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心理学家的亲身经历：看完后你还想做心理咨询师吗？

近一项关于压力的研究表明：世界上要求最高的工作之一，就容易激起感情激动的压力和心脏病发作率来讲，这份工作就是飞机场塔台上空中交通协调人员的工作。它要求精确无误，工作人员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时的疏忽便会酿成大祸。而我在想，究竟他们的工作是不是就比我的工作更繁重。毕竟，飞行员们愿意与他们合作，希望能安全地起飞降落。而心理咨询师所引导的航船，有时候走上的却是一条自取毁灭的道路。

以下便是上星期四上午半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

10点25分我收到今天的邮件，10点30分的会议开始前的间隙里，我大致看了一下一封由一个叫菲力克斯的病人写来的信，信很长，而且前言不搭后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愤怒。在信中他宣称要实行一项“血浴”计划，按照计划，他将谋杀三个医生，这其中包括两个曾经医治过他的精神病专家。他写道：“现在我只是在等，等到我有足够的精力开车到商店买手枪和子弹。”我怎么也拨不通菲力克斯的电话，只好先和哈里开始了会谈。哈里形容憔悴，看上去像一个集中营里的战俘。他对自己的五脏六腑完全没有感觉，仿佛它们已经和自己脱离了干系，被这种错觉困扰的哈里对食物毫无兴趣，体重一下减轻了70磅，目前正在接受住院治疗。为了避免饿死，我跟哈里谈起了选择强制管式进食这种不得已的办法。这时，一个叫杰罗姆的病人的一个紧急电话打断了这次会谈。杰罗姆告诉我，他已经把绳索套在脖子上了，正在非常认真地考虑在妻子下班到家之前吊死自己。这位病人既不情愿继续进行门诊治疗，又坚持认为住院毫无意义。

我在下班之前终于解决了这三件紧急事件，心情轻松地回到了家。就在我准备睡觉的时候，一位经我的一个病人介绍来的女士打来了电话，那可是个很有名的大人物。她告诉我说几个月来她一直非常消沉，就在刚才她还站在镜子前试着用剃须刀片割断自己的喉咙。而她只是为了安慰那位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才打了这个电话，她坚信自己已经“病入膏肓”，并拒绝了我安排一次会面的要求。

虽然我每天的工作不都像那天一样伤脑筋。但是有时我的确感觉像是生活在一个压力锅中。这给了我很多机会去学习对付强烈的不确定感，焦虑，挫败感，愤怒，失望以及内疚。也使我有机会亲自实践那些认知方法，亲身体会到它们的确是有效的。这个过程中当然也不乏种种欢乐的时刻，那种感觉真是棒极了。

如果你曾找过精神治疗医师或医疗顾问，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希望让你讲话，而自己仅仅只是在扮演听众的角色。这是因为许多医生经过训练后都变得相当被动，起不到指导作用，只是一面能够反映你所说的话的“镜子”。这种单向的交流对你可能是徒劳的和令人沮丧的。你会奇怪，“我的医生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有怎样的感觉？他如何应付这些感觉？在处理我或其他病人时他会感到怎样的压力？”

许多病人会非常直接地问我：“伯恩斯医生，你自己有没有试过这些方法呢？”事实上，我经常在晚上乘火车回家的途中拿出一张纸，从中间由上到下画一条线，运用“两栏法”解决白天工作所留下来的各种令人心烦的问题。如果你有兴趣了解这背后不为人知的情况，我将很乐意与你分享我的一些“自助”工作。这是一个可以舒服地靠在椅背里听精神病医师讲话的机会，与此同时，你还能了解到你所用于克服抑郁症的认知方法是如何应用于每天的种种挫折和紧张，而这些正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不能避免的一部分。

一些新式的精神病治疗方法中，比如认知治疗，医生和病人作为小组中的平等成员共同工作，进行自然状态下对等的交谈。

如何对付敌意：一位炒了20个医生鱿鱼的男士的故事

我的工作中经常会遇到那些脾气暴躁的人，他们极端苛刻，经常会失去理智。和他们打交道确实令人头疼，我甚至怀疑我曾经面对的都是些东海岸顶尖的愤怒高手。这些人常常把怨恨发泄在那些最关心自己的人身上，有时候我也会成为这倒霉的出气筒。

汉克是一个愤怒的青年，在被送到我这儿来之前，他已经赶走了20位医生。他对自己间歇性的背部疼痛叫苦不迭，同时确信自己患有严重的内脏系统失调症，但又没有表现出任何身体上的异常，因此尽管那些冗长、详尽的医疗诊断书以及为数不少的医生都告诉他，这种疼痛十有八九是由于情绪紧张引起的，就像头疼，汉克还是不愿接受这种解释。他认为医生们都在应付公事，给出的建议一点儿价值都没有。每一次他都暴跳如雷地将医生扫地出门，然后再换另外一个。最后，他同意去找精神病医师，但还是做了一年的无用功。他随即又解雇了他的精神病医师来到我们的“心情”诊所寻求治疗，尽管他很憎恨这次转诊。

汉克刚来的时候很消沉，我开始教他练习认知方法。夜里当他的背疼开始加剧，汉克便将自己陷入令人泄气的狂怒之中。他抑制不住冲动地拨通了我家的电话（他曾说服我把家中的电话号码给他，这样他就不必通过答录机联系了），当头便是一通诅咒，接着便指责我误诊了他的病情。他肯定自己得的是内科疾病，而不是什么精神问题。然后就下达了他的最后通牒：“伯恩斯医生，要么你明天就给我安排休克疗法，要么今晚我就去自杀。”如果可能，答应他的要求对我来讲还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从来不用休克疗法，而且我认为这种疗法对汉克完全没有必要。当我试着婉转地向他解释时，他的愤怒就会再次爆发，并威胁可能采取毁灭性举动。

在治疗过程中，汉克总是不放过我哪怕是一丁点儿毛病（他说的这些倒也是真的），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他在办公室里横冲直撞，使劲捶打着那些可怜的家具，对我极尽侮辱之能事。尤其是他指责我根本不在乎他，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他说我所在乎的就只是钞票和维持高治愈率，这令我十分难堪，因为他的指责中多少存在着一些事实。他背着我经常忙着挣钱交治疗费，我担心这样下去他会过早放弃治疗，结果落得个幻想彻底破灭。而且我也的确想把汉克列入我的成功案例中。因此每当他把矛头指向我时，我自知理亏只好采取防守姿态，而他一旦有所发觉，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你不得不忍受更高音量的批判。

就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处理汉克的暴怒和我自己的挫败感这个问题，我向同事们寻求了一些意见。其中贝克医生的建议对我尤其有帮助。首先，他强调我真是非常幸运，汉克给了我一次绝佳的机会来学习如何更好地处理责难和愤怒。这话及时敲醒了我，我竟然一直都没有意识到。除了主张我采用认知法消除自己的挫败感，贝克医生还建议我在汉克情绪激动时应该采取不同于以往的方法与汉克合作，这个方法的核心是：

• （1）不要因为保护自己而让汉克感到厌恶，相反要鼓励他把所有能想到的，针对你的最糟糕的话都讲出来；
• （2）试着在他的指责中找出一些事实，并表示赞同；
• （3）然后，坦诚而又委婉地指出你们的分歧所在；
• （4）尽管存在这些偶然的分歧，还是要始终强调共同合作的重要性。我得时常提醒汉克，挫折和斗争可能会延缓治疗进程，但不要因此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让它们阻止我们取得最终的胜利。

在这之后，当汉克再一次地开始在办公室里控制不住向我叫嚷时，我便采取了这个方法。我鼓励汉克继续把他所有能想出来的关于我的所有糟糕事情都讲出来。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很快出现了。没过多久，汉克就像一只撒了气的球一样，所有的怨恨都冰消瓦解了。他开始坐下来，理智、平静地和我交谈。事实上，当我在对他的指责表示同意时，他突然开始为我辩解，还说了一些我的好话。这个结局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开始对其他相似情况的病人也采取同样的方法。说真的，我的确开始喜欢上这种充满敌意的愤怒，因为我已经可以控制局面了。

我也曾用两栏法来分析我在汉克的那次深夜来电后的一些下意识的想法，我采纳了同事的建议，试着站在汉克的角度看问题以获得他一定程度上的同情。这方法有效地驱散了我一些挫折感和怒气，我也不再烦恼，不再总是一副防御姿态。我将汉克的暴怒看成是他为了维护自尊的合理反应，而并非对我的人身攻击，这样我就能理解他徒劳无功的绝望心情。我经常想起汉克努力工作的那段日子，那时他其实是很乐意合作的，而我却总是非常愚蠢地要求他主动配合。在和汉克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我更加平静和自信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得到改善。

终于，汉克的消沉和背痛都逐渐消退，我们的合作也就此结束。好几个月我都没见过他，直到有一天我从答录机上知道他希望我能给他回个电话。我的心情变得很复杂，往日那些他暴跳如雷的场面又涌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胃一阵抽搐。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阳光明媚，结束了一周繁忙的工作后，我的确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带着复杂的心情我有些犹豫地拨通了他的电话，是他接的。“伯恩斯医生吗，我是汉克。你还记得我吗？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他停顿了一下，我做好准备迎接这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事实上一年前治疗结束时我就已经完全好了，我已不再有任何顾虑，而且找到了工作，现在我还是我们这里自助会的会长呢。”

这绝对不是我认得的汉克！听着他的讲述我感到一阵轻松和愉快，“但这不是我找你的原因，我想告诉你的是……”又是一阵沉默，“我非常感谢你为我所做的努力，现在我明白你一直都是对的。我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毛病，我只是被那些激怒自己的想法弄得心烦意乱。我一直都不敢承认这一点，直到自己有十足的把握。现在，我感觉又是一个完整的人了，我一定要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我现在的情况……这样做对我来说的确很难，很抱歉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说服自己打这个电话。”

谢谢你，汉克！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眼睛湿润了，那是高兴的泪水，也是为你自豪的泪水。今天的这一切对我们而言，即使是一起再经历一百次那样的痛苦也是值得的。

如何处理不知感恩图报：一位不愿表示感谢的女士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你好心好意地去帮助一个人，但得到的回报却是他对你的不屑一顾甚至厌恶？人还是应该知恩图报的，对吧？但如果你这样告诉自己，你会把这件事记在心里而几天都得不到安宁。你的想法越能使你激动，你就会越发感到愤怒和不安。

现在让我给你讲一讲苏珊的故事。苏珊高中毕业后因为周期性的抑郁症来我这里进行治疗。她不相信我对她会有帮助，不断地提醒我她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几个星期来她因为不能决定读两所大学中的哪一个而变得歇斯底里，在她看来，如果不能作出她所谓的正确选择，那就好像是世界末日一般，但答案还是模棱两可。她坚持抛开一切不确定因素的做法必然会使她陷入无边的挫折感中，因为那根本是办不到的。

她不住地哭，把她的男友和家人当成了出气筒。一天，她打来电话说她现在必须作出一个决定，希望我能帮帮她。她否决了我的每一个建议，气急败坏地要我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她不停地说：“既然我不能作出决定，证明你的认知治疗对我不起作用。你的方法真是糟糕透了。我永远也决定不了，我不可能好了。”鉴于苏珊目前过于烦乱，我把下午的日程重新安排了一下，这样我可以就一些紧急情况和另一位医生进行商量，他给我提供了几个很不错的建议，然后我打电话让苏珊立即过来。我给了她一些提示，不到十五分钟，她就作出了令自己满意的选择，顿时轻松了许多。

当苏珊在这之后第二次来进行定期治疗时，她告诉我，自从上次的谈话后她感到很放松，现在一切都已经安排好，就等着到她选定的学校去报到了。我也替她感到高兴，为她做的这些努力终于能有所回报了。我问她是否仍然相信认知方法对她不起作用，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是的，没错！这也正好证明了我的观点，当时的我已经无路可退，我必须作出决定。我现在感觉不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它不会持续很久的。这种愚蠢的治疗根本帮不了我，我会像这样消沉一辈子的。”“我的天哪！”我想，“你怎么会变得这么乖戾？即使我有点石成金的本事，她也不会看我一眼的。”我愤怒极了，我决定那天晚一点的时候用两栏法去平静我那受到羞辱的不安的心灵。

当我把那些下意识的想法都写出来后，我发现了令我对她的无礼感到心烦的原因，那是出于这样一种不理智的想法：“如果我帮助了别人，他们就应该责无旁贷地表示感激并对我有所回报。”事情要真是这样就好了，可它偏偏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没有人有义务，不论是从道德上还是法律上讲，对我所作的努力和智慧表示赞扬，何必强求呢？我决定接受现实，采取更理智的态度：“如果我确实帮助了某人，那他很可能会对你心存感激，这样就很好了。但总会有一些人的反应并不像你希望的那样。如果他们言行太过分，那也只能使他们自己名誉扫地，对你丝毫没有影响，因此何必为此坏了心情呢？”这种看法让我生活得更加愉快，大体上，我从病人那里得到的感激也正如我想要的那么多。顺便提一句，就在不久前的一天苏珊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她在学校成绩不错而且就快要毕业了，她父亲一直情绪抑郁，她希望能为他找一个好的认知治疗医师，或许这就是她表示感激的方式吧。

如何处理忧郁及无助感：一位决定自杀的女士

在每个周一上班的路上，我心里都会想，这一周又会有怎样一些希奇古怪的事情在等着我呢？一个周一的早上，我意外地遇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当我打开办公室的门，发现周末的时候有人从门缝下面塞进来一封信，足有二十页纸，是一个叫安妮的病人写的。她是在几个月前20岁生日时被送到这里来的，在此之前她因为可怕而怪异的精神错乱已经接受了长达八年的治疗，医生也换了几个，可就是没有任何起色。从12岁起，安妮的生活就被梦魇般的抑郁症和自残倾向给彻底毁掉了。她热衷于用利器划伤自己的手臂，严重的一次竟缝了200针。此外她还企图自杀，好几次都差点得逞。

拾起她的信时我很紧张。最近安妮总是流露出很深的绝望，她除了抑郁，还有严重的饮食无节制的毛病。上星期她就曾令人惊讶地连续三天暴饮暴食。从一家饭馆到另一家饭馆，她可以几个小时不停地往肚子里塞食物，然后统统吐出来再吃下更多的东西。信里她绝望地把自己形容成是一个垃圾桶，她决定不再尝试任何努力，因为她发现自己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废物”了。

我不再往后看了，一个电话打到她房间，她的室友却告诉我安妮已经收拾行装离开这座城市三天了，没说去哪儿，也没说什么原因。糟糕，事情不太妙。这和安妮前几次企图自杀前的做法完全一样，这之后她会开车到旅店用假姓名登记一个房间，然后吞下大量的药片……我拿出信继续往下读，她写道：“我的精力已被耗尽，我就像一个烧坏的电灯泡，即使你给它通上电，它也不再亮了。我很难过但这已经太晚了，我将不再会有任何不真实的希望了……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并不感到特别的悲伤。有时我努力想抓住生活，希望能抓住些什么，不管是什么都好——但我总是什么都抓不到，有的只是一片虚无。”

这听上去就像是临终遗言，尽管没有任何明显的表示。突然间我被巨大的不确定感和无助感所包围——她就这样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感到焦虑，我痛恨自己的无能。我决定把这些感觉都写下来，希望一些理智的思考能使我紧绷的神经得到一些轻松。

把我的想法写完后，我决定打电话征求一下同事贝克医生的看法。他也认为在没有证据证明之前，我们应该先假定她还活着。如果不幸发现她确实死了，他建议我应该就此学着面对一起在治疗抑郁症过程中的医疗事故。但如果她像我们假设的那样还活着，那么继续坚持治疗非常重要，直到她的抑郁最终消除。

这次谈话和两栏法分析的作用非常显著。我意识到，我根本没必要去设想最糟的情况，我有权利选择让我不为安妮可能的自杀企图而过于痛苦。我不能为她的行为担负责任，我只对自己负责，在此之前我和安妮做的很好，我们将继续下去，直到共同击退她的抑郁，感受胜利的喜悦。

我的焦虑和怒气完全消失了，我觉得非常的平静和放松。直到星期三早晨我从电话里得到消息，安妮在距费城五十英里的一个汽车旅馆房间里被发现了，发现时已经不省人事。这是她第八次企图自杀，但现在已经醒过来了，同往常一样，她正躺在一个边远医院的特别护理病房里大声地抱怨着。她活下来了，但需要做整形手术以替换肘部和脚踝因长时间昏迷而造成溃烂的皮肤。我安排她转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在那里我将继续对她进行认知治疗。

在我和她讲话时，安妮总是表现得极度不满和绝望。此后的几个月里，我们的治疗变得格外混乱。但到了治疗的第十一个月的时候，安妮的情况终于开始有所好转。当从她被送到我这里来的那天起整整一年之后，她21岁生日时，安妮的病终于好了。

心得体会。我的欢乐是无法比拟的。当母亲第一次看到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时，她们一定会和我现在的心情一样，所有怀孕期间的不适和分娩时的痛苦都忘得一干二净。庆祝新生命的到来，这是多么令人陶醉的体验啊。我发现当病人的病情越严重，持续时间越久，围绕治疗所进行的斗争就越激烈。但是当通往他们内心宁静的门最终被打开时，你会发现里面的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了这整个过程中所有的努力和挫折。

以上内容来源于美国心理学家艾德蒙.伯恩《新情绪疗法 》。如翻译有误或侵权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