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家精神病院的重症病区住了一晚，体验和想象截然不同

中国规模最大、收入最高的精神病专科集团康宁医院，还在继续快速扩张。根本动力是——市场需求。

六米高的大堂、光可照人的大理石地板、精心的空间设计，墙下有钢琴、软座，大堂一侧是种满绿植的咖啡吧。这不是一个星级酒店，而是温州康宁精神病医院的前台及接待区。

不仅“门面”如此，重症病人（精神分裂症）的住院区，也宽敞明亮。走廊宽度超过2米，医生及护士台不足1米高，医护工作区与病人之间没有任何间隔。所有病区都依东南向而建。4月中旬，八点健闻记者到访温州康宁精神病医院，并在重症病区住了一晚，体验到一个与想象中截然不同的精神病医院。

△康宁医院6米高的大堂 图：周琼摄

温州康宁精神病医院是康宁医院集团（02120.HK，下称康宁医院）的总部。康宁医院是中国第一个上市的精神病专科医院集团，其去年的营业收入为7.46亿元人民币，旗下18家医院，床位数6300张（含1160张管理床位），已成为中国规模最大、收入最高的精神病专科医院集团。

起步于温州的康宁医院，是个典型的民营医院。

1993年，一个年轻又不安份的精神科医生，与他当精神科护士的妻子，在工作数年后，双双“逃离”公办精神病院。俩人找了个400多平米的场地，办了一间个体精神病小诊所。这是康宁医院的前身。

一年后，这家小诊所从20个床位，扩展成为拥有100个床位小医院，求医者络绎不绝。

1997年，康宁医院在此基础上诞生，起步即500多个床位——冲着三甲医院的标准起建，开始走上规模化、专业化之路。

当年那个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叫管伟立，如今是康宁医院集团董事长。他的妻子王莲月，现为康宁医院院长。

2015年11月20日，温州康宁医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康宁医院）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精神专科医院上市公司。

目前康宁医院的布局已从华东地区，延伸到华北、华南地区，在深圳、北京等地，均建有医院。

但在管伟立的眼中，更大的宏图，尚未展开。

未来5年，康宁医院至少投入十亿元，继续在全国各地布局，通过新建医院、收购、合作等形式，使床位数由现有的6300张，再翻两倍，扩至2万张。

更多的床位，主要是为满足精神疾病中重症治疗的需求。在康宁的规划中，除增加床位之外，还将投入更多的力量在心理轻症的治疗上，如抑郁、焦虑、压力、情绪障碍、睡眠问题等状况的治疗与舒解。“以后重症治疗的总体比例会越来越小，心理轻症的治疗将占大头。”管伟立说。

而在自有医院的建设之外，康宁还计划要搭建一个线上平台，一端连接世界各地优质精神科医生及心理治疗师，另一端连接中国的精神病患者及心理健康问题来访者。

从一个400平米的小诊所，到国内最大的精神病医院集团，是什么在推动康宁的快速生长？

“市场需求”。管伟立的回应脱口而出，不假思索。

他衣着讲究、双眼有神，说起话来语速很快，铿锵有力。在他的身上，医者的情怀仍在，医生的气质已淡去；布局者与运营者的味道则更占上风——这也许正是他的天性。

需求：中国逾1.86亿人需精神及心理治疗

中国精神病及心理治疗的需求到底有多大？真的有那么多人需要精神治疗吗？

在中国，18岁以上人群中，大概有16.6%（加权终生患病率*）的人，在一生中至少会遭遇一种精神疾病。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18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80%，因此，在18岁以上人群中，约有1.86亿国人需要专业的精神疾病治疗。这是中国首次精神卫生调查项目组于2019年2月底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公布的数据。

（*注：加权终生患病率是指，将几类相关疾病纳入统计，针对抽样调查人群，从调查之日起，以有生以来曾罹患过这几类精神障碍的人群作为病例，该病例数占总抽样人群数的比例，为加权终生患病率。因为多数精神障碍具有反复发作、病程较长的特点，因此为了满足病程的诊断标准，国际上常采用终生患病率指标描述流行强度。）

这里所说的精神疾病（即进入加权统计者），是指六类（含35种）精神障碍。这六类分别为：精神分裂症及相关精神病性障碍、心境障碍、焦虑障碍、酒精/药物使用障碍、进食障碍、冲动控制障碍。

中国首次精神卫生调查自2012年启动，获得了国家卫健委及科技部共同资助，由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主任黄悦勤教授率团进行。31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32552人接受了抽样调查，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的现状。

黄悦勤告诉八点健闻，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精神障碍加权终生患病率处于中低水平。患病率最高的是美国，其精神障碍加权终生患病率高达25%。即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一生中会被精神障碍所袭击。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对精神类疾病认知水平的提高，不排除中国的患病率会继续上升——据中科院院士、北大六院院长陆林介绍，从全球来看，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在过去几十年间变化不大。但焦虑障碍、心境障碍等患病率正在显著增加。

这份调查，显示的仅是18岁以上人群中重度精神类障碍的患病率。对18岁以内的人群并无涉及。事实上，这个群体精神疾情的情况亦不容忽视。

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人，在一生中都会遭遇心理上的困境。

这些困境虽达不到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却深深影响着当事人生活与工作的质量，如抑郁、焦虑症状、失眠、应激创伤、人际关系冲突、社交恐惧、心理压力等。有些症状在一段时间后会自动消失，但仍有相当部分的心理困境，需要接受专业的治疗与疏导，否则可能拖成中重度精神障碍。

精神及心理健康方面的需求，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来。当生存危机被抛在身后，精神的困境必然突显，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黄悦勤在调研中发现，农村地区精神分裂症患病率更高，但受困于生活压力与认知水平和卫生资源，还没有条件被照顾到。

没有对手的擂台

与其它医疗专科相比，目前精神病学科的发展依然薄弱。除中心大城市外，很多地区的基层医院，并无精神病科。而大中城市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病专科医院，也以治疗中重度精神障碍为主。这就好比一个综合性医院，只能治疗癌症等重症，却不能对感冒发烧、跌打损伤等轻症提供医疗服务。

1993年，当管伟立与妻子王莲月从当时的温州精神病院辞职出来，开办自己的精神病小医院时，他们看到的就是两个字：需求。

他们当时想做的，倒还不是心理轻症的治疗——26年前的中国，尚未引入心理治疗的体系和技能——他们想改善的是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医疗及服务模式。

那时，全国各地的精神病医院，与其说是医疗机构，不如说是精神病人的管制机构。

这些医院（或称精神卫生中心）主要接待精神分裂症病人。无一例外，各院对精神病人都采取严管的方式，铁门铁窗，甚至铁脚链，以限制病人内在那不可预知的“破坏力”。即便如此，由于公立精神病医院的服务和床位有限，很多病人还住不进来，只能回家等待着被家人捆绑或被关的命运，且得不到任何治疗。

“他们都是人，都有活生生的体验、有尊严，他们的感受应该被尊重。”管伟立说。夫妇俩在全国首创“变关为管”的医疗理念。摒弃铁门铁窗，也把医生护士从“牢笼”里解救了出来。

面对温州康宁医院“毫无防备”的硬件设计，很多参观者心存疑惑——重症精神病人的病情波动大，难以预料，这样不怕出事吗？

△康宁医院重症病区住院部 图片来源：周琼摄

“我们后边还有一整套诊疗和管理体系”，康宁医院精神科主任医生、病区大科主任唐伟告诉八点健闻，病人入院前，医生须对其进行诊断和评估，对处于发病期的病人，加强医护管理和治疗，“通常过了发病期，病情就会慢慢平稳下来，这时候他们并不危险”。

“入住”康宁医院重症病区的一夜，八点健闻记者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平静。

该楼层的21个病房，60多位住院病人，一夜基本无事。跟随护士查房时，有不愿入睡的病人，会抬头打量记者，目光和善。护士小姐一路为病人掖被子、抚背、或随口聊两句，都显得亲近而自然。若不是身处此地，很难将这里与精神病院联系在一起。

能体现精神病医院特性的，是正对着医护值班台的一个有八张病床的大病室。那里安置的都是刚入院病情有波动的病人。在这里，有病人难以入眠，紧绷着身体，在走廊走来走去；也有病人坐在自己的床上唉叹、对着墙壁诉说，显然内心正处于煎熬之中。但彼此并不发生冲突。当晚值班的住院医生蔡正茂告诉八点健闻，对这些情况，医护人士一般不会干涉，而是给予尊重，任其自然平息。

然而26年前，当管伟立夫妇提出不要用铁门铁窗来管理精神病人时，却引起一片哗然。大家担心医护人员及医院的安全问题，担心可能引发的种种风险和后患。

“没这么可怕！”管伟立说，“他们都有情感，你对他们好，他们都会感同身受。”事实支持了他的判断。20多年来，在康宁医院，很少发生病人与医护人员冲突、或损毁设施的恶性事件。

2010年以来，国家关于支持社会办医的政策频出。“什么是社会办医？把医院上市，让大家都来投资，那才是社会办医呀！”管伟立说，‘社会办医’这四个字，一下子点燃了他心中“上市”之火。

2015年底，康宁医院成功在港股上市，进一步加快了其生长的速度，并使其床位数跃升为精神类专科的全国第一位。

2017年底，康宁医院申请A股上市，被否。对康宁的管理层来说，这是个意外。原本公司都准备好要提前庆祝了，“听到没通过的时候，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董秘王健说。当天，IPO发审会出现“7过1”的“惨象”，6家公司的上市申请被否。

A股没上成，康宁医院的关注度却大大地火了一把。围着一个精神病医院上市的传闻和一个“疯了的股市”，股民们写了若干“段子”，让不少觉得精神疾病远在天边的国民，意识到了这可能是一个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领域。

对于A股上市，管伟立表示仍在“时刻准备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摘到花了”。他说先把事情做好，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回顾一路成长的历程，管伟立告诉八点健闻，今天国内的公立精神病医院及三甲医院的精神病专科都迅猛地发展起来了，“个个都是拳王泰森，”可是20多年前，“我们的对手很弱。”

国家投入严重不足

20年前康宁医院的对手为何“很弱”？那时除了管伟立等少数业内人士外，社会资本对这个领域知之甚少，鲜有投入；而公办精神病医院及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则缺乏足够的财政投入。至今财政对于精神病医院的投入仍显不足。

目前中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治疗机构约1900家。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国家卫生计生委2016年度部门决算》所述，公立医院财政拨款支出287,079.13 万元，精神病医院为6004.29 万元，约为公立医院的的2%，占整体卫生预算投入的比例则更低。

到底要投入多少算合适呢？并无标准答案，世界各国都仍在探索中。

以新西兰为例，该国家精神疾病治疗的年均投入从1993/94 财年的2.7 亿美元增长到了2010/11 财年的12 亿美元，占健康预算的10 %。且所有的投入并不分“公立”“私营”，而是所有符合标准的第三方机构都可以获得精神卫生资金的支持。其中76%的预算都选择投入了以社区为中心的治疗服务。

可以确定的是，精神疾病状况正在全球范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2016年5月，中南大家湘雅公共卫生学院的肖水源和周亮等几位学者，与印度公共精神卫生领域近20位作者合作，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三篇研究论文。研究显示，中国和印度承受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精神疾病负担，其中中国贡献了全球精神疾病负担的17%，印度贡献了15%。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负担比西方所有发达国家加起来还要大，数百万精神疾病患者没有得到治疗。

其中，抑郁和焦虑等常见的精神障碍在精神疾病患者中占比最多。其它疾病包括药物使用障碍、痴呆、癫痫等。

研究者们预计，未来10年的情况还可能变得更糟。研究者呼吁政府加大对心理健康护理的资金投入。报告指出，这两个国家在心理健康领域的投入都不到卫生预算的1%。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接近6%，在德国和法国等更是高达10%。

有不愿具名的专家提出，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心理健康状况是身体健康的基础和源头。因此对精神及心理健康的投入必须纳入整体规划，一视同仁地对待。“如果能借鉴新加新等国家的办法，打破公立与私立医院的局限，卫生部门只设立标准，对一切符合标准的医疗机构，都能一视同仁地在人才培养、税费减免、购买服务等方面给予扶持，精神和心理健康的医疗发展会更快”。

人才瓶颈

康宁医院想要实现规模进一步扩张，钱显然不是问题。“我们经营活动产生的自有现金流大约有5亿元，银行给的贷款授信额度还有2亿元，另外3亿元可以在合适的时机通过股权融资”。管伟立告诉八点健闻。

最大的难题，是人才。

这个领域里的专业人员主要有三类：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及心理治疗师。

精神科医生以诊治中重度精神障碍为主，可以作诊断、开药、作物理和心理治疗等。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截至2017年底，共有精神科医师3.34万人，尚不能满足现有医院的需要。按照相关规定，二级以上综合医院都要设立精神科或心理卫生科。但事实上，由于人才短缺，一些医院的精神科或心理卫生科还设立不起来，或有名无实。

心理咨询师则以帮助健康人群（非精神障碍者）疏导心理问题为主。目前中国逾100万人获得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不过由于该证书的专业含量较低，远不能满足实际从业的需要，需要另行付出大量的时间与费用去探索心灵、并系统学习心理咨询实务。据估计，实际从业者仅为5万人左右，成熟的咨询师不足2万人。

心理治疗师主要针对在医疗机构内从事心理治疗工作的人员。目前已获得证书的人员接近1万人。但数位已获得该证书的治疗师告诉八点健闻，该证书与心理咨询师证类似，其培训内容的专业含量亦不能满足实际从业的需要，也必须不断去探索自己的心灵、并系统学习心理咨询实务，方可胜任。因此成熟的心理治疗师到底有多少，难以预估。

优质专业人士短缺，是当前发展精神病诊疗及心理健康产业的主要瓶颈。对于仍在起步阶段的中国精神病学及心理健康行业，这是必经阶段。

康宁集团副总经理叶敏捷告诉八点健闻，为缓解这个业界共同的难题，康宁与温州医科大学共同创建了温医大精神医学学院，共同培养精神医学方面的人才，并开展相关基础及临床研究。叶敏捷的另一个身份，是温州医科大学精神医学学院副院长。

不过这个医学院每年培养的人才数量有限，只能一定程度上填补空缺。

此外，康宁的品牌效应，已吸引了一批同样“不安份”的从业者，前来“加盟”。叶敏捷本人，就是2013年辞去公立精神病院行为医学科主任之公职，加入康宁的。原有岗位有其优胜处，但缺少空间和资源去做拓展与创新，康宁则正好可以提供这样的平台。

上文提到的唐伟亦是其中之一。

唐伟1988年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到西部某省属精神病院当医生。“当时国家还没有专业的精神病医生，都是从学公共卫生或临床医疗专业里抽调来。大家对精神病人缺乏认识，不知道为什么会得这个病，有的说是有邪事，有的说是前世造孽，不知道怎么治，只要能管住能行。”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精神病院一样，他所在的医院对病人也是铁门铁窗铁锁链。

本来以为一生就要这样过下去，不料1997年被派往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学习，“突然看到另一片天地”，那时上海已经开始在做轻症病人的心理治疗。唐伟心里的某团火被点燃了。四年后的2001年，他辞职了。裸辞。成为该院成立45年以来，第一个辞去医生公职者。

“当时没想太多，只是觉得我的人生不能再这样过下去，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必须走出去，寻找新的可能性。”

“流浪”中，一则康宁医院的招聘启事吸引了他。与老板管伟立一谈，“我们对想要做的事，理念差不多，于是就留下了”。

一留就是17年。现年54岁的唐伟，仍在拓展自己生命的可能性，在精神科医生的本职工作之外，他还做流行病学调查，做危机干预，并创立妇女精神医学科等。“康宁的成长之路，也是我个人职业的成长之路”。他说。

上述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在谈及行业发展时说，心理健康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人才培养的周期长，对从业者综合素质要求极高，导致优质治疗师稀缺。因此发展过程中宜稳而不宜快。

盲区探路

对康宁而言，要具备更强的虹吸效应，吸引业界人才的聚焦，还需增强其诊疗及科研水平在业界的影响力。

说到规模，业界人士会首先想到康宁医院。然而提起权威性，首当其冲进入业界人士脑海的，也许是北大六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广州脑科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等医院。

不过对这个学科来说，一个公认的遗憾是，即使是最权威的专科医院，目前也只能在现象的层面治疗精神疾病，无法触及病因，或病根。这不仅是中国的现状，亦是全球精神或心理疾病治疗的局限所在。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康宁医院精神科医生蔡正茂告诉八点健闻，刚入行时，常有挫败感。因为“在别的科，有些病治好了，就是治好了；在我们这里，今天病人不发病了，看上去好了，过两个月，他又来了。”经过了多年的调整，他才接受目前人类的医学水平不能根治精神疾病的现实。“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症状”。

八点健闻采访了数位从业超过20年的资深精神科医生，谈及当前精神及心理治疗的方式及效果，答案大同小异。

概括起来说，目前精神及心理治疗（指中重度疾病）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药物治疗及非药物治疗。

其中药物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影响多巴胺(与情绪反应相关）的分泌，从而调整人的抑郁、焦虑、惊恐、过度兴奋等症状。

假如把人比作一个海，则精神病症状类似于海啸或死海现象。用药可在一定程度上将风浪强度降下来，或激活水的活力。但海啸或死海产生的原因何在，依然是盲区。然而对于中重度精神病患者而言，由于情绪波动过于频繁又强烈，发病期间往往丧失意识功能，完全陷在情绪的苦海里。这时，药物控制可以助其情绪安稳下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意识和社会功能。

南方一位资深精神病医生告诉八点健闻，临床上95%的病人通过药物治疗，症状都可被抑制，出现好转，但复发率高。比如目前常见的抑郁症，在药物治疗下，复发率可达50-80%。精神分裂症的复发率更高，症状严重者需要终身服药。

药物对症状有效，但副效用也大。比如常吃药的病人体重会增加。一些人的认知功能会受到损害。还有女性病人报告药物干扰其月经周期。然而在找不到更有效更根本的方法前，用药依然是当前治疗的首要方式。

非药物治疗，在精神病专科医院的治疗手段中，居辅助地位，使用率约为10%。常见的非药物治疗方式，有电疗、磁疗以及心理治疗。

而在社会心理咨询机构，咨询师们对来访者所采用的，则基本上都是不同流派的心理咨询方法。与药物治疗相比，心理咨询犹如深入人的心理之海，起效慢，但影响相对深远。不过，无论是精神治疗方式，还是心理咨询方式，都是近百年来从西方创造出来并引入东方的，同样是在现象上工作，无法触及根本。

管伟立说，康宁医院正在与温州医药大学合作，开始研究人的基因，尝试寻找病因。他相信，终有一天人类会找到精神病发病的病根，让数亿患者免于这无形的折磨。

周琼|撰稿

卜艳|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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