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你的创伤▎表达性书写治疗创伤后应激的循证依据

健康心理学家Jane Collingwood描述了写下创伤的好处：已有研究证实与治疗师、亲密的家人或朋友谈论创伤性事件也是一种“治疗”，可以促进心理健康，有时也能改善躯体健康。

但写下有关创伤体验的想法和感受也能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吗？尽管“谈论创伤”是有帮助的，但遭遇过创伤性事件的个体通常不情愿说出这些过往。那些很难开口说出的创伤性经历(如性虐待和强奸)的受害者更容易患上疾病，包括慢性疾病和头痛(Golding 1988)。因此，记录并书写创伤体验与经历便成为有效的替代方法。

James W. Pennebaker及其同事的经典研究证实了自我表露的健康价值。在Pennebaker、Kiecolt-Glaser和Glaser（1998年）主持进行的一项经典研究中，将50名健康的大学生被试随机分配到“书写创伤经历组”或“正常话题组”，要求他们连续四天按照要求完成相关内容。在实验过去的6周后，相比于“正常话题组”，“书写创伤经历组”显示出更多的积极情绪、更少的疾病；此外，还能提高细胞免疫系统功能，减少学生去健康中心的次数；证明了主动面对创伤经历对症状改善有益。

Pennebaker 在其他环境中继续进行了相关研究。在达拉斯纪念中心（ Dallas Memorial Center ）进行的大屠杀研究，他及其同事录像采访了超过60名大屠杀幸存者，并做了一系列身体健康状况检测。之后，根据他们的采访录像。将他们分为低水平、中等水平、高水平的“自我情感表露者”；研究发现中等水平和高水平的“自我情感表露者”在接受访问一年后，健康状况显著高于低水平“自我情感表露者”。

1994年，一项由心理学家与职业介绍所（Drake Beam Morin）合作完成的的联合研究，以63名被解雇8个月的职工作为被试，他们被随机分到三个实验小组的其中一组；在实验组条件下，被试需要写出他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关于被解雇、对之后的生活、个人以及职业生涯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在控制组条件下，被试需写出他们的日常计划以及求职计划；在“非写作组”，研究人员没有给出特别的指示。在5天（每天30分钟）连续的写作记录之后，研究人员开始追踪他们的就职情况；研究结果发现，实验组被试（即写下自己关于被解雇最真实想法和感受的被试）更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数月中找到工作。

1999年， Joshua Smyth、Arthur Stone及其同事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对哮喘和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进行研究，他们被随机分到“书写压力事件组”和“中性事件组”。四个月之后，“书写压力事件组”的哮喘患者显示出肺功能的改善，“书写压力事件组”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减轻。总之，47%的“书写压力事件组”的患者被试显示出临床症状的改善，而“中性事件组”只有24%显示出相关症状的改善。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书写创伤”和“公开谈论创伤”一样有效。Pennebaker在1994年提出了基本写作范例，要求创伤受害者参与一项结构性的写作任务，他们每天花费15 - 20分钟，每周3 - 5天，写下与创伤有关的想法和感受。基于这种方法的几项研究获得了积极的结果，研究发现书写下创伤的情绪反应会带来各种各样、有益于健康的效果(Berkowitz,1989)。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是如何运作的。一种可能是，书写创伤性经历起到释放压力的作用，降低了个体躯体压力的总体水平，从而降低了他们因长期压力而导致的疾病易感性(Smyth 1999)。“减压”假说的证据在一项研究中发现，要求被试观看恐怖电影。部分参与者需要抑制他们对这些电影的情绪反应，而另一些没有这样的要求。与另一组相比，要求抑制因电影产生情绪反应的一组心率更高，达到显著性水平。(Gross,1997)。

有关免疫系统的相关研究发现，较大的生活压力与免疫功能下降和疾病有关(Cohen & Herbert，1996)。当人们有意识地隐藏情绪时，他们会表现出明显的免疫效应，就像接种疫苗后体内抗体水平更高(Esterling,1990)。然而情感表达（包括书写记录创伤）可以持续提高免疫状态。

书写创伤对我们有益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它允许我们在“安全状态”重新加工处理创伤性经历，使我们体验到掌握感和控制创伤的能力，克服无助感。此外，重复的书写记录、有意识地反复回顾创伤事件以及反复体验这些事件所带来的情绪反应，也减少了患者对创伤性事件的反应强度（类似于延迟暴露的治疗原理：PTSD认知行为治疗（延迟暴漏）的生物学机制）。

某些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发现与那些只是想象创伤性经历但没有书写的个体相比，那些即使书写虚构性创伤经历的个体在实验之后，负面情绪也明显下降，后来报告中显示他们也很少拜访医生(Greenberg,，1996)。书写创伤也许是最有效的，尤其是个体在写下情绪强度更高的创伤体验时。在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中，与那些描述程度较轻的创伤性经历的个体相比，那些写下更严重创伤经历的个体躯体症状更少(Pennebaker &Beall,1986)。另一项重要研究表明，这可能不是书写本身带来的益处，而是通过书写的过程使得个体以理智的方式对创伤的体验和经历再加工。

举例来说，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鼓励一组创伤被试只书写有关他们创伤的发生经过，而另一组则被要求记录事实和情绪反应等细节(Pennebaker和Beall,1986)；研究发现创伤经历的细节书写得越详细，个体情感体验记录的越生动，患者体验到的抑郁和焦虑症状更少。

如果在实验室里书写创伤性经历会产生如此多的健康益处，那么它是否可以被推荐作为一种常用方法来治疗经历过创伤的个体呢?答案是，不建议再没有治疗师的指导下实施；因为人们处理创伤性事件的能力各不相同。从定义上看，暴露在创伤性事件中会带来超出正常范围的情绪反应。如果个体创伤经历极端恶劣，再强迫个体在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书写，这有可能会造成新一轮的伤害，使事情变得更糟糕；因此在易获得社会和情感支持的环境下，最好是在专业心理治疗师的指导下“书写创伤”。

作者：王翼 刘悦 刘娟

中文原创 转载请注明出处 违者追究责任

参考文献：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ume 22. Leonard Berkowitz. Academic Press, 1989.

Cohen, S. and Herbert, T. B. Health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physical disea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psychoneuroimmunolog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47, 1996, pp. 113-42.

Esterling, B. A. et al. Emotional repression, stress disclosure responses, and Epstein-Barr viral capsid antigen titer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Vol. 52, July 1990, pp. 397-410.

Foa, E. B. and Kozak, M. J. Emotional processing of fear: exposure to corrective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99, January 1986, pp. 20-35.

Golding, J. M. et al. Sexual assault history and use of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 16, October 1988, pp. 625-44.

Greenberg, M. A., Wortman, C. B. and Stone, A. A.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physical health: revising traumatic memories or fostering self-regul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1, September 1996, pp. 588-602.

Greenberg, M. A. and Stone, A. A. Emotional disclosure about traumas and its relation to health: effects of previous disclosure and trauma sever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63, July 1992, pp. 75-84.

Gross, J. J. and Levenson, R. W. Hiding feelings: The acute effects of inhibiting negative and positive emo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Vol. 106, February 1997, pp. 95-103.

Pennebaker, J. W., Kiecolt-Glaser, J. K. and Glaser, R. Disclosure of traumas and immune function: health implications for psychotherap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Vol. 56, April 1988, pp. 239-45.

Pennebaker, J. W. and Susman, J. R. Disclosure of traumas and psychosomatic process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 26, February 1988, pp. 327-32.

Pennebaker, J.W. and Beall, S. K. Confronting a traumatic event: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inhibition and diseas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Vol. 95, August 1986, pp. 274-81.

Smyth, J. M. et al. Effects of writing about stressful experiences on symptom reduction in patients with asthma or rheumatoid arthrit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Vol. 281, 1999, pp. 1304-9.

Anxiety disorder/焦虑障碍（特定恐惧，强迫相关障碍，惊恐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

Major depression/抑郁障碍

Self injury and suicide/自残，自伤行为干预

somatic symptom/躯体形式障碍（疼痛障碍、躯体症状、疾病焦虑障碍）

relationship and martial issues/亲子关系（和父母关系、和子女关系），亲密关系（包含情感问题、婚姻问题）

eating disorder进食障碍（神经性厌食，神经性贪食和暴饮暴食）

性少数群体（LGBT）咨询

以英文为母语的外籍人士心理治疗（offer psychotherapy to English speaker）

认知疗法（cognitive therapy）针对抑郁伴随焦虑情绪、低自尊与创伤、自杀与自残行为的干预

行为治疗（exposure response prevention）针对强迫行为、社交回避／恐惧、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惊恐发作的焦虑障碍；躯体形式障碍（疼痛障碍、躯体症状、疾病焦虑障碍）的干预

儿童依恋关系（attachment）的建立对儿童成年后婚姻和人际关系的影响，基于家庭系统的治疗

基于正念的认知行为治疗（mindfulness based CBT）

基于实证研究（evidence-based therapy）的循证心理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