瞒报、病耻、污名化：什么才是疫情中的英雄主义？

这两天线上办公，编辑部同事们的情绪都已经跌落到了谷底，尤其在昨晚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暴露在铺天盖地的坏消息中，写文章这项工作变得异常耗竭。

疫情发展至今，我们见到的魔幻事件已经很多。但越在这种时期，越需要理智的讨论一些问题，比如最近越来越频发的“瞒报病情”现象。

当绝大多数人都在努力隔离，“瞒报”便成了当下疫情的最大敌人之一。相信你已经看到许多瞒报病情（他们可能已经自己发烧、去过疫区，甚至已经确诊），导致多人感染、隔离的报道。

比如，一位山东患者因为隐瞒情况外出聚餐，导致68名医务人员被隔离。

比如，晋江一名男子从武汉返乡，谎称自己从菲律宾回来，然后参加2场大型宴请并担任喝酒划拳主力，划得4千多人居家观察。

大家愤怒，批判，怒斥他们“非蠢即坏”、“搅乱一锅粥的老鼠屎”。可从心理学角度去讲，我们又偏偏不能过度苛责他们。（这也是大家最近情绪低落的原因，必须要在理性和感性当中反复挣扎。）

在隐瞒肺炎病情背后，往往隐藏着一种病耻感（perceived self stigma）：对疾病和自己的歧视，这又来源于大众对肺炎群体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也许会是一件你“理智可以理解，情感难以接受”的事。但在当下疫情控制的关键时期，这绝非小事。

什么是疾病标签下的污名化？

针对疾病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可以被划分为两个类型：来自外界的社会污名，以及被患者感知到并内化了的病耻感。

社会污名（social stigma）一般通过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表现出。

刻板印象：指整个社会对于传染病的一种错误的、固化的认知（如：对病毒的传染性、预防措施有错误的认知）；

偏见：是社会刻板印象在认知和情感上的表现（如人们厌恶、害怕一种可能源自社会外来群体的传染病）；

最后，歧视是偏见在行为层面的呈现（如：人们会以一种并不尊重Ta的方式，告诉别人离Ta远点）。

诸如“武汉人滚远点”“武汉人自重”这种说辞，我们见得还少么？

病耻感（perceived self stigma）主要是因自己生病而产生的羞耻感（shame）。当患者被社会打上一个“有毒“的烙印，被降格成低人一等的存在，患者自己也不得不接受了这种设定，认为自己得了病“很丢人“。

害怕。

害怕世俗的压力、害怕被身边人“指指点点“，害怕没有面子。必须承认，这种“害怕”在我们的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一个人可以躲开很多东西，但唯独难以躲开来自别人的judge。很多心理疾病患者不愿去求助，往往就是因为如果别人知道了Ta在做心理咨询或是去精神科，会用异样的眼神看Ta。放到这次疫情中，是一个道理。

就算他们自己有求助的意愿，他的家人、亲朋好友也可能会阻止。“先吃点药看看”“别大惊小怪的”，毕竟在许多人心中，有一个“有问题”的亲人是很丢脸的事情，谁都不想承受随之打包而来的负性舆论。

“如果我的儿子被确诊肺炎了，别人该怎么看我们家啊！”

为什么得了传染病，就那么容易被人诟病？

历史上，许多生理疾病都曾有过被污名化的阶段。

在医学并不发达的19世纪，肺结核被认为是由于患者意志脆弱、情感过于强烈所引起的偏执意象造成的；癌症被视为邪恶、野蛮的化身。这种我们现在看来荒唐至极的认知，在当时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无知者无畏，知者不惧，

一知半解才最让人心生畏惧。

在一个新型传染病刚刚爆发、医学界对其还没有充分认知的空档里，正式谣言最有生命力的时候。而谣言，正是污名化的第一个助推力。

在疾病爆发初期，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知道点冠状病毒的消息，但并不明晰其确切传播方式、预防的手段。于是凭着自己的猜想、以往的常识性认知，再加上不良信息的误导，传染病就很容易被妖魔化。

Chris Crandall在一项疾病污名化的研究中，列出了三个因素，直接影响一种疾病被污名化的程度：

1. 责任度 Responsibility：

指大众认为一个人所患的疾病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他自己的问题。人们认为患者承担的责任越大，则越容易引起大众负性评价，人们越无法产生同理心。

比如，人们认为感冒是着凉引起的，可得了新型肺炎是因为你在关键时期还乱跑引起的。相比前者，后者更令人难以接受。

2. 罕见度 Rarity：

某种疾病越不普遍，人们便觉得它越严重，其被污名程度也越高。这可能仍然源于人类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会本能的产生恐惧。

这更不难理解，新型肺炎作为最新出现、尚且无解的传染病，自然是众人恐慌。

3. 危险度 Danger：

表示在何种程度上，人们认为患者会对自己产生威胁。当然，越感到危险，偏见就越强烈。大众传媒在这个维度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铺天盖地有失偏颇的新闻报道里，你就会看到“15秒感染新冠肺炎”这类说法。却很少有人告诉你该案例的传播链条是待证的（中国CDC），这无疑加剧了人们对疾病传染性的恐慌。光从曝光程度和呈现内容来看，人们在之其一不知其二的情况下，会加重刻板印象，把假象当作科普，把偶然当作规律，把相关当作因果。

病耻感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1. 耽误治疗，加重恶化

对于患者来说，他们不仅要承受疾病本身所带来的痛苦，另外还要承受额外的病耻感，这无疑是双重的负担。

2. 社会排斥、社会隔离

虽然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不得不对一些疑似和确诊患者进行强行隔离，但这不代表社会应该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对于深陷疫情困扰，存在心理问题的人来说，最需要却也最难以得到的就是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

3. 危害他人

如果已经确诊或有了疑似症状，却仍然不寻求专业帮助，否认现实、拒绝隔离治疗，不仅是对自己健康的不负责任，也会让周围的人暴露于风险之中。

这个后果，对当下疫情控制影响是极大的。一个隐瞒病情的人，就能让成百上千人的自我防护措施功亏一篑。

要如何帮助疾病去污名化？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在目前环境下，患者出现“病耻感”从而瞒报病情，并非完全不能理解的事情。

可问题关键在于，疫情严峻，此刻又恰恰是我们必须必须必须，克服病耻感的时候。

有关疾病的事实获取

个人和整个社会系统的努力

歧视、标签化和病耻感都会让人们羞于开口求助。但是，有关传染病的正确、及时、广泛的信息，有助于消除一定的社会偏见和误解。

当人们恐惧一种疾病的时候，人们需要的是更多的事实。而非各类断章取义、情绪性扭曲的信息。

家人、朋友们

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

国内外已经有众多研究证明，社会支持、家庭宽容、温暖的环境氛围是患者能否良好康复的重要因素。如果来自疫区城市/国家的人，感到了来自全世界的偏见和恶意作对，这时候家庭成员再不和患者站在同一边，那么他们便真正成了孤立无援。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可以尽可能更多地与互助小组连接起来（比如有对接口罩等医疗资源的互助组、求助信息互助组、社会捐赠互助组等等），来帮助患者及其家人度过难关。

当患者们相信“即使告诉大家我得了传染病，我依然不会被抛弃“，当病耻感得到缓解，当没有人隐瞒，这场战斗才离胜利更进一步。

每个直面疫情的平凡人都是英雄

说完病耻感，还有些别的话想说。

当你越了解“病耻感”，往往越能够体会到承认疾病、直面疾病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正如前面所说，现在正是一个所有人都不得不战胜病耻感，直面疾病的时期。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群体性问题。

今天一件重要的大事，就是被称作“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去世了。12月30日，他首先意识到了类SARS样的病毒感染，并对周围的人发出预警，虽然“吹哨的声音“在当时被湮没了。后来，他因为坚持在一线抗疫，自己也感染了病毒。

他在生前接受采访时说：“真相比平反更重要，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而他的朋友圈里写着这样一句话：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

李云亮医生已经被许多人视为英雄。而我们想说的是，那些敢于直面疫情的每一个普通人，都是英雄。

那些认真防护不出门聚集的人，那些不断为亲戚长辈科普疫情严重性的人，那些自愿隔离的人，那些出现症状后不隐瞒的人，那些在前线日日夜夜战斗的人，那些疫情中依然认真工作的人，都是英雄。

面对疾病吧，用正面、真诚地去面对这场疫情吧。

我们需要更多英雄，但不希望再有英雄牺牲。

“让我们温柔地拯救这个世界。”

李文亮医生的微博

Re ferences:

Corrigan, P. W., & Watson, A. C. (2002).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stigma on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World Psychiatry 1(1), 16-20.

Graham C.L. Davey. (2013). Mental health & stigma. Psychology Today.

Lindsay Holmes. (2016). Let's call mental health stigma what it really is: discrimination. Huffington Post.

Michael Friedman. (2014). 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is making us sicker. Psychology Today.

江湖边 / 酒鬼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