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18年 农村男子“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
抑郁症给我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有时候甚至感觉自己被掰成两半,下面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患了18年抑郁症的男子,对于抑郁症他很绝望,常常想到死。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故事的主人公——杨思明。
这是杨思明站在4米高的屋顶上,猛得嘬了口烟,望着西南方向。那是山西运城的空港经济开发区,能隐约看到霓虹灯照耀下的高楼。
那是他向往的“城里的世界”。
杨思明患抑郁症18年,他因此退学,数度走出村庄到城里打工,却一次次因犯病而被禁锢回黄土地。“要是有那么一天,我病好了,还是想感受城里的世界。”
此时,距山西运城800多公里外的北京,杨思明盘算着再去一趟安定医院。未出春节,他已经在一周内往返了四次,求医生减少些药量。
药物的副作用让他双目呆滞、行动迟缓。停薪半年,他急切地想要在节后开始工作,像个正常人一样。
抑郁的开始各式各样,但过程就像一座相同的围城。困在里面的人,对所有事都不再有兴趣。在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9000万,不论老幼、贫富,平均15人中就有1人患病。
被抑郁症打回村庄
18年,磨尽了杨思明的盼头。
中学时代的他,成绩稳居班里前十,杨思明想着有一天能去城市里生活,不再像父辈一样困在几亩土地上。
可到了高二,成绩一次次下滑,他读了两年。“越来越自卑,看到镇上孩子学得轻快还考得好,那我咋这差。”
那是1998年,杨思明一直以为,自己是神经衰弱,伴随着失眠、头痛。
他愈发沉默,一天说几句话一只手都能数得出。晚上回到宿舍,杨思明想和室友说话,但就是不敢讲。
他在上铺憋得难受,只能跳下床,跑到学校的公共厕所,一个人喘着长气低吼。
没有人注意到杨思明的痛苦,大家只觉得他内向少言。直到高三退学时,班主任也只是捶着他的胸口说“你这小子就不好好学。”
回到村里,杨思明的状态仍不见好转。他找了周边十几家诊所看病开药,甚至从几十公里外的侯马背回大包大包的草药。看到电视里播的广告,他就买回健脑片吃。
直到2003年,他到北京挂了专家号:抑郁症。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抑郁症被称为精神科的感冒,一个原因是,感冒人人会得,谁都有可能得抑郁症。
杨思明仍想挣脱农民的身份,他4次去运城打工,做过水泥工、搬砖,“到干活时就没劲儿,做不了。晚上怎么都睡不着,快憋疯了。”
最终,他还是被抑郁症打回了村庄。2005年,杨思明在村里结婚生子,认了农民的身份。
“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
抑郁严重时,杨思明觉得自己要被掰成两半。“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你们在阳光下有希望的人是理解不了的。”
抑郁的痛苦难言而无法体会,这是挣扎在其中的人最常说的一句话。而自杀,是最可怕的症状。
杨思明琢磨着在屋后上吊自杀,也曾数次站上屋顶,但又怕高度不够死不了反成残疾,既拖累家人还要继续忍受抑郁的痛苦。
“我真的想死一万次,”他说。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杨思明说自己剩下的只有一个字——熬。
可是,他已经戒不掉了
晒在地上的柿子黑烂了,杨思明的母亲一点点捡起,残汁沾到手上。
“抑郁症”、“心理治疗”两个词,从这个一辈子还未去过省城的母亲口中说出,并不相衬。
直至今日,说起儿子的病,她主要回忆的仍是1998年时“好好的学就不上了”。
即使去年杨思明在市精神病医院住院20天,她也没有去一次医院,“家里的地得有人种。”
关于抑郁症,她知道那是种必须花钱去治的病,会和老年痴呆混起来说。
“是药三分毒,我就怕他吃上瘾喽。”相比和儿子说贴己话,母亲更多做的是在杨思明状态不好没法儿干活时,多在地里犁几排地。
她不断念叨着这几年生菜一簇能卖到将近5块钱了,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
“我不知道这是个啥病。花钱就花钱吧,能看好就行。”杨思明的妻子说。
她能做的,只是陪他去看病,参加心理治疗,“我想着盖起新房病就好了,结果房子盖起了还没好。生个儿子就好了?现在娃快2岁了病还没好。”
为了治疗抑郁症,杨思明借了700块钱坐一天硬座到北京看病,钱仅够回家的路费,他拿着北京开出的药单在运城买,却没有买到。
他每天服用大量的氯硝西泮片,长达8年。直到2012年才被运城市中心医院告知不该大剂量服用,可他已经戒不掉了。
“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掩藏,是大多数抑郁症病人选择与外界接触的方式。
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抑郁症被一些人视为精神病――在中国的语境中,这是负面意味极强的词语,和“疯子”没什么区别。
打牌这是村里最常见的消遣方式,而杨思明最羡慕的是别人能顺畅打牌。
得病后,他明显感觉到思维迟钝,村里人叫他斗地主、打麻将,他不敢去,怕别人知道他脑子不好使。
“就这么点儿快乐消遣,我都获得不了。这回不玩儿,下次也不玩儿,你就没有朋友了。”杨思明强迫自己坐到了牌桌上,可是一手顶好的牌,他差点儿打输,牌没出完他就扔在桌上,“我不干了”。
打麻将输了钱,他算不出该给赢家多少,嘴快的伙计脱口而出“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村里人隐约觉着杨思明不对劲儿,有点儿傻、又有些不合群。局里三缺一,杨思明硬生生站在一旁,没有一个人叫他一起玩儿。发小从街上迎面而过,他的话都憋到了嘴边,却打不出一声简短的招呼。
“太孤独了,我就一个人傻,一个人挺着。”杨思明习惯右手捂着眉心蹙眉,经年累月,眼尾有着他36岁的年纪不该有的深深褶皱。
杨思明喜欢把摩托车油加满,加足马力,在去运城的柏油马路上,漫无目的地疾驰。风吹打着头发,他有一瞬觉得,所有烦恼都被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