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觉得失眠不是一种病，而我一直在努力治疗
2017年11月，沙苑第一次在每日书记录与失眠有关的日常与情绪，主题是“沿海小城睡不着少女”。她在那个月的文字里暗暗许愿：“写完就解除封印吧！” 过去三年，沙苑依然与自己的失眠相伴，在正常的睡眠和不断累积的焦虑中摇摆。在2020年9月的每日书，沙苑写下自己与失眠的又一次对抗。
时间已经接近凌晨三点，先生还没收工回家。此时我把刚洗好的长发倒吊在床沿，举起手机摁着这些字。
在九月的第一天，我就没办法按治疗师所要求的时间准时熄灯睡觉，是一个让人沮丧的开头了。
医生说了，无论过去一天的睡眠多么糟糕，都不是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即将到来的新的一次睡眠。
医生的完整原话是：“你应该也知道的，这两种药是不能一下子停下来的，它需要一个过程，要慢慢减量，持续观察，看会不会复发。”
睡眠问题最严重的时候，我曾经一周有三四个晚上躺在床上挨过通宵，也曾持续四十个小时没有入睡。从2020年7月末到8月的这三四十天里，我对睡眠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以至于我都觉得快好了，我马上就要痊愈了，我马上就可以骄傲地宣布我因为自己的选择和坚持改变了自己了。但九月的第一天，我又在白天什么都做不进去，只想回到床上睡觉，拖到下午三点才吃午饭。书房里的电脑还亮着光，风扇不厌其烦地摇头，我在横躺在卧室床尾，手机扔在一旁。到了傍晚某个莫名其妙的时间点，我沉沉睡去。睡了很久之后醒来，说服自己还是要起床，吃晚饭，要去洗澡，然后上床睡觉——真正地上床睡觉。但每一个步骤做起来都很难。我彻夜未眠，到凌晨五点半心血来潮起来吃了一包干脆面，才终于在六点钟的晨光中疲惫地入睡了。
“复发”，上周从精神卫生中心生出来后，我就一直想着这个词，就像一个魔咒钻进我心里。
虽然我还没有停药，可是，我的“失眠症”真的又复发了。
我已经不太确定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没办法正常入睡的。
一开始可能只是偶尔睡不着吧，后来变成习惯性睡不着，再后来常常彻夜不眠，于是慢慢昼夜失律了。这个过程，历经八九年的时间，无数个漫漫长夜。
有时候我会想，能不能建一个我们夜型人的专属城市，资深修仙夜猫才能拿到户口，早睡早起爱晨跑的晨型人一律不准进入。这个城市里，中午十二点开始卖煎饼果子豆浆油条包子米粥，下午四点各家公司才开始上班，重大会议和核心项目都在晚上十一点大家精神最饱满的时候谈，火锅烧烤炒菜酒吧一律深夜食堂，凌晨四点台球厅电影院KTV商场里人头攒动。天亮后休息，上午谁打电话扰人清梦，就立刻开除市民资格……
我从无忧无虑的校园少女，变成996的社畜，又变成现在躲起来偷懒的家里蹲少妇。从宿舍里的上铺小床，到闺房里的单人床，再到婚房主卧里的大床。环境、身份、身边的人，和我都变了，只有失眠长相伴。
大三之前，我还能正常起床上课，但是觉得注意力越来越没办法集中，我眼睛看着书本，脑袋里千头万绪地交缠着，我理不清，也停不下来。我觉得自己需要帮助，于是拨通了学校的心理热线。七年前，大三下学期，我第一次走进大学的心理咨询室。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是免费开放的，一栋漂亮的红瓦白墙小独栋，在足球场旁的小山坡上，远离教学楼与宿舍区。
心理咨询中心接待室有明亮的落地玻璃窗，挂着白色纱帘，老师温柔耐心，虽然聊下来也并没什么用，但是那里挺舒服的，而且又不花钱。印象中还坚持去了好几次，每周去一趟，一趟1个小时，直到有一回失眠后起不来，错过了预约时间，这事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因为睡不着和起不来耽误的事情太多，我反而渐渐地厚脸皮了起来。
2017年春天，毕业后在广告传媒业工作快两年的我又一次萌生了解决睡眠问题的念头——工作经常加班，不稳定的生活作息里，失眠是很大的负担。这一次我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稍微打听一下，我知道了有一种专门的医院叫精神卫生中心，其中有一个专门的科室叫睡眠科。
我在一个心血来潮的日子马上请了假，让男朋友陪我去科室门诊，挂了那天头衔最大的一个医生的号，是一个副主任。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在老区的一栋旧楼，门口的石阶，茶色的玻璃门，亚克力红字的告示，白炽灯惨淡的光。这里很小，没几张椅子，很多人随意站着，左边是医生的诊室，右边是收费、挂号和拿药的地方。我买了病历，办了诊疗卡，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我看着眼前的人，紧张到想大便——我从小一走进医院就紧张得想要大便，还好大多数时候并没有真的需要去厕所。
医生问了我一些基础的问题，例如失眠多久，一般多久入睡，情绪如何，有没有自残行为，有没有自杀念头等等。他同时在测量表上勾勾写写，最后在诊断结果那里轻飘飘地写了“轻度抑郁”四个字，把诊疗卡还给我，说去缴费然后拿药，按照说明吃就好了。全程10分钟。我也不敢多问，就默默拉着男朋友退出来了。
我拿到了两种药，一种是抗抑郁的，一种是助眠的。于是，我的睡眠情况第一次和“抑郁”这样的字眼有了牵扯。说实话，我当时还挺开心的，这样以后谁问我怎么老是睡不着，我就可以底气十足地回他：“医生说了我抑郁！”于是应该被理解，被原谅，被保护，对吧？
但是近些年，“抑郁症”这个词变得普遍，我反倒一点都不想提及了。后来我想，我总是得“流行病”，也许也是一种对当下的逃避？
在我的普拉提私教课上，教练跟我说：“你其实是有力气的，但是你不愿意使劲，你知道自己体能比较弱这个缺点，所以总是浅尝辄止，让大家保护你。” 也许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第一次药物治疗和第一次心理咨询一样半途而废，我应该吃了不到一周的药就果断放弃了。后来复盘，原因是没有做足心理建设：还没有建立自律的决心，却也没有寻求旁人的监督。另一方面，那时候的我也只是需要“我有去看过医生了”这样一个动作，让我有底气跟别人说我是有在想办法解决的。
我对睡眠依旧抗拒，拖到夜里两三点才说服自己吃药入睡，结果早起上班的时候药效还没完全过。晕晕乎乎过了几天后，觉得这也太痛苦了吧，还不如失眠呢，于是把药盒子束之高阁了。
2017年底，我在公司附近给自己租了一个小房间，只为了中午能好好地睡一觉。夜晚睡眠质量不稳定，长期不午睡，到下午能量基本就耗光了。某个头痛到烦躁的下午，我下定决心，联系了中介，从看房对比到签合同，我只用了三天下班的时间。
于是，毕业就回家工作没有独立租过房子的我，意外地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小空间，尽管只有工作日中午回去一个小时，有时候忙起来可能一周才呆一两个小时。房东跟我结算季度水电费的时候，对个位数的水费匪夷所思。因为时间有限，目的明确，一回到那个空间里，就意识到是要好好休息的。不过个把小时，有些事情睡个小觉起来回复也是不耽误的。工作后，不被琐碎信息所打破的完整睡眠时间，我都视为一种胜利。
2018年春天，我结婚了，同时做了一个至今不知道正确与否的决定——辞职，结束了误打误撞进入的三年广告传媒之旅。
在一个行业里探了个皮毛就逃离，要是回到在几年前，我一定很嫌弃我自己。可是我太累了，每天睡眠不足，坐在电脑前守着稿件deadline焦虑头晕，又在加班加点中作息愈加混乱，意志力薄弱的我轻而易举就让自己溜了。
过门，蜜月，前前后后忙了一个多月后，我开始了一段没有截止日期的长假，一心只想睡饱觉。晚上睡不着白天就拼命睡回来，常常早餐后就去睡回笼觉，午后困了也照睡不误，没有闹钟，没有规律，七零八碎地睡了一阵子之后，开始稳定地下半夜入睡，午后醒来。
在婚前，我对婚后的同居生活是有所期待的，甚至这是我决定在25岁就结婚的勇气来源之一。失眠的那些年里，有时候有人陪我睡，我就能睡得很好，比如和男朋友出去旅行的时候，比如和闺蜜一起挤在她宿舍的小床上的时候。以至于我觉得，在一个相对自在的环境里，和心爱的人一起入眠，也许就能睡好了呢。
即便在那年秋天，休息半年后重新开始工作，也是找了不用坐班的、可以睡到中午的工作。如此，觉得自己睡了整整一年半的觉。我骗自己说只要睡眠质量足够好，睡眠时间足够长，有自己独特的节奏也是没关系的。
事实上，角色的转变隐隐约约带来一些新的压力，我和新的生活磨合，继续消耗着睡眠。
在一个躺着躺着就哭出来的夜里，我关注了一个医院的公众号，之前我妹妹在那家医院实习，说那里的精神科挺有名的，我想挂个号。
我把医生们的资料都看了一遍，锁定了两位主任。我跟踪了几天，摸清医院在早晨六点放号，算好时间，才终于挂上了号。新婚不久，我不知道怎么跟婆婆解释我为什么要去看精神科，于是和先生商量了我们当天来回。这些年他总是和我在一起的。咨询、尝试吃药和睡不着的夜里没完没了的电话，他都陪着我，尊重我的感受和节奏，不曾流露出困扰，也不像其他人般给我激进而无用的建议。
结果临走前一天得知，那天先生没办法跟我一起去！他的工作突发情况很多。对他的工作节奏，我习惯了，决定按照自己的计划走。
几乎没睡的夜晚，一大早的高铁，中午抵达，挂号厅里等小窗口上班的人越来越多，我守在最前面，一个人不好找地方坐着，怕走开了就会被排很后面很后面。
这回我领到了很多表，不是医生上次边问边填的那种，填好后，等到了几张得分结果，这过程耗去一个小时。没睡好加长途跋涉，在午后的燥热里，我头痛到一度想要放弃。
那个厅真大啊，人真多啊，是我之前在本地去过的那个候诊厅的四个大！家属，病患，来来去去，挨挨挤挤，很多人坐在座位上扬声看视频，看不清字只能让儿子边问边填的奶奶，和妈妈吵架想要逃跑的少女，现在想起来的只有这些。
等待叫号的过程很漫长，我也不知道自己排了多久，我想认真和医生聊聊的心情，已经在这个过程中被磨坏了。轮到我前面那个号的时候，我特地离开座位，走到了诊室门口的引导桌前，里面的人出来后，护士却叫了我后面的号。
“我还没被叫到呢？”我走上前去质疑。她看了一下我的单，说这个过号了，下一个补。“怎么过号了，我没听到呢！” “有时候叫了你们没注意！” 她不是很耐烦，我竟觉得我的眼睛一下子湿了。
我一个人等了一下午，我一直盯着屏幕，我专门提前走上前来，我不可能没听到！我觉得自己很委屈。
“不能哭啊！不能哭啊！” 我放弃和她争辩，深呼吸调整情绪。没有人陪我，我还要自己去面对医生，我如果哭了，整个厅的人都会看着我，却没有一个怀抱让我躲。
但情绪已经是崩塌了。在医生问我是否常住广州，能否来做睡眠测试的时候，我却跟他说：“我不在广州的，我从很远的地方坐高铁过来，我等了很久，可是刚刚为什么不叫我的号！”
这一次没有开药，医生建议我住院一周，接受持续一周的睡眠监测。
我走出医院的时候，先生才刚刚赶到。我们最终没有当天回去。也没有再回来做睡眠监测，我不想再回到那个地方了。
2019年，过完暑假，我又开始工作了。
一开始，我以为这份不用坐班的工作刚好和我的作息吻合，非常适合自己。事实上，当我不需要被计较什么时候上班，也就没有人在意我什么时候下班。事情总是做不完的，那一年我感觉我每天都在工作，虽然我起得晚，可是起晚了就意味着醒来就要马上开始工作了，做到睡觉为止，毕竟午睡过的时间和中午赖床的时间所耽误的工作都是要做回来的。我又开始失眠、晚起、无缝衔接新一天的工作，如此循环，没完没了。
当新鲜劲过去，我意识到自己的焦虑在累积。自我亮起警示灯的时候，我还觉得自己能觉察到，并也能及时有效进行自我干预，那么这次重返职场一定能顺利度过吧！
万万没想到，身边有一个更大的负磁场，步步逼近，直到我也被包裹其中 —— 我的上司重度抑郁复发了。
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呢？也说不清楚的，也许是从上回上台前异常的焦虑和颤抖开始？也许是从连续取消例会开始？不知道，我们以为她最近身体有点毛病，跑医院跑累了，又或者感情上有点问题所以心情比较差。
有一位同事跟她共事多年，都没能及时意识到她的抑郁症又回来了。而我作为一个新成员，在得知她已经把自己关在家里，暂时不可能和她对接工作的时候，为时已晚。
我发现自己几乎无法把握自己的睡眠，也为时已晚。
很多个白天，我醒来后看到时间吓坏自己，又耽误事情了！我一边刷牙一边查收信息编着各种谎言回复，狼狈又迷茫。我打开电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四点，其它人很快下班了，我在自己的时间里，和这个正常运转的世界有了不断拉大的时差。
2019年的夏天，在我接手最后一个项目之前，我又一次走进了“精卫”。医生在诊断结果那里打了四个字——“抑郁发作”。
图 | 作者供图
这一次，我没有逃避。
我开始稳定每个月去复诊，我跟医生说这个月总体怎么样，有哪几天比较特别，呈现了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她给我开药，有时候换新药，有时候改变剂量，有时候照常。
最初阶段医生只给我十天的药，后来是半个月，到现在，一次会拿到一个月的。第二次拿到药，我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感受一下自己能控制自己几时入睡这件事的美妙了，毕竟在此之前，我已经忘记正常人是如何睡觉的了。我常常是把自己折磨得精疲力尽后不经意间睡着，也常常在难得的安眠后醒来拼命想回忆一下昨晚是怎么睡的，累积一下经验。
更多时候，我的诉说，医生也没办法判断绝对真假。我想这种病，如果自己放弃了，谁也救不了你吧。
我现在勇敢很多了。在精神卫生中心的药房排队取药，随手拍了一张处方发给妹妹看，吐槽说：“这些药也太贵了吧！” 妹妹关注的点却是信息栏：“你哪有家属陪同？” 后附一个狗头表情。“第一次有嘛，系统默认了原始登记信息。” 第一次是三年前头回来睡眠门诊咨询，男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先生陪我去的。后来我都是一个人了。
但“精卫”终究是个特别一点的地方，在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有家属陪同的。因为先生的工作原因，我没有想过每一次就诊他都在场。如果是一些比较特别的检查，他会尽量腾出时间和我一起去。
领到的处方单 | 作者供图
我也从没想过需要有人陪我一起来面对这件事，就好像没有人可以替我入睡一样。
当我一个人在家，坐立不安的时候，药物副作用骚扰的时候，抗拒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哎呀呀我好像又坏掉啦你早点回来呀！” 我们用 “坏掉了”来形容我抑郁情绪发作的状态。我喜欢这样说，也只对他这样说。这么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恋爱中撒娇的少女，而不是一个在黑暗中挣扎的小可怜。但有些事情，只能自己搞定的。在反复期的挫败感里，也这样安慰自己：“总是一个人坚持在这条路上已经很勇敢了！”
可不是嘛，我小的时候，可是一个连去对面的小卖部都不敢的胆小鬼。“你五岁的时候，要你三岁的妹妹牵着才敢走到我们店对面的店里去买一盒火柴。” 我妈经常拿这事出来讲以证明我小时候胆子多小，什么都不敢自己去做。
我不太讲得清楚最近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实话说，这个服药期比我想象中长一些，我在网上看过一些帖子，光记住了一些人说自己吃了 “大半年” 的药好的，想着自己除了失眠，其它症状也不严重，应该也是半年多可以搞定的吧。所以去年冬天，我才终于不再对自己想备孕这件事打哈哈了，每每被姐妹们问起，都很认真回答：“我有计划的啦，我想生个牛宝宝的。”
但是在那之前，我希望先停下抗抑郁和安眠的药啊。这一句，我视亲密程度，没有对所有人说出来。
今年四月的时候，我和医生说了。
从此，佛系的我有了一点紧迫感，我太想一切能按计划的时间进行了，就和如最初所愿在毕业几年后买房子、几年后结婚一样，我希望一切都是按照我计划的时间进行的。
然而治疗的过程就像一个玩笑。以一个月为一个疗程的话，我总是在拿到药后的三周表现得很好，就在我快看到希望的时候，第四周就会迎来一个彻夜不眠的夜晚，打破这个月向上的势头。连续如此！
于是，2020年7月份，我被安排了CBT-I（睡眠障碍认知行为疗法）的治疗。
第六次认知行为治疗的时候，医生说：“按照计划是今天要给你换一个药，但目前看来还不行。” 噢，这句话太让我沮丧了。
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很懂这个治疗是怎么干预行为的。类似运动手表但是没有表面的体动记录仪会记录我的睡眠、运动和光照，医生每周导出折线图，监视我过去一周的情况。此外每天睡前和睡醒都要填睡眠日记，这是一份固定的问卷，登记自己每一天的作息，有没有吃饭，几点吃，有没有运动，几点动，有没有睡觉，几点睡，有没有喝含咖啡因的饮料，几点喝，等等。
戴着体动记录仪 | 作者供图
每周带着记录仪和睡眠日记去找医生，听他讲课，分析，有时候也会对话。一两个钟头，收费648.37元。还挺贵的吧，可是我还没好。
7月底，我去做第六次CBT-I治疗。两周的戒药效果并不理想，医生们大概是在早会讨论过了，让我还是靠药物入睡，先建立规律的睡眠习惯。
我早早过来做治疗，所以此时门诊那边的排号系统没有再显示我的号了。我不想等到最后，便兀自闯进诊室，示意我来了，下一个让我插一下队。我已经不是小时候那个不敢去买火柴的小女孩了，稍稍掌握了一些行走人海的规则和技巧。
有时候想想，也正是因为失眠，所以我才更关注自己，细致感受身体和情绪的变化，收获于每一个夜里独处的思考。也许有一天我会好起来，也许不会，但这好像并不是那么重要了，每一种状态都有存在的意义，只想在醒着的每一个时刻，用力地活着。
所以呀，有些事情不是花钱就能搞定的，只能再不断添加勇气、耐心、希望、毅力，还有，不知道还有什么。
最近总是想到当年高考英语口语试音的句子：
“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
晚安。
撰文：沙苑编辑：备备本文授权转载自三明治（ID：China30s)，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