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带着出差的行李，我住进了癌症病房

10月18日是世界乳腺癌宣传日。2019年《全国癌症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女性乳腺癌每年新发病例约30.4万例，位居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第1位，且发病人群呈显著年轻化趋势。

2019年7月，朱迪迪在越南出差时过了自己的33岁生日。

对朱迪迪来说，2019年是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年，那一年她33岁，被确诊乳腺癌。

她是那种经常会被人羡慕的努力又出色的女孩。本科就读北京大学，硕士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回国经历一番职场打拼后，成为了品牌整合营销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COO。

她频繁穿梭北京上海两地，每天忙于公司会议、大小事务；对未来的生活，她有清晰的规划，然而，病魔突如其来……

确诊

2019年9月17日，朱迪迪第一次走进北京协和医院乳腺科门诊。

一个月前，她摸到胸上有个小肿块，不时发出一点刺痛。她隐隐觉得，不太对劲，是乳腺炎、乳腺结节？

患病前的朱迪迪。

医院侯诊时，朱迪迪看到有人捂着嘴巴哭红了眼，踉跄着走出诊室。没想到几分钟后，医生给她开出了一张钼靶检查单，朱迪迪心里“咯噔”一下。她知道这是针对疑似乳腺癌患者的检查项目。

检查回来，大夫抛下简短的几个字：

“基本可以确诊。”

“确诊什么？”

“癌症。”

朱迪迪的大脑瞬间空白。

几秒之后，理性迅速恢复。朱迪迪第一时间跟医生表明，自己购买了商业医疗险，想争取尽快治疗。到走出诊室前，她与医生的谈话前后没有超过十五分钟。

回家的出租车上，朱迪迪才开始慢慢消化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她开始找医疗圈的朋友和身边的患者家属咨询相关事宜，通知公司合伙人自己要“暂停工作，解决麻烦”，同时让助理取消了接下来几天所有的出差行程。她当天晚上原计划要去上海出差。

周二的下午，车堵在三环边上，朱迪迪觉得，外面的世界终于慢下来了……

三天即手术

朱迪迪没有第一时间告知父母自己的病情，她不知道怎么开口。

当天晚上，是老公艰难地向她的父母说明了情况。父亲随后拨回电话，安慰了她一阵，电话里大家都没有太强的情绪。朱迪迪12岁起离开家，住校求学，独立生活，很少和父母撒娇，也不怎么哭脸，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决断。

她向医生争取最快治疗的计划，奏效了。

第二天一早，朱迪迪带着和平常出差一样大大小小的行李，住进了癌症病房。

换上病号服的那一刻，她才彻底接受了自己“生病”的事实。

穿上病号服的fashion look。

第三天立即手术。

这更像是一次命运的宣判。太多的不确定性，要通过开刀检测得出结果：她还抱着侥幸心理，会不会有反转的希望？前哨淋巴有没有癌细胞转移？如果转移了，需不需要做全切手术……

手术很顺利，结果是：癌细胞没有扩散转移。朱迪迪也一次性完成了保乳手术。

得知结果的她，终于毫无顾忌地放声大哭出来。她说，那是“放心”的哭。

朱迪迪后来才知道，没来得及赶到北京的父母，也在家里哭。

“濒死感”的焦虑

手术后，身上缠着绷带，朱迪迪必须卧床养伤两个礼拜。这对她来说，是整个患癌过程中最痛苦的部分之一。

她一直是个行动力强悍的人，从求学到工作，一路走来，人生从没按下过暂停键。创业后，更是扎进工作里一路狂奔。

朱迪迪在与合伙人创办的公司里，管理着40人左右的团队。

这突然一脚“刹车”她不太适应，焦虑伴随而来。

据一项问卷调查显示，97.5%的乳腺癌手术患者感到忧虑。朱迪迪深有体会。

接受了生病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接受了所有。等待具体的病理结果出来之前，有很多不确定性，不同的结果对应着今后截然不同的规划和改变，让人无法理清。

10月末，朱迪迪发现身体开始出现一些明显的变化。

她时常半夜惊醒无法入眠，全身总会莫名发软；想努力抓住一些东西，却全是“无力感”；想放声大哭，却感觉不到悲伤。

朱迪迪每天早晨需要吃的药。

毫无征兆的情绪释放和难以控制的呼吸危机常常伴随而来。有一次她濒死感强烈，让妈妈叫了救护车，最后却是跟着护士走出去的。她甚至买来吸氧机放在家里，尽管身体的症状并不是缺氧引起的。

直到看了临床心理科，朱迪迪才知道自己处在强烈焦虑状态中。配合药物治疗后，才逐渐改善。

后来在自己的分享中，朱迪迪常常会强调，心理治疗需要作为癌症病人康复过程中的辅助手段。

抗癌女战士

朱迪迪拍下了肿瘤医院里竖立的抗癌宣言。

病理结果出来，朱迪迪是早期三阳性乳腺癌。这意味着，她需要在不同阶段，接受多种方式治疗。

焦虑过后，不服输的朱迪迪，给自己的抗癌过程取名为：乳腺癌女战士。老公、父母都是她最紧密的战友。

化疗后，身体需要补充大量的营养和能量，维持白细胞水平。她的体重开始每周匀速增长。控制雌激素的药物，也让她身上长出很多痘痘。

12月，北京凛冽冬天里树枝被风刮得光秃，朱迪迪的头发也开始大把大把地掉下来。化疗15天后，睡醒起来，掉的头发和残存的头发纠缠在一起，扯都扯不下来。

朱迪迪拍下了自己化疗期间掉头发和剃光头后的样子。

剃头，是老公下的手。

为了照顾她的情绪，老公开玩笑：“Tony张的技术好不好？”

同事、朋友也调侃她为“师太”。

那些试探性的玩笑，其实都充满了暖意。

考虑到“优先级”，朱迪迪还是很乐观地接受了这些事实。“头发掉了可以再长出来，身材胖了正好可以买新衣服。比起这些，我更担心化疗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并发症一类的危险情况。”

朱迪迪为自己准备了假发，带到办公室后，同事们经常试戴一番。

抗癌过程激活了另一项生活规划：孩子。

朱迪迪2011年和先生结婚，二人忙于事业，养育下一代还没有排进日程，但癌细胞的闯入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疾病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契机。”在她看来，癌症并没有疏远她和先生的关系，恰恰相反，他们像是一起组队打怪，对抗疾病，也因此关系更紧密了。

家里墙上挂着两人的结婚照，桌上的卡片写着：“纸幅有限，我愿无穷”。

2019年底，在接受化疗和长期的内分泌药物治疗之前，朱迪迪和先生做足了调研，去国外冷冻了健康胚胎。

这半年，也是她长大离家后，与母亲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去医院时像战友，一起臭美时像闺蜜，研习烹饪时像师徒……“我不再只是留给她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还能时不时站在她身后，抓住一些不被生活打败的迷人瞬间。”

治疗期间，朱迪迪妈妈来北京照顾，她偷偷拍下了妈妈的背影。

做人生的减法

疫情让本该就减少外出的癌症病人更少出门了。也是因为疫情，朱迪迪的化疗过程被迫中断。转院，会诊，停止化疗，转做放疗和双靶药物治疗。

出门前，朱迪迪在梳妆打扮。

在此期间，很多朋友陆续知道她生病，通过网络，发来大段的内容：“表白也好，关心也好，我还是蛮感动的。”朱迪迪说，“以前工作繁忙的时候，大家没有这么多的交流。”

她开始有意识地记录自己的生活，写朋友圈、经营公众号、发微博，除了分享自己的体会，也会和病友沟通交流，帮他们解决一些疑惑。

朱迪迪在家喝药，病情稳定后，她在家里养了许多绿叶植物。

今年五一后，朱迪迪回归正常工作。除了平时常戴着帽子，每天早上吞下一把硕大的药片，她几乎不像个病人。

10月13日这天，从下午3点半到6点50分，朱迪迪在办公区域反复换了5个空间，连续进行了6场线上线下会议。

朱迪迪第一天回归工作时，戴着假发与同事们合影。

作为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忙碌是常态。

但生活的优先级发生了改变：好好吃饭、每天留出时间运动，每天都固定时间点睡觉。

现在，她每月做一次靶向治疗，每天服用内分泌抑制药物。如果顺利，到明年初，她就可以结束疗程。

生病前，朱迪迪并不是一个喜欢运动的女孩儿，现在，她坚持每天骑1小时动感单车。

如果说每个人都是因为一些遭遇才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做减法，那么这一场疾病让朱迪迪的生活“清零”了。

“把原来的节奏停下来，让自己有机会重新审视身边的人和事，哪些不重要，哪些可以放下。”以前过于忙碌，花太多精力关照外界的事物，“这段时间我除了在照顾我的身体，也在照顾我的心理。”

在做这些减法的时候，朱迪迪觉得，自己的内心也变得更加轻盈和强大了。

她说：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最艰难的那一年，但挺过去了，人生就会变得美好而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