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处理个人危机的方案，能用于国家应对生存危机吗？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4期，原文标题《成功解决危机的12个因素》

在《剧变》一书中，贾雷德·戴蒙德分析了芬兰、日本、智利、印尼、德国、澳大利亚如何成功地应对了外国威胁、内战等生存挑战。

主笔/薛巍

贾雷德·戴蒙德

自我的力量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写《理想国》并不是为了探讨理想的国家的样貌，而是为了探讨个人怎样做才算公正。他想到，如果把个人放大到国家层面，问题会变得更加清晰，所以他先讨论国家层面的公正。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妻子是一位心理治疗师，长期帮助病人克服个人生活中的危机。他由此获得灵感，也许心理学处理个人危机的方案对国家应对生存危机同样有效。

所谓个人危机，包括生病、亲人去世、突然失业、离婚、中年危机等各种人生遭遇。戴蒙德承认，个人和国家有许多明显的区别：国家有领导人，个人没有；国家有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机构，个人没有。但他认为从个人危机的角度来观察国家危机仍很有启发意义，因为人们对个人危机更加熟悉，个人危机的视角可以让国家危机变得更加好懂。

再者，相对于国家危机，个人危机发生得更频繁，也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心理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共识，其中一些做法可以直接拿来参考，比如“个人在遭遇危机时经常得到朋友的帮助，国家也可以向盟国寻求帮助。个人可以学习其他人解决类似危机的方法，国家也可以借用和采纳其他国家面对类似问题时的解决方法。个人可以因为以前处理过危机而获得自信，国家也一样。个人有自我力量，国家有国家认同”。

心理治疗师是如何帮助个人应对危机的呢？上世纪40年代，美国精神病医生埃里克·林德曼提出了一套危机治疗方法，首先是确定问题所在，当一个人陷入危机状态时，他会被压垮，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出了问题。只要这个人处于瘫痪状态，就很难把问题逐一击破。所以首先要找出危机中具体是哪儿出了问题，然后就可以有选择地做出改变。治疗师们确定了至少12个决定个人能否成功解决危机的因素：承认危机、接受个人的责任（不要自怜、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确定问题、接受他人的帮助、以他人为榜样、自我的力量、诚实的自我评估、经验、耐心、灵活性等。

《剧变》

自我的力量包括自信、目标感、能承受强烈的情绪、压力之下依然能够专注、准确地认识现实、做出正确的决定。“拥有这些相互关联的品质才能探索新的解决方法，克服令人瘫痪的畏惧。”耐心则更接近于坚忍不拔，能够忍受失败和不确定性，不会早早放弃，不断尝试不同的方法。灵活即不固执，性格灵活才愿意探索新方法以取代旧的失败的方法。

心理学家说，成功地应对危机需要有选择地做出改变。这里的关键词是“有选择地”，因为个人或者国家不可能做出彻底的改变，完全抛弃以前的身份。所以要找出其身份中哪些部分在正常运行、不需要改变，哪些不再管用、需要改变。

戴蒙德觉得汉语中“危机”一词很有道理：挑战中也包含着重生的机会。英语中“危机”（crisis）一词则源自希腊语中的krisis，它有几个相关的含义：分开、决定、区别和转折点。危机就是关键时刻，它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时刻之前和之后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转折点代表了一种挑战，它迫使人们采取新的应对方法，之前的方法已经不足以应对挑战。如果个人或国家设计出了更好的应对方法，我们就说危机被成功地解决了。

这个转折点持续多久，有多重大、多罕见才算是危机呢？戴蒙德说，个人能否妥善应对危机，要看六周内的作为。“虽然我们可能会悲伤、痛苦、失业或者愤怒更长时间，但我们不可能六周过后还没有采取应对措施。大约六周内，我们要么开始探索新的最终被证明成功的应对方法，要么开始采取新的并不适用的方式，或者回到旧的不适用的方式。”

美国学者戴维·里格比和他的同事研究了美国城市的技术危机，认为美国的城市平均大约每12年发生一次技术危机，这种危机平均持续4年。戴蒙德讨论的国家危机的时间跨度是几十年到一个世纪。

国家的自我评估

戴蒙德依次分析了芬兰、日本、智利、印尼、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受的危机。全世界有210多个国家，他只讨论了他熟悉的7个。之所以选择这7个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他去过很多次，他在日本之外的其他6个国家也都住过一段时间，他熟悉这6个国家的语言。这个样本量并不大，但这7个国家也不是完全随机选出来的：其中5个是富有的工业化国家、1个中等富裕、1个是发展中国家。从地理分布上看，除了非洲和南极洲，各大洲都有代表。

戴蒙德分析的第一个案例是芬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芬兰在抗击苏联时，战死了10万人，占全部男性的5%。但战争过后芬兰没有陷入自怜和对苏联的憎恨，而是认清了现实：芬兰很小，跟苏联有漫长的边界线，保持政治独立的唯一办法是获得苏联的信任、牺牲一些经济上的独立，为此芬兰同意在6年内向苏联支付3亿美元的战争赔款，从苏联进口比西方更贵、质量却很差的汽车、核电厂等。

戴蒙德最后谈到了美国面临的危机，比如投资的减少。他说，一些起初听上去很疯狂的创意在美国也能吸引到投资。他列举了8个创意，让读者猜测它们分别属于哪四种类别：第一类现在已经很成功，成了价值几百亿美元的产业；第二类是吸引到了富有的支持者，但还没有表现出可行性；第三类是可行、也吸引到了风险投资但还没有成为巨大的产业；第四种是他瞎编的。这8个创意依次是：1.一种驱逐鲨鱼、保护游泳者的巨大磁铁；2.能够传递狗的活动和位置的狗项圈；3.能让狗生出狐狸的技术；4.上传照片和文字但24小时后自动清除的社交媒介；5.用真空管以飞行速度运送人的舱体；6.可以把自己的房子租给陌生人的技术；7.你去世时立刻把你冰冻起来、待医生能够治愈你患的病之后把你复活的技术；8.喷在你的皮肤上让你在水下能够呼吸15分钟的一种化学物质。其中6就是共享经济中的“爱彼迎”，高速运人是马斯克开展的实验，3和8是他编的。戴蒙德说，美国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投资太少，“大量税收被用于监狱、军事和健康等政府支出。美国的军费支出高于欧盟，而欧盟的人口几乎是美国的两倍”。

81岁的戴蒙德说，他这本书是叙事性的，没有使用方程、图表，不是定量研究，主要援引的是他自己的经历，以及亲友的见闻。《权力的终结》一书作者莫伊塞斯·纳伊姆则指出，戴蒙德在书中提出的方法有三个明显的缺陷：首先，戴蒙德认为意志力是个人和国家克服危机的关键因素。有些人拥有竭尽全力去克服危机的意志，有些人没有这种意志，国家也是如此。“但认为能否解决危机主要取决于意志是有问题的。一个滞留在难民营的未婚妈妈能够只靠意志解决她的危机吗？国家的意志这个概念过于模糊。”其次，戴蒙德说，建立全民共识是解决危机的前提。“问题是缺少这种共识更为常见，这也正是危机的根源。”最后，戴蒙德认为国际援助是解决国际危机的重要因素。“问题是，国家援助外国的动机往往是利益和政治，而不是无私的利他主义。外界的帮助往往迟缓且不充足、有严苛的附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