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我快步崔永元的后尘，得抑郁症了

在电影圈有个共识：近些年中国电影剧本质量普遍不高，人们认为电影与小说结合在一起较好的是“二刘”：刘震云和刘恒，他们在圈里是有口皆碑的。刘震云作品如《手机》、《我叫刘跃进》；刘恒作品如《张思德》、《云水谣》等。在《手机》中，刘震云是原著、编剧和总制片人，在其中还饰演了一个角色。

刘震云，因崔永元炮轰处于舆论中心，这位中国当代有影响的作家，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新视角，他尝试着表达世界的新方法。他以自己的创作告诉人们，中国作家也应参与电影，文学和电影本来就是用两种语言做同一件事情。

刘震云说，中国的作家书能卖到10万本以上的人，不会超过十个人。如果书卖不到1万本以上，靠什么生活？生活发生困难，他的信仰、理想、对文学的固守也不存在了。我和许多作者不同，我是自由作者，不是专业作家。专业作家有工资，在下没有。专业作家职业在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存在：中国和朝鲜。一个鞋匠拿工资很荒唐，而作家拿工资却很正常。我参加文学界的会议我很烦躁，不是他们的义正辞严没道理，而是我离他们很远。要申张正义就要自食其力，别让纳税人养着。这很危险。

刘震云说，我在影视界认识的导演也就局限于冯小刚和马俪文，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但和我合作的导演要有一个前提：大家交谈时有会心一笑。另外，我觉得导演必须具有与众不同的见识。小刚和俪文都是这样，他们却非常不同，他们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一个爱说村东头的事，一个爱说村西头的事；一个爱撵狗，一个爱打鸡。

我没有要替河南人正名，因为他们不用正名。我吃过河南人的亏，我不是吃亏在土壤和血液上，而是吃亏在说话上，他们不正经说话，我就是河南人，对此很有体会。两个河南人见面，她问我吃了吗，我会说：“您先吃。”而她到我家，我就会问：“又是吃过来的？又是不吸烟？又是不喝酒？”她会说：“吃过昨天的了，不吸差烟，不喝孬酒。”平常误会没什么，但有人突然和你翻脸就不好了，话在不同的气氛、场合、语境中就变味了。生活也会对你翻脸，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刘震云说：《论语》我至今读了不下20遍，这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品，这些家长里短是第四种幽默，你想和孔子会心一笑真不容易，他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但真正读下去他是个刻薄的人。有人说我刻薄，那孔子就是我的老师。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意思被现代人误解了。体会一下，他本来在聊天，正和身边的人没话说，远方来了一个人，高兴地站起来，借机走了。他是个特别孤独的老头。他是山东人，山东人没这么幽默。我认为他的幽默是因为周游列国时去过很多次河南。

对比《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手机》中的严守一，刘震云说：首先他们都是人，而且是中国人，都生活于中国的氛围中，他们周边都是一些说不清的人。其次，他们遇到的麻烦大体上是相似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所在的作品探讨的方向不一样。写小林是要写人与生活的直接关系；写严守一是往形而上的方向走了走，写每一个人嘴对心的背叛，说对想的背叛，在写作和阅读中，你会发现这种背叛给生活带来的愉快的感觉；而写刘跃进是写他周围四五十人心与心之间的拧巴，是生活的理与理的拧巴，如果拧不回来，我就快成崔永元了，得抑郁症了，所以说，我的写作也是一种心理治疗。

我写得最多的词叫“拧巴”，这个词是我从生活中学到的，它的同义词叫“别扭”。生活中最大的别扭是大家对别扭无能为力。这就出现很多笑话，一个严肃、庄严的事就成了笑话和喜剧。一天十件事有八件事在拧巴着你，这就改变了我的写作观。很多作家写作是因为生活打动了他或激怒了他，过去我也这样做过，但现在和过去不同，我是想把生活中拧巴了的理儿给拧巴回来，这不只为了写作，也是为了我自己。

如果不找一个途径校正一下我自己，我可能就步了崔永元的后尘，得抑郁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