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学简述 你应该知道的几个犯罪心理学效应

犯罪心理学（英语：Criminal psychology）是一门研究犯罪事件相关人物的行为的科学及犯罪因素。与犯罪相关的人物，一般首先想到的是犯罪人，但也包括职司逮捕、侦查、追诉、审判、行刑的各种司法人员；此外也包括证人和被害人。

犯罪心理学家也可以作为鉴定人（英美法称为专家证人），以帮助法官和陪审团了解犯人的心理、证人记忆的可信性等问题。精神医学亦有处理到一部分的犯罪行为，尤其是精神病犯罪人的治疗。

就犯人而言，研究他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原因和可能抑制犯罪的因素，这大概也是公共议题上最重要的的问题。犯罪心理学也研究犯罪人在犯罪后的行为，像是在被追捕过程的反抗或更进一步犯罪，在法庭上的陈述，在监狱里的行为，再犯矫治的有效因素等等。

犯罪心理学简述

犯罪心理学或称为罪犯侧写，起源于1940年代时，当时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要求精神病学家威廉·兰格侧写阿道夫·希特勒的心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精神病学家利昂内尔·哈瓦特在英国皇家空军中工作，侧写了一串纳粹的高阶战犯可能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以期能由一群被捕的士兵和飞行员中找出他们。

1950年代时，美国精神病学家布鲁赛尔精确地侧写了恐怖份子攻击纽约的不寻常心理状态。

最快速的发展出现在联邦调查局在匡堤科开了联邦调查局学院之后，此一学院导致了全国研究暴力罪行中心和暴力犯罪执导系统的建立。其原初的想法是想建立一个可以找出许多无解的重大犯罪之间关连性关连性的系统。

在英国，大卫·康特博士是于1980年代中期指导警方侦探侦办已犯下一连串重大攻击行为的罪犯的一位先驱，但康特博士看到了“罪犯侧绘”的局限性－尤其是在做为一个心理学家的主观、个人看法之下。他和一位同事靖奎创立了“调查心理学”这一词，并且开始尝试以他们认为较科学的观点来逼进此一主题。

破窗效应（英语：Broken windows theory）是犯罪学的一个理论，由詹姆士·威尔逊及乔治·凯林（George L. Kelling）提出，刊载于《The Atlantic Monthly》1982年3月版的一篇题为《Broken Windows》的文章上，论及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就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

以一幢有少许破窗的建筑为例，如果那些窗不被修理好，可能将会有破坏者破坏更多的窗户。最终他们甚至会闯入建筑内，如果发现无人居住，也许就在那里占领、定居或者纵火。又或想像一条人行道有些许纸屑，如果无人清理，不久后就会有更多垃圾，最终人们会视为理所当然地将垃圾顺手丢弃在地上。因此破窗理论强调着力打击轻微罪行有助减少更严重罪案，应该以零容忍的态度面对罪案。

破窗效应

破窗效应的五个阶段

此理论描述社区失序的五个阶段：

1. 社区开始出现失序的情形，部分居民迁出社区。

2. 未能迁离社区的居民因担心自身安全，对区内的事务漠不关心。

3. 地区的监察力下降，社区的治安进一步恶化。

4. 区内更多的居民迁走，仍然留在区内的居民则更加退缩，减少外出时间。

5. 外来的犯罪份子入侵社区，令犯罪数字持续上升。

就社区失序的情况，凯林与另一学者凯瑟琳·科尔斯（Catherine Coles）于1996年提出“修补破窗（Fixing Broken Windows）理论”。他们认为执法者应尽早识别及紧密留意和控制高危险群，另外须保护守法的青少年，同时要促进居民参与维持公众治安及协调社区内不同的团体处理治安问题。

晕轮效应（英语：Halo Effect），又称“光环效应”、“光晕效应”、“月晕效应”，属于心理学范畴。晕轮效应是指人们对他人的认知判断首先根据整体印象，然后再从这个判断推论出认知对象的其他品质的现象。晕轮效应会在一定范围内影响着日常生活。晕轮效应最早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爱德华·桑戴克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

他认为，人们对人的认知和判断往往只从局部出发，扩散而得出整体印象，也即常常以偏概全。一个人如果被标明是好的，他就会被一种积极肯定的光环笼罩，并被赋予一切都好的品质；如果一个人被标明是坏的，他就被一种消极否定的光环所笼罩，并被认为具有各种坏品质。

晕轮效应的形成原因，与人类知觉特征之一——整体性有关。人在知觉客观事物时，并不是对知觉对象的个别属性或部分孤立地进行感知的，而总是倾向于把具有不同属性、不同部分的对象知觉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因为知觉对象的各种属性和部分是有机地联系成一个复合刺激物的。所谓晕轮效应，就是在人际交往中，人身上表现出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掩盖了其他特征，从而造成人际认知的障碍。

在日常生活中，“晕轮效应”往往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对别人的认知和评价。晕轮效应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主观心理臆测，其错误在于：

第一，它容易抓住事物的个别特征，习惯以个别推及一般，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以点代面；

第二，它把并无内在联系的一些个性或外貌特征联系在一起，断言有这种特征必然会有另一种特征；

第三，它说好就全都肯定，说坏就全部否定，这是一种受主观偏见支配的绝对化倾向。

总之，晕轮效应是人际交往中对人的心理影响很大的认知障碍，我们在犯罪心理矫正工作中要尽量地避免和克服晕轮效应的副作用。

犯罪心理学效应

责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是一种社会现象，指发生在超过某一临界规模的人群中，没有明确的责任分配的趋向。这种心态可见于短语“没有一个雨滴认为是自己造成的水灾。”

责任分散可以体现为：

在人群中，通过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使事件发生，而在他们单独时绝不会允许发生。例子包括团体迷思（groupthink）和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

一组人完成工作任务时，失去动力，因为人们责任感降低，而且在群体中掩盖了他们的缺乏努力（社会惰化）。在分层组织中，下属称他们只是执行命令，而上司称，他们只是发出指令，并没有做那些事。1964年3月13日夜3时20分纽约妇女Kitty Genovese在街角被刺死，《纽约时报》报道“38名凶杀目击者没有报警”，指责社会冷漠。

帕金森定理（英语：Parkinson's law），由英国作家西里尔·诺斯古德·帕金森提出的俗语。这个俚语最早出现在1955年《经济学人》中的幽默短文，西里尔·诺斯古德·帕金森说：在工作能够完成的时限内，工作量会一直增加，直到所有可用时间都被填充为止。

西里尔·诺斯古德·帕金森在1958年，将这个观察，扩充为一本书，《帕金森定理：对于进度的追求》（Parkinson's Law: The Pursuit of Progress）。在此书中，帕金森定理被当成一个数学等式，用来描述官僚组织随着时间而扩大的速率。帕金森观察到，一个官僚组织中的雇员总数，通常以每年5-7%的速度增加。他认为，有两股力量造成了这个增长：(1) 一个官员希望他的下属增加，但不希望解雇造成敌人增加；以及(2) 官员会制造工作给彼此。

习得性失助（或称习得无助论、习得无助、习得无助感、无助学习理论、Learned Helplessness）为描述学习态度或心理疾患的心理学术语，主要用于实验心理学。“习得性失助”可解释为“经过某事后学习得来的”无助感，意谓着一种被动的动物消极行为（也包括了人类行为），其中被动的因子占相当多数。

人生在世的一个主要课题，便是了解事物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对周围造成的影响，从而学会如何操纵及适应环境，切合生存需要，但假若一旦我们发觉这种因果关系不再存在，行为便立刻变得没有意义，因为行为反应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种情况会引起一种不良的心理状态，被称为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

在诸多造成习得无助感的成因当中，最显而易见、可预测的是大环境的改变，如战争、饥荒、旱灾都会造成一个人出现习得无助感。例如心理学家曾研究二次大战犹太人大屠杀时的集中营幸存者，发现他们开始拒绝关心和鼓励自己。现代社会中容易造成习得无助感的环境则有：精神病院、孤儿院或是安宁疗养机构。当人类得到习得无助感时，他们通常会从三个角度来处理问题，也就是：

个人（personal）：他们也许会将自己投射到问题上，换句话说，倾向于针对问题来内化自己。

普及（pervasive）：他们也许会认为问题影响了生活中每个层面。

永恒（permanent）：他们也许会认为问题是不可能被改变的。

上述这三点看问题的角度，通常被称为“3 Ps”，这三个论点同时也帮助了具有习得无助感的人们走出自己的心理困境。不过有的时候，当面临巨大的危机时，人类也有可能自动走出习得无助感的枷锁。在著名小说《歌门鬼城》（Gormenghast）中的主角泰特斯·格兰（Titus Groan）原先是一位消极处世的贵族，但当家园有难，就马上转变成积极学习应战的态度，当危机解除，则又回来原先消极处世的情境。然而，书中主角的心里状况是否能作为普及案例有待查证。人如果产生了习得性无助，就成为了一种深深的绝望和悲哀。因此，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应把自己的眼光在开阔一点，看到事件背后的真正的决定因素，不要使我们自己陷入绝望。

习得性失助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英语：Stockholm syndrome；瑞典语：Stockholmssyndromet）又称为人质情结、人质综合征，是一种心理学现象，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加害者产生情感、同情加害者，认同加害者的某些观点和想法，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这些情感被认为是不理性的、滥用同理心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创伤羁绊，不一定只发生在人质身上，只要加害者对被害者实施骚扰，都可能使被害者对加害者产生强烈的情感。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当受害者相信加害者的想法时，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再受到威胁。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并非正式精神疾病名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更倾向是人们用来掩盖不想讨论问题的假想状态。

绑架中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质特征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质数据库显示，大约8%的人质表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症状。 据心理学者的研究，情感上会依赖他人且容易受感动的人，若遇到类似的状况，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质，通常有下列几项特征：

1. 绑匪为了某种原因而绑架人质，并得到人质认同。

2. 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3. 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会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4. 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5. 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而通常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会经历以下四大历程：

1. 恐惧：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现况改变。

2. 害怕：笼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

3. 同情：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谅到对方不得已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

4. 帮助：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向法官说情，一起逃亡等。

犯罪现场

锚定效应（英语：Anchoring Effect，或focalism），心理学名词，是认知偏差的一种。人类在进行决策时，会过度偏重最早取得的第一笔资讯（这称为锚点），即使这个资讯与这项决定明显无关。在进行决策时，人类倾向于利用最早取得的片断资讯，以快速做出决定，在接下来的决定中，再用第一个决定为基准点，逐步修正。

但是人类容易过度利用第一个锚点，来对其他资讯与决定做出诠释，当第一个参考用的锚点与实际上的事实之间的有很大出入，就会造成偏误。感知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的，通过人们注意现场的最鲜明或最显要的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比如在持枪抢劫银行的案件当中，受害人也许可以提供有关攻击者的武器的信息，但是只能描述出很少的有关攻击者容貌的信息，这种倾向被称为锚定效应。

犯罪心理学是一门研究犯人的意志、思想、意图及反应的学科，犯罪心理学的领域很广，还有很多理论和效应案例猫君我就不在这篇文章里全部列举了，关注智汇猫我的头条号，不定期更新犯罪心理学有关的理论和有趣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