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发病率11%，他们都是患者：拿破仑、丘吉尔、张国荣、林肯

文/黄薇

抑郁症对人类的困扰贯穿整个文明史，从亚里士多德、拿破仑到丘吉尔、林肯、张国荣等都曾遭受抑郁症的折磨。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有3.4亿抑郁症患者，发病率为11%。世卫组织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从社会第三大疾病负担上升为第二位，仅次于冠心病，让人一时颇有"抑郁猛于虎"之叹。

深受抑郁症困扰的名人

过去的一千年间，人们对抑郁症的认知，曾在荒谬与崇高、罪恶与时尚之间剧烈摇摆。绝望痛苦古今皆然，而人类认识自身的过程远非一蹴而就，一部抑郁症斗争史，莫不是社会、思想、科学、文化变迁的一道侧影。

抑郁症，又叫忧郁症，这一现代名词诞生于西方。中医中也有与之接近的表述，是比较笼统模糊的"郁"、"郁症"，既指忧思抑悒引起的情志致病，也指气血郁滞等生理反应。古书里不乏"郁郁而终"的"多愁多病身"，屈原、赵匡胤、李贺等人也曾被划归古代著名抑郁症病人之列，但追溯抑郁症的正统起源还得从西方说起。

忧郁的英文单词melancholy，词源出自希腊文的melainachol，意即黑胆汁。古希腊人认为人格受到四种体液的影响：黏液、黄胆汁、黑胆汁与血液，而忧郁就是黑胆汁过多造成的。黑胆汁当然是不存在的，不过在不同的文化中，的确都不约而同用黑色来代表忧郁，诗人荷马就将抑郁的心情称为"苦恼的乌云"。

公元前5世纪末，被尊为"医学之父"的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认识到忧郁是由内因外因混合而致。他对当时流行的祈天"神疗"不屑一顾，认为那都是骗术，提出服用曼陀罗花等通便或催吐的草药，达到重新平衡体液的效果。他还建议国王帕迪卡斯二世与所爱女子结婚，通过圆满爱情带来的积极心理作用来治疗忧郁症。

希波克拉底

不过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反对这种体液论，认为严重的精神障碍属于哲学范畴，跟人类的精神状态有更大的关联。柏拉图还提出了成长模型：一个人的童年生活会决定成人后的性格。他的学说深深影响了现代精神病学。有人因此提出，希波克拉底是"百忧解"（一种抗抑郁药）的祖师，而柏拉图则可看作精神动力治疗的先驱。

中世纪时，基督教思想统治整个社会，忧郁症被看作是一种恶毒的病症。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就认为灵魂不会臣服于身体疾病，灵魂不在上帝的管辖之内便是受到魔鬼的诱惑。抑郁症患者连同当时所有的精神疾病患者，被认为是因灵魂犯罪而遭到天谴，因为不虔信上帝而无法争得救赎。最极端的时候，忧郁症患者会被当成巫师、巫女、异教徒，受到诬蔑和残酷的迫害。现今把忧郁症视为耻辱的观念就是滋生于这一传统。

中世纪把忧郁症道德化，文艺复兴时代则将其浪漫化。欧洲北方沿袭传统多把巫术、魔鬼与忧郁症相连，而艺术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的南方则秉持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哲学、诗歌、艺术和政治上出类拔萃的人"，都有忧郁的特质。这一时期诞生的伟大人物似乎也印证了他的话，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牛顿等无一不是忧郁的天才。南北两种观点竞争激烈，最后后者占了上风。

"忧郁"代表着深刻、复杂甚至天赋的观念席卷欧洲。气质阴郁开始被视为有深度，脆弱的性格则被看成为深邃心灵付出的代价。上流社会流行这样的姿态——满脸愁容、沉默寡言、一头乱发，躺在沙发上，凝视地面或死盯着月亮，几小时一动不动……忧郁变成了一种时尚，是风靡一时的"贵族病"。有人记载，16世纪时一位理发师看完《哈姆雷特》后抱怨这本书让他感到忧郁，结果遭到众人的谴责。

《哈姆雷特》

17世纪是欧洲的理性时代，生理学与解剖学领域不断涌现出重大成果，为人们对精神疾病的理解提供了唯物的依据。1621年罗伯特·伯顿的《忧郁的剖析》，就是对以往抑郁症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随着蒸汽机器的发展，社会开始流行把人看作是一部机器，代表人物为哲学家笛卡尔。受其影响，对抑郁症也产生了很多科学解释：比如认为忧郁症是纤维失去弹性所引起的，或是归因于大脑特定部位的血液供应量减少等等。

但在理性至上的时代，失去理性的抑郁患者受到歧视，被看作是放纵自我的异类。当时治疗抑郁症的方法也充满机械般的残忍，其中有一派就主张用身体痛苦来分散对内心痛苦的注意，常见的是让病人溺水，或是放到旋转的奇怪机器里让人昏厥呕吐来"重置大脑系统"、治疗精神问题。

同期，精神病院开始运营。当时社会所带来的病耻感让人们宁愿把自己患有精神疾病的家人藏起来、扔在大街上、甚至关到遥远的地方。当时的精神病院条件非常差、病人遭到非人性的对待，甚至被上流贵族当作消遣时间的动物园里的动物般观赏、笑话。

当纯粹理性太过乏味，浪漫主义就开始抬头。18世纪末到维多利亚时期，忧郁被时人视为具有洞察力的心理状态。康德就认为"忧郁可远离俗世尘嚣"，"以规范为准的美德有个特点，它似乎是要与心灵的忧郁结合才能达到最高和谐。"疾病成为精神的高地，也不乏同例，如19世纪前期肺结核就被认为带有特殊的美感，并与创造力紧密相连。

虽然忧郁再度经历复兴，不过却是短暂的。十九世纪末期，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发展逐渐为现代对抑郁症的认知观念奠定了基础。此时，一种新的思考精神疾病的方式出现了，这种"新科学"的崛起以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的出现为标志。

克雷佩林

1890年，克雷佩林带了一批研究人员在海德堡大学诊所工作，他和他的住院医师们通常要为每一位患者填写一张卡片，并将它们放入"诊断盒"中。在对患者定期会诊时，他们会再次取出卡片，登记上这位患者的名字和修正的诊断。当患者出院时，最终的结果会记录在这个名单中。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不仅能发现哪个诊断是错误的，还能发现把他们引入这种错误推论的原因。每逢假日，克雷佩林就会带走这些名单和卡片，再做整理。正是这些卡片，为精神病学研究提供了临床观察的基础。

克雷佩林通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发现，忧郁和躁狂，常常不是单个症状，而是作为"循环性精神失常"在人的一生中交替发作。他认为精神病是一个客观规律的生物学过程，可以分为数类，每一类都有自己的病因和特征。

1893年，克雷佩林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精神病学》教科书，书中将精神病分为13大类，首次提出了"早发性痴呆"（后来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的临床概念，并把这两大非器质性精神病作为主要研究的对象。

不久，克雷佩林的光芒便被弗洛伊德夺走。在20世纪中叶一段短暂的时期内，医师和患者曾一度十分推崇精神分析法，他们更愿意相信：抑郁源于人体对精神创伤的应激反应，抑郁的根源应该和患者的童年经历联系起来。

弗洛伊德

这种精神分析方法让医师们的工作场所从收容院转向私人诊室，这也符合中产阶级文化中探求自我的律典。弗洛伊德的催眠疗法和精神分析法被临床治疗接受，长期影响了精神医学的心理治疗。但在历史长河中，那种患者躺在躺椅上，精神分析师坐在一旁跟他谈话的场景，在精神病治疗的台面上只占据了一小会儿。

随着精神疾病生物性证据的积累，精神分析法逐渐失去了科学基础，因为近代科学证实了脑的确是心的基础。到20世纪90年代，一多半精神病医师都认为，精神分析在科学上破产了。

进入二十世纪后，以往用放血、火烤、水浸等原始的摧残性治疗方法逐渐被废弃，同时胰岛素休克治疗、电休克治疗、额叶切除术等相对科学的治疗实验在不断进步。更重要的是，20世纪中后期，一种家喻户晓的精神病药物"百忧解"出现了。

百忧解

百忧解的成名之路开始于1953年7月，英国精神药理学创始人之一加德姆（John Gaddum）向人们讲了他的推测：很可能是大脑中的5-羟色胺在让人们保持心智健全方面起到了根本性作用。这个推测成为新一代年轻精神药理学的启示录，学界开始猜想：如果5-羟色胺让人们保持心智健全，那么增加大脑中的可用5-羟色胺，或许能阻止精神病。

1963年，生物化学精神病学家科彭（Alec Coppen）做了一项决定性实验，证实了5-羟色胺能够缓解抑郁症。这一结论开拓了日后数十亿英镑的药品市场，许多制药公司投入研发抗抑郁药物。其中，美国礼来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专门组建了一个5-羟色胺-抑郁症研究组，到1974年，氟西汀被发明出来，商品名百忧解（prozac）。

此后，随着左洛复、赛乐特、喜普妙等类似药物相继问世，抗抑郁药物成为临床抑郁治疗中的常用方法，这些药物通过改善脑神经递质功能来治疗病理性抑郁情绪。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抑郁症相当常见，其诊疗仍未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