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第十五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的网络投票还有几天就要截止了，目前我们馆策划的“家和万事兴——家教家风主题展”获得票数已超8000。展览贯彻“重视家庭、重视家教、重视家风”的指示，以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为主题，讨论了家与家族、家与国家、家与社会的三种关系。
借这个机会，我们来聊一聊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内容和特征。今天来说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在众多的文化典籍中可以看到，除了先秦的礼法，汉代的家法，六朝以后出现的家训、家规、家仪等，都有着对家庭教育的专门论述，另外，还有大量散见于各类古典书籍中的有关家教的名言、故事，还有大量的古代传统家书以及流传于世的教子诗文等。这些记录在书籍中的字句，和人们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都蕴含着丰富家庭教育思想，阐释了在人的成长，特别是品德塑造的过程中，家庭教育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礼仪之邦、德治善政的大国形象示人。中国传统文化以善为本，以和为贵，注重人际间的和谐关系，追求和善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历经沧桑，弥久弥新。在行为规范上，人们推崇“中庸之道”，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知足常乐”、“自治其心”，提倡以和善为根本准则来看待与处理问题。在中国传统的和善文化的滋养和浸润下，宽宏大量、与人为善、忍让为怀成为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譬如，明代袁氏兄弟的《庭帏杂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比邻沈氏，世雠予家吾。母初来，吾弟兄尚幼，吾家有桃一株，生出墙外，沈辄锯之。予兄弟见之，奔告吾母，母曰：‘是宜然！吾家之桃，岂可僭彼家之地！’沈亦有枣，生过予墙。枣初生，母呼吾弟兄，戒曰：‘邻家之枣，慎勿扑取一枚！’并诫诸仆为守护。及枣熟，请沈女使至家而摘之，以盒送还。吾家有羊，走入彼园，彼即扑死。明日彼有羊窜过墙来，群仆大喜，亦欲扑之，以偿昨憾。母曰：‘不可！’命送还之。沈某病，吾父往诊之，贻之药。父出，母复遣人告群邻曰：‘疾病相恤，邻里之义。沈负病，家贫，各出银五分以助之。’得银一两三钱五分。独助米一石，由是沈遂忘雠感义，至今两家姻戚往还。”
上述内容通过几件生活琐事反映出母亲李氏与人为善的深厚德行，不仅不计较邻里间小的矛盾冲突，还告诫子女要宽厚待人，正如明代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所言：“与人相与，须有以我容人之意，不求为人所容。”这种德行是古人立身处世的态度，而并非人善可欺。
李氏对子女的教育是基于和谐人际关系的考虑，可以说是古人邻里间和睦相处的经典事例。相比之下，这一则故事则更体现出父母家教的份量：“隽不疑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何平反？活几何人？’即不疑言多有所平反，母喜笑为饮食，言语异于他时；或亡所出，母怒，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 严厉又不残暴，这是后人对隽不疑非常中肯的赞扬，其中也体现出家教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所具有的约束作用。
其次，提倡节俭、反对懒惰。关于这一点，古人讲得非常明白。《左传》记载：“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论语》则言：“奢则不孙，俭则固。”清代曾国藩在教育长子曾纪泽时提到“治家以不晏起为本”、“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
人们认为，节俭与家庭盛衰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史料记载的诸多关于教子节俭的父母大多身处高位，并非家境贫穷，节衣缩食以求生存。因此，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所推崇的节俭，并不是要求孩子们永远生活在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状态下，而是说即便是拥有相对富裕的物质条件，也要有“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
明代思想家李贽撰写的《史纲评要》中有一则关于宋太祖赵匡胤教女节俭的故事，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永宁公主常衣贴绣铺翠襦入宫中。太祖谓曰：‘汝后勿复为此饰。主家服此，宫闱、戚里必相妨。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展转贩易，伤生浸广，实汝之由。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主惭谢。”
女子爱美，人之常情。永宁公主出身皇室，穿些绫罗绸缎也不能算是特别过份的事情。赵匡胤指责女儿铺张，是从社会影响的层面出发，这其中当然有帝王维护江山社稷的私心，但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赵匡胤对节俭一事始终是躬亲为之，所以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也可以看作是他本人节俭作风的延续。因此后世有诗评曰：“大宋太祖教子严，训斥爱女脱翠衫，一为子孙俭修德，二为防奢保江山，公主明理知父慈，凤喜龙欢笑开颜。”
寻常人家亦如此。《宋史·王旦》中记载：“（王旦）被服质素，家人欲以缯锦饰毡席，不许。有货玉带者，弟以为佳，呈旦，旦命系之，曰：‘还见佳否？’弟曰：‘系之安得自见？’旦曰：‘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无乃劳乎！’亟还之。故所服止于赐带。”
穿戴漂亮的衣服，得体是一方面，被别人夸赞也是或多或少存在的个人私心。王旦教育家人的这一番话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合逻辑，但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确有必要之理。就像曾国藩给次子曾纪鸿的信中说的“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戒奢从简可以说是人们崇尚的一种道德修养，简朴的德行不仅能够防止滋生奢靡腐化思想，还有助于增强人们面临困境时的勇气和决心。如此看来，中国传统家教中一些过于苛刻的节俭要求也就变得容易让人接受了。
再次，教育子孙要为官清廉，不可贪赃枉法，这在任何时代，特别是官宦之家都是对子女教育的重点。历朝历代都有关于父母要求子女为官清廉的记述，宋代包拯的《包孝肃公家训》最为著名，其中提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元代郑太和的《郑氏示范》也明确写道：“子孙出仕，有以脏墨闻者，生则削谱除族籍，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这些家规家范都表明，古人对于廉政一事有着极高的标准和要求。
晋代陶侃之母湛氏是历史上著名的四大贤母之一，与孟母仉氏、欧母郑氏、岳母姚氏齐名。《晋书·陶侃母湛氏传》记载了湛氏退鲊责儿的经典故事：“侃少为寻阳县吏，尝监鱼梁，以一坩鲊遗母。湛氏封鲊及书，责侃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湛氏家教严谨，教子惜阴读书，树建功立业之志，还以忠顺勤俭、公私分明为美德熏陶其子。陶侃后来成了廉洁正直的朝廷重臣，与贤明的母教也有密切的联系。
人们不仅教育子孙为官清廉，还时刻提醒他们不可恃势凌人。清代林则徐在《与夫人书》中也就“清廉”的问题叮嘱夫人：“务嘱次儿须千万谨慎，切勿恃有乃父之势，与官府妄相来往，更不可干预地方事务。”林则徐虽未直接对其子进行言教，但通过与原配郑夫人的信函交流表明自身态度，叮嘱夫人一定要重视此问题：“大儿在京尚谨慎小心，吾可放怀。次儿在家，实赖夫人教诲。”
第四，是关于读书做人。在我国古代，重视学问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儒家先师孔子就曾勉励门人要“学而不厌”。荀子也曾说：“学不可以已。”
在传统社会中，仕宦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能否出仕是读书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志。而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也鼓励学子们以读书应举为务。 《宋史·贾黄中传》记载了其父的严苛教育：“黄中幼聪悟，方五岁，玭每旦令正立，展书卷比之，谓之‘等身书’，课其诵读。六岁举童子科，七岁能属文，触类赋咏。父常令蔬食，曰：‘俟业成，乃得食肉。’”五岁的孩子就被要求拼命读书，学不好还不能吃肉，这在当今社会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只能说古人对读书入仕这件事非常看重。
教子勉学，除了鼓励子孙读书应举入仕外，还特别强调读书对于个人自身品德修养具有的重要导向作用。在这一点上，最著名的当属孔子教育孔鲤的故事，《论语·季氏》记载：“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孔子所说的“诗”和“礼”，实际上都是指社会上的道德规范。“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说明孔子对于学习的认知更侧重于育人方面，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肯定的。后世很多人在读书的认知上也遵从孔子的思想，如明代姚舜牧教育其子时说：“世间极占地位的是读书一着，然读书占地位在人品上，不在势位上。” 清代左宗棠在与长子左孝威的书信中也提到：“所桂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作圣作贤，不在科名一路。” 可见，就读书的目的而言，提升自我是比获取功名利禄更受人重视的。
此外，中国传统家教中对子孙修身教育的内容，史料也有很多记载。如马援在写给侄子的信中提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又如清世宗康熙在《庭训格言》中说：“惟君子谓此时，指视必严也，战战栗栗，兢兢业业，不动而敬，不言而信，斯诚不愧于屋漏，而为正人也夫。”教育孩子要立节、立志、立行，要与友忠信，与人笃敬，这些内容无论在什么年代，都应该成为家庭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