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及其现代意义——古代家长是如何教育熊孩子的
辨证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农业生产组织结构,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生产方式满足自我需求。由于生产交换的社会范围较狭小,使得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十分稳固。 大学 中所提到的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 正是通过协调家庭关系来稳定社会关系,使国家得以形成和谐稳定的格局。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突出的是个人的自身修养; 齐家 注重的是家庭关系的和谐;而 治国、平天下 则是将家与国完美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国同家的特殊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作方式。自西周宗法制稳定后,中国社会就成为了君王的大家。在这样一个大家中,君王是大宗,臣、子是小宗;在诸侯的统辖范围内,诸侯是大宗,其臣、子是小宗;细化到一个普通的家庭中,父亲则成为子女的大宗。在血缘上是亲人,在地位上却是服从与被服从。这一套极具稳定性的社会准则促进着个人修养和个人道德行为自觉程度的提高,调适着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间的关系,加强着个人参与社会各类活动的能力。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环节,承担着整齐家风,通过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各种关系的正确处理,实现社会各个环节和谐有序、稳定平衡发展的重任。家庭的促社会化功能在家庭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得以体现。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教化,通过家庭教育,更加迅速地推向民间。社会价值通过家庭教育得以更好地传播与阐释;而家庭教育则以社会价值为导向,不断修正其指导思想和内容。
二、中国古代家训与家庭教育的辨证关系所谓家训,又称庭训、庭诰、家诫、家范,是家长垂诫、训示子孙,用以规范家人行为,处理家庭事务的一种言行准则。中国的家训应该是源于上古时期父子相传、亲身相授的生产生活经验,产生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关系形成之时。据 尚书 尧典 记载,舜在位时,因 百姓不亲,五品不逊 ,于是命契做司徒, 敬敷五教 。 史记 五帝本纪中有 舜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的文字。 五教 即 五常之教 ,意在处理家庭内部关系,以此传教播扬全国。至殷周宗法制逐渐完善,家训已比较发达。 诗经 、周易 中有关于家训的记载; 尚书 中也不乏帝王训诰之辞。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家训有诸葛亮的 诫子书 、班昭的 女诫 等。颜之推的 颜氏家训 更成为后世各类家训书籍的典范。宋元明清之际,家训种类多样,内容生动丰富。如五代时梁元帝萧绎的 金楼子 中 戒子 一章,虽然不是独立的家训著作,但却汇集了东方朔、陶渊明等人诫子之言,开创汇集前人家训的先河;司马光的 家范 、朱熹的 训子帖 是以专著形式出现的家训著作。自元朝郑太和的 郑氏规范倾家族 3代人心血合力完成起,家训逐渐纳入族谱。后更发展为汇编成册的丛书,盛极一时。家训的发达应证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发达,是古代家庭教育的见证。通过家训的记载,将家族中优秀的教子经验传承下去。将原本言传身教的零散的家庭教育以系统的方式加以收集和整理,其编定成册的过程更是体现了古代家庭教育在形式上的不断扩大,在经验上的不断丰富,在理论上的不断进步。先人传承的家训是家族中的金科玉律,与家族的家法共同引导规范着家庭成员的行为和社会化的过程。家训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处世之道。家训是家庭教育的一面镜子, 反映出家庭教育的内容和社会价值观。而家庭教育的发展也为家训的不断
三、古代家庭教育的特点重经伦教育
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中是起指导作用的主流思想,儒家的经学典籍是家庭教育的主要教材。孔子以文、行、忠、信作为教育内容的分类标准,以 礼 作为思想核心, 编写 六艺 ; 朱熹整理儒家经典,编写 四书 。家庭教育中伦常教育的强化使得孩童从小就自觉树立起 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 的伦理道德观念, 谨守中庸的为人处事之道。 礼记 中庸 认为中庸乃为中和,人们的喜怒哀乐之情在其未发生之时,无所偏倚,这就是 中 ;而当情感发出之后,就要加以节制,使之符合道德规范,处于和谐状态,这就叫 和 。中和乃天下共同的根本法则,如果人人都能遵守这一法则,没有非份之想,不做与自己身份地位不相称的事,不犯上,不凌下,时时处处择乎中和,那么不仅个人的道德品质能达到理想境界,国家也能安享太平。通过学经学、育德,将孩童培养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并不断鼓励鞭策,培养孩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为将来进入社会的政治生活做准备。经学伦理教育方面的重视在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对自然科学教育的忽视。窄化了教育功能,限制了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生产技艺的进步。 礼记 王制 把 执技以事上为 不与士齿 的活动。后世也把科学技术视为 奇技淫巧 、形器之末 。提倡政务的理念使得人们以 仕途通达 为唯一出路,限制了其独立人格的形成。
重德教育
弟子入则孝, 出则弟,谨而信,泛爱重而亲仁,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为。从孔子的履行孝悌、忠信、仁爱之品的道德修养要求,到孟子的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夫妇有别,长幼有序 的五伦之道,再到宋明理学道德教化的高峰 存天理,灭人欲 , 无不体现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孝悌为核心,进而扩展到整个人际关系,构成了对外讲人道精神,对内求理想人格的伦理道德教育体系。道德的伦理价值被人们所崇尚,形成道德的伦理化。 大学 中的三纲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就是为人们所设定的终极的道德目标,仁爱于民,去旧自新,恪守其道,尽善尽美。与八条目一起构成修身治人,倍受人们遵从的金科玉律。为君者,重六德: 智、仁、圣、义、忠、和 , 行六行: 孝、友、睦、姻、任、恤 ,培养的就是申孝悌、主忠恕、辨义利、笃诚信的重德高尚的圣人之士。为培养子女的良好德行,家庭教育往往注重修养之道。首先是立志勉学。在西汉孔臧的 戒子书 中他告诫儿子人之进退,唯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得多 ,阐明 志 与勤 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 志 的高远与否是人进退的前提,但 勤 于行,持之以恒是条件。其次是静心修身。自我专注,清静心欲,修身养息,潜心领悟。诸葛亮的 诫子书 提到: 夫学,欲静也,才, 须学也。就是最好的验证。再次是身体力行。荀子有云: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学只是手段,只有行才能真正明白道理。最后是反省自检。汉代的蔡邕在她的 女训 中写道: 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饰,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人咸知饰其面而不修其心,惑矣。
强调自省的重要性
由于重德的教育原则,对于利的追求就成为附属,甚至成为反对批判的方面。孔子有云: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虽不是全然反对功利,但始终把功利置于道德的制约之下。在这样重德轻利的教育思想的引导之下,人们往往忽视教育经济思想,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教育对经济的能动作用。士、农、工、商之中,商为最低品。颜之推曾说:虽百世小人,如读 论语 、孝经 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其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 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 1]过分地追求利他而束缚自己的需求,这本身就是对人性的压抑。
重胎教和童蒙教育
三字经 训古 在提到胎教时告诫人们:孕妇 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不出乱言,不食邪味,尝行忠孝友爱慈良之事,往往生子聪明,才智贤德过人 。颜之推也认为 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 。朱熹的 童蒙须知 制订了一个详细的儿童行为准则。他指出: 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 讲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 。这些都是早期儿童教育的基本原则。对儿童的早期教育使其产生一种对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家庭群体感的认同和对家长养育之恩的孝敬情感,以此作为维系家庭稳固的重要力量。教育的形式、内容、方法等都力求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努力促成儿童良好习惯的形成。
人在年少的时候,心神还没有定,与关系较好的人在一起,熏陶渐染, 潜移默化,其言笑举止,虽然无心学习,却自然相像,何况是有意学习的那些较为明显的操行艺能呢? 所以说与品行端正的人在一起,久而久之,自己也耳闻目染,形成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反之,自己也染上恶习,甚至走上邪路。古代的家庭教育的形式多为家长的言传身教,父母是子女的楷模,其一言一行都是子女效仿的榜样。 颜氏家训 中记载到: 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行后者也 。所谓的 风化 乃是家长的言行身教对子女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是以父不慈而子不孝,兄不友而弟不恭 。身体力行的教化甚至可以影响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王安石说过: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 , 致吾慈孝,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于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为恩矣可见,古代家庭教育不仅要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还要创造优质的人文环境。
由于时代变迁,传统家庭教育已渐渐淡出。今天的中国家庭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与古代可谓大不相同,其复杂性和长期性也非古代所能比拟。事实上,家长对于孩子的角色不能完全认同,过分的保护或放任,使得孩子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面临许多困惑。相对于身体发育的完善甚至超前,心理的发育却往往大幅的滞后。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仍然左右着许多家长, 影响了他们对孩子各种能力的判断,甚至造成对其潜在优势能力的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