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 “少年班”四十年：这个时代该挥别“神童崇拜”了 | 专栏

文 | 熊丙奇

1978年3月9日，来自全国范围内的21名少年被选拔进入中科大，成为中国首个少年班大学生。最大的16岁，最小的11岁。他们当年被称为“知识荒原上的少年突击队”，但更多地是被称作“神童”。而今中科大“少年班”已40年。

今天，新京报刊发报道，探访这些曾经的“小天才”后续的成长、发展道路。其中曾被誉为“中国第一天才少年”的宁铂，19岁成为中国大学里最年轻的助教，但1998年在《实话实说》节目中猛烈抨击神童教育的四年后，突然宣布出家为僧。还有的神童上大学后被劝退。

▲宁铂在《实话实说》（1998）节目。

举办少年班，是40年前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突破口

毫无疑问，“少年班”见证了重新重视知识与人才的改革年代。然而，神童教育的理念之一是将有限的资源，首先集中到少数精英身上。除了千挑万选的少年班，全国范围内中小学其实也在广设“精英班”“实验班”“火箭班”“重点班”——尽管他们的光辉或许没有少年班闪耀。

应该说，四十年前出现“少年班”，与那时人才青黄不接、社会渴求“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大背景是有密切关系的。按理说，在我国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时代，今年毕业大学生已超过800万的语境中，这种情况理当消弭。

但当下社会仍旧存在“神童情结”，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还受到“神童情结”的影响。

这种人才观已经显得过时与陈旧，我国教育已经从数量时代转入质量时代，我们早该从重视少数精英的成才，转向关注每个学生高品质的成长过程。

“少年班”倡导者李政道先生曾回忆说，“我实际的目的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和其他人才的局面。这个突破口就是对早慧少年进行超常规的培养。”

很显然，举办少年班，在当时的意义是“突破口”，这个目的也已得到实现。那对当前的教育来说，是否还需要用少年班模式对早慧少年进行超常规的培养呢？

这就要看常规是什么了。

▲畅销书《哈佛女孩刘亦婷素质培养纪实》封面。

“少年班”模式和“神童”崇拜，扭曲了社会人才观

在所有学校教育按部就班的办学环境中，“少年班”培养模式，确实为早慧少年提供了一条特殊路径，但这一模式对基础教育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少年班的招生规模不大，但对社会的人才观影响很大。

首先，家庭教育，不是依照孩子的个性、能力，给其选择适合的成长路径，而是通过参加培训班“培优”，让学生获得某种特长，以这一特长去进入重点班、实验班等特长班。

其次，社会把一名孩子上大学的年龄看得颇重，13、14岁上大学就被视为神童，加之上大学的评价、选拔，就是学科知识考试，这让学校和家长只重视孩子的知识教育（快速获得知识），而对学生的综合素质重视不够。

所谓“神童”，有的是拔苗助长的结果；有的则只是知识教育视角下的超常儿童，但学习之外的能力、素质欠缺，有的少年大学生人格、身心成长都存在一定问题。这影响他们持续的学业和事业发展。一些曾经举办少年班的大学后来又取消这个班，原因正在于此。

▲《天才少女》（Gifted，2017）剧照。

“早出人才”观念，导致中小学负担沉重、大学后劲不足

目前，不少地方的中小学教育对学生的个性、兴趣关注不够，给早慧孩子提供一特殊的培养通道，仍有一定的必要性。

但从长远看，孩子的个性、兴趣培养必然要融入到学校教育之中——不是为少数有特殊表现的孩子创设一条专门的培养方式，而是关注每个孩子的个性和兴趣培养，这也是我国当前正在推进的基础教育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国家教育部门已经明确，到2020年，将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特长生招生。这不是说义务教育不重视学生的特长，而是要扭转社会、家庭功利对待特长、刻意打造特长的观念。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我国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都希望孩子早学、多学、学深、学难，以便在升学竞争中获得优势，但等孩子上了大学，很多家长却不再管孩子的学习状态，大学对学生的质量要求也不严。

这不但导致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负担沉重，还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承受过重学业负担的孩子，进入大学后失去学习的兴趣、动力。

“少年班”40年，见证着我国教育从整体匮乏到过度焦虑的历程。少年班的早慧、早培以及进入社会后的发展，也是一面镜子，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审视这种“赶早”教育的内在问题。更理想的教育，是追求学生成长的质量，而不是成长的速度。

□熊丙奇（学者）

编辑：孟然 实习生：杨林鑫 李瀚伟 校对:郭利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