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他临终遇到的最后一个人”

在李赞看来，死亡并不都是恐怖黑暗的，它也可以是“有爱的、有温度的、有尊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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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乔迟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杨许丽

李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学法律出身的他，还在读博士期间，就对养老行业感兴趣。从2010年初，李赞开始从事安宁疗护、临终关怀和养老服务方面的研究和实践。

2013年起，李赞在北京等地的医院做临终关怀方面的义工。经过两三年的理论研究和服务践行，他总结出了用心倾听、祥和注视、抚慰交流等爱与陪伴的方法，把老人临终关怀的经验积累理论化。

在李赞看来，死亡并不都是恐怖黑暗的，它也可以是“有爱的、有温度的、有尊严的”。临终关怀的目标，就是要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通过消除或减轻病痛与其他生理症状，排解心理问题和精神烦恐，让他们内心宁静地面对死亡。

李赞呼吁通过培训提高临终关怀从业者的素质，让临终者得到更好的照护。国家也应重视安宁疗护人才的培养，在医学院校开设安宁疗护相关课程，让真正懂技术、素养相对高的人才进入临终关怀行业。

▲2017年，在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李赞为失能老人做临终关怀，与老人轻声说话。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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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了他临终遇到的最后一个人”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临终关怀的？

李赞：2008年5月，我还在北京大学读博士期间，报名了北大现代日本研究中心组织的“日本研究班”。实地访问日本期间，发现日本老年人很多，而且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由此我想到了中国未来的养老问题。

2010年博士毕业后，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将国际老年人权益保护作为自己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之一。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养老问题和老人们的临终关怀问题。

新京报：在临终关怀方面，你都做了哪些工作？

李赞：博士毕业后，我从2010年初开始实际从事安宁疗护、临终关怀和养老服务方面的研究和实践。2013年春天开始经常性地做临终关怀义工，去过北京管庄的临终关怀医院、香山公园旁边的养老院等十来家医疗养老机构，以及高龄老人比较集中的居民社区做过义工。

2015年，我撰写并出版了与临终关怀有关的“爱与陪伴文化理念和操作实务”方面的教材，为临终重症老人总结精神慰藉和心灵关怀方面的理论。

除了在北京帮助更多的公益慈善机构、医院、养老院、义工团队等学习爱与陪伴临终关怀技术之外，我还在全国其他各地推广普及这样的理念和技术。

2019年，我还开发了家庭安宁舒适照护系列课程和培训学习资料，和有关组织一起对医护人员等进行安宁舒适照护培训。

新京报：在这些过程中，你有过什么样难忘的经历？

李赞：第一次在北京的临终关怀医院做义工时，其中有一个老人，身体很消瘦，眼睛紧闭着，油尽灯枯的状态。我握着老人的手，小心翼翼地对他说着安慰的话。我看到他的嘴在动，像是要说话但是说不出来，我陪着他大概有十几分钟。

后来我就去了另一间病房。刚过一会儿，就听说那个老人去世了。当时我整个人都蒙了，内心非常复杂。生命怎么如此脆弱，一个人说死就死了？刚刚我还在跟他讲话，我真的成了他临终遇到的最后一个人。死亡来得太突然，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让我有一种很无助、很无力的感觉。

那段时间我睡觉时，那个老人的样子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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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人有尊严地走完最后的旅程”

新京报：为什么需要提倡临终关怀？

李赞：很多老人无法平静接受死亡，即使活到80岁、90岁，有些人依然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可能会很不甘心。很多临终老人面临着慢性病甚至绝症的折磨，会逐渐丧失行动能力、自理能力，失去记忆等。老人们生命慢慢走向衰竭，死亡步步逼近，他们会对死亡有未知的恐惧情绪。尤其是到了弥留阶段，恐惧心理可能会累积到极点。而很多家属在面临亲人离世的时候往往也是手足无措。

新京报：你认为临终关怀应该做些什么？

李赞：临终关怀不提倡无意义的伤害治疗，而是有效率的止痛、舒缓，通过药物等方式来缓解痛苦。其目标是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通过消除或减轻病痛与其他生理症状，排解心理问题和精神烦恐，令病人内心宁静地面对死亡。

在人的生命已不可逆转地进入终末期阶段，临终关怀服务应是为他们提供最合适的、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医疗和服务，让老人有尊严、安详地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

临终关怀包括了医疗照护、日常照护和心灵关怀等。其中所说的日常照护，也称舒适照护，让老人得到舒适的生活关照，包括营养饮食、梳洗卫生等家庭护理。

新京报：怎样做才能让老人感受到关怀？

李赞：老人上了年纪喜欢回忆往昔，述说年轻时印象深刻的事，喜欢追忆自己青春岁月时的高光时刻，而且会不断重复。我们需要通过用心倾听、祥和注视、抚慰交流等技法来陪伴老人。比如，可以用眼睛祥和地看着老人，通过祥和注视的方式表达“我跟你在一起”。

如果老人瘫痪在床，长期没有人与他沟通和交流，也没有人与他身体接触，他会有皮肤饥渴。我们可以使用抚慰交流，比如摸摸他的手、双臂、额头、耳垂等等。肌肤的接触，是人类最原始也最直接有效的沟通交流方式，会让老人更舒适、更有安全感。

我们还可以通过聊天来挖掘他这一辈子的闪光点，帮助他发现自己的人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让他觉得这辈子没有白来。也可以根据老人的意愿，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安排见想见的人，看想看的地方，说想说的话。家属和亲友们也应该与临终者道歉、道谢、道爱、道别，不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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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临终关怀从业者的素质”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临终关怀的未来发展？

李赞：目前我国每年的死亡人口超过千万，而且随着老龄化的加快发展还会持续上升，死亡跟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有关。

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从无到有，从低水平到更高水平，从无人知晓到现在日益受到重视，其发展历程凝聚了社会各界的心血和努力，为以后的大力发展奠定了不错的基础。但在发展过程中，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目前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还应该有更大的发展。

新京报：为什么要注重培训临终关怀从业者？

李赞：现在很多负责照顾老人的家政人员、保姆、护工，年纪普遍偏大，文化素质比较低，接受的专业技能培训很少，提供的服务往往很难让人满意。他们的收入普遍不高，工作环境不够好，导致优秀的人才不愿意入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新京报：如何才能提高临终关怀从业者的素质？

李赞：为老人培养优质合格的护理人员，全面提高养老护理服务。通过培训，让真正懂技术、素养相对高的从业者就业。

护理人员不仅要会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还要能够给老人的家属提供就医的建议。在老人临终时，组织开家庭会议，与家属和医生开展合作等等。

改善安宁疗护和临终关怀从业者素质，还应从当代大学生群体着手。只有年轻人愿意进入这个领域，才有希望、有力量。政府和社会各界可以考虑为即将毕业和已经毕业，有就业需求的大学生提供中短期职业性培训，传授安宁疗护和临终关怀的理念和技能，让他们能比较快地进入就业市场。既解决就业需求，也能改善从业人员结构，从而提升行业服务品质。

新京报：对于安宁疗护政策，你有什么建议？

李赞：第一，要进一步完善与安宁疗护有关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国家已经把安宁疗护写进了法律，但还需要有相关的配套法律和政策出台。比如，对于临终的病人，“病人自主权”是否能够立法。病人自主权强调以临终病人为中心，病人有知情权、同意权和通过预先表达实现医疗待遇和指定委任医疗决策人的权利。

安宁疗护纳入医保也是特别重要的一项内容，如果安宁疗护服务没有相应的财政保障，发展起来也会很难。

第二，从医疗机构的角度，也要进行一些改革和调整。目前医院有盈利的要求和压力。安宁疗护提倡缓和医疗，不再进行大量的身体检查和创伤性的治疗，在药物的使用上会减少，对医院的盈利会造成影响。因此，对提供安宁疗护的医院、民间的机构，国家应该有一些利好的政策。

第三，重视对安宁疗护人才的培养。我国在各个中西医医学院校里开设安宁疗护相关的课程是比较少的，安宁疗护课程需要进入到医学院校的课程培训体系里。医生、护士、专业护工甚至家政人员，都应该接受专业安宁疗护课程的学习和培训。

新京报：农村应该如何更好地发展临终关怀？

李赞：目前即使在大城市，有关安宁疗护和临终关怀的资源也是不足的，农村更是薄弱之处。一方面，政策、资源等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已有的政策和好的做法要落到实处。另一方面，也是比较现实的方面，要充分发挥农村固有的资源，包括文化资源。

临终关怀与人的精神世界、终极关怀紧密相连。可以根据时代的特点，对传统有所扬弃，但更多的是要学习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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