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抑到深处的痛
29岁的尤冰从初中开始一直断断续续地被各种各样的身体不适感困扰。开始只是偶尔在考试等压力事件的时候感到心慌。到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尤冰在高考的压力下，出现了持续的偏头痛、失眠等更多症状。到高考前一个月更是眩晕、胸闷导致夜不能寐，不得不住院治疗。然而，医生并没有从医学检查中发现任何导致这些症状的生理因素。在医院住了三天之后，尤冰只能在症状稍有缓解后出院。
在12年里，尤冰就这样因为头痛、背痛、腰痛、心慌、失眠、月经失调、呼吸困难、腹胀、尿频尿急……在各大医院反复就诊，先后因为不同症状住院7次，其中一次还出现了神经性耳聋，这让她极度恐惧。然而，做了各种必要和不必要的检查之后，从神经内科、消化内科到妇科、耳鼻喉科等各个相关科室都无法找到她的病因。
五年前，尤冰第六次住院的时候，一位神经内科教授开始给她使用抗抑郁药，她的一系列症状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出院后尤冰又吃了3个月药，感觉自己的情况改善了很多，以为自己就快痊愈了，没跟医生商量就把药停了。停药不到半年，因为毕业找工作的压力导致症状卷土重来。在神经内科医生介绍下，她来我这里就诊。
尤冰带来了一大袋就诊资料，包括就诊记录，各种检查单、化验单、CT、核磁共振、各种药物及药物用量变化等详尽资料。但是，尤冰并不相信心理治疗可以帮助她，期望我能给她更加有效和副作用更小的药物。我调整了她的用药，当症状改善之后，心理治疗才提上了议事日程。尤冰告诉我，这几年除了工作，她的生活几乎都是围着症状转，“病人”似乎成为了她的个人标签。除了不得不做的工作之外，她每天都把自己浸泡到了“病”里面。
前几年因为治疗效果还不错，她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由于工作出色还得到升职加薪。可是，一年以前领导让她担任技术负责人，她既感到有受到重视的骄傲，又强烈担心自己的能力无法达到领导的期望。在这种纠结的情绪中，症状越来越严重，药量也越来越大，加上吃药的时间也比较长，尤冰就出现了严重的药物副作用，工作几乎都停顿了下来。领导已经跟她谈了几次话，内容不外乎对她健康的关注和期望她尽快解决问题。她开始担忧自己的工作，开始逃避与领导沟通，这让她的症状更加严重。
在跟尤冰详细讲解了什么是认知行为疗法之后，我们共同制定了第一阶段的认知行为治疗计划，将降低抑郁、焦虑和躯体化症状的程度，改善她的社会功能作为这一阶段的治疗目标。
在治疗的过程中尤冰非常认真，除了在治疗室中积极配合，跟随我的思路一起面对她生活中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一步步探索这些事情引发的情绪、感受，在事件中她的想法、行为和身体反应，确认事件对她的真实的意义，找到事件所连接的核心信念和可能连接的内在模式。在治疗室之外，她也积极地进行自我情绪记录、情绪评估，对自己的各种想法进行真实性检验。所以她很快就能在生活事件中确定自己哪些思维是不合理的，很快就发现自己在发生事情时常常会更容易做出负面的推断，以至于让自己比大多数人更容易焦虑；自己比大多数人更容易说“我经常”“我一直”“我总是”这些概括性的词，而且更容易做出负面的概括，比如“我总是和同事处不好关系”，而忽视了有一个同事很喜欢她并一直和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经过8周的时间，尤冰开始习惯了将问题具体化，学会区分现实、自动想法和躯体症状，学会了从认知、行为、情绪多方面改变对自己、对他人、对环境、对疾病的不合理认知。将更多关注投入到工作当中，尝试和朋友一起去学画画，而不是把时间花在去医院做检查。尤冰认识到她的症状不仅仅来自身体，更多的来自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更加愿意配合心理治疗。
然后，我们的治疗开始转入下一个阶段：内在探索。
在这个阶段，我们除了继续进行认知重构工作以及关注当下的训练之外，还把治疗时间放在了连接过去和现在的工作当中。谈论过去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这些对她现在的影响。
尤冰的母亲是位要强而又敏感的女性，一方面对女儿有着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对她严格“控制”。尤冰青春期之后就对母亲的行为模式感到强烈的不满，同时又被母亲严重地影响。她一方面极力想摆脱母亲的控制，一方面又害怕孤独而强烈地依赖母亲。在和尤冰的谈话过程中，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尤冰的矛盾、不安、冲突以及对母亲的爱恨交织，她还无法面对这种情绪，更无法从这个情绪里挣脱出来。
尤冰说，成长过程中，她总是按照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意志行动，如果不照做，母亲就会很哀伤，甚至会因此生病躺在床上，父亲则会指责尤冰如何伤害了一个如此爱她的母亲。由于父母的情感忽视及控制，年幼的她内心充满了愤怒、无助，还有一种无法承认的恨的感觉，但又无从表达。
在意识到这些之后，尤冰开始尝试在可控范围内向父母表达自己的愤怒，在尝试几次之后，尤冰接受了自己对母亲爱恨交织的情感，而不再一味回避，反倒和母亲不再有那么多的隔离，变得亲近了许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尤冰许久没有头痛了，连月经都规律、顺畅了。自己与上司的关系也从敬而远之变得愿意主动沟通，甚至开始参加一直回避的单位集体旅行，感受还不错，至少对集体活动有了期待。
本文来自《心理与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