和家属的交流日益紧密，尤其是作为心理医生，对患者和家属进行大量的心理干预，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痛苦。

我才发现，精神心理障碍的患者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求医之路充满了曲折和打击，还受尽社会嘲笑，甚至来自医务人员的歧视，令他们产生强烈的病耻感。他们即将被旋涡吞没，却很少有人能拉他们一把。家属也往往有心无力，很难看到一丝生活的希望。

在长期压抑之下，患者的心理及人格容易发生扭曲，甚至无法自控地辱骂、攻击亲人。看着至亲的人失去了理智，很多家属不止一次产生自杀的念头，甚至有父母说，“如果当初我知道他会变成这样，他出生时我就把他掐死了！”，可一旦对我说起孩子的病情时，尤其是说到患病前孩子的单纯，眼泪就流下来了，有时候痛苦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嚎啕大哭。

我自幼父母双亡，对于亲情，我曾经失去过，也更懂得体会。亲眼目睹过精神心理疾病对亲情的破坏力之后，我更加深刻地明白，他们是世界上最绝望的人，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很多人说我选择的这条路很苦，很难走；但他们不知道我从中获得了多大的幸福感。

一个止咳水成瘾少年，出院后他妈妈给我发微信：何医生，他真的彻底变了，好几年了，今天是他第一次主动喊他爸！

一个恋物成瘾的患者，出院那天他说，何医生，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一个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患者康复后告诉我，他感谢这段人生的经历，让他变得更加成熟，心理变得更加强大。

还有不少已经康复的患者，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可每年他们老家果子熟了，农产品丰收了，总要给我寄一份。

你们能想象这种感觉吗？每个患者的康复，每个家庭的修复，这些点点滴滴带给我的成就感和幸福感简直无法形容。而面对康复不顺利的患者，我不断反省，不断进行技术迭代。遇到恶意攻击，我也告诉自己要淡定，这是难以避免，它只会让我更坚强。

人生在世，再怎么追名逐利，也不过为了得到内心的满足。既然我体会到了，再苦再累，又何妨呢？更何须理会这到底疯不疯狂呢？

据说有人通过调查，发现了三种最幸福的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经历了艰难和风险，看着已经康复了的病人的医生。我很幸运，也很感恩，我的事业让我成为了最幸福的人。

虽然实现使命的路上会有种种困难，但我相信，只要坚定信念，我的“疯狂”终会得到越来越多患者和家属的肯定，会被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所认同。无论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都会一往无前。勿忘初心，使命必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