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活着出来的心理学家说，人是可以抵抗环境的

1971年，有个美国心理学家主持了一次实验。他从应征的70名志愿者中选出了24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他们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个组，被置身于精心布置的模拟监狱环境中，心理学家希望借这个实验了解“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然而，原本计划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得在第6天宣布终止。因为，原来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了残暴的狱卒和崩溃的犯人。在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心理学家自己也成为了“被实验者”。

这个心理学家叫菲利普·津巴多，他以这个实验的真实经历写了一本《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试图用他的实验解释很多问题，包括飞行事故、人在面对恶行时的无动于衷、护士对病人的不当处置以及自杀式袭击者和恐怖分子的行为。由于对自己角色的认识，护士会过度服从医生的安排，哪怕明知医生开出的剂量远远大于规定的剂量；有四分之一的飞行事故的起因都是由于副机长过于服从机长的错误判断。

“路西法”曾是上帝最爱的天使，却最终因堕落被赶出天堂。津巴多认为，在日常生活中种种社会角色剧本的规范和约束下，人极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人性是脆弱的。的确，在环境的磨砺下，很多人“最终变成自己年轻时最讨厌的那种人”。

那么，人真的无法抵抗环境的力量吗？

这几天我开始第二遍读李笑来的《把时间当作朋友》，翻到一个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在第1章“醒悟”结尾，李笑来以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的经历为例说明一个观点：人可以控制自己的大脑，“运用心智获得解放”。

很巧，维克多·弗兰克的书刚好我上周看过。

二战之初，维克多·弗兰克没有逃过席卷整个欧洲的纳粹种族灭绝运动。他被关进了“死亡工厂”奥斯维辛集中营，然而，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出于想通过集中营生活的具体事例向读者传递一种观点的初衷，他写出了《活出生命的意义》。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看到——

在维克多想保留自己视作生命希望的科学手稿而向一位老囚徒求助时，他看到老囚徒“脸上慢慢露出一丝笑容，起先是哀怨的苦笑，随即转化成嘲讽和侮辱的笑容。最后，他甩给我一句囚徒们常用的狠话：狗屁！”

负责新囚徒棚屋的高级囚徒训话说，谁要是敢将钱和珠宝藏进皮带夹层，他就亲自把这个人吊起来，并自豪地解释，“作为高级囚徒，集中营赋予他这么做的特权”。

由刚进入集中营时的惊恐转变为冷漠、迟钝、麻木是囚徒的第二个心理反应表现。当看到一具冰冷的尸体被随意地拖出去时，两个小时前还跟那个病人交谈过的维克多，继续低下头去喝汤。他还能毫不沮丧地目睹重复发生着的情形：有人夺走死者剩下的土豆泥；有人换下看起来比自己的要好的死者的木鞋；连只拿到细绳的人都因此沾沾自喜。

一门心思只想活命的囚犯们的内心生活退步到原始水平。一个“一向表现得非常勇敢和自尊”的人清晨起来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因为他发现自己的鞋子已经破得无法再穿，这就意味着以后只能赤脚走在冰天雪地里。

侮辱比鞭打更令人感到疼痛。维克多因为在“不得不听一个对生活一无所知的人对自己的判断后怒发冲冠”而被一拳打倒。

保证基本生活和谋求生路是囚犯们努力的最终目的，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忽略。在从奥斯维辛转往下一个集中营的路途中，火车依次经过了维克多出生的街道和居住多年的老宅子，维克多感觉自己是在用阴间人的眼光看自己童年生活过的城市，他希望能够站在窗前多看片刻，祈求被粗暴拒绝并被人嘲讽：你住了那么多年，应该已经看够了！

带着对妻子的思念维克多忍受着痛苦（不幸的是，他怀孕的妻子惨死于集中营，其父母和弟弟也是）。他保持着幽默和乐观，向另一位外科医生建议两人每天编一个好笑的故事给对方听。他常常设想重获自由后自己该如何站在讲台上把“集中营心理学”讲给观众听。

在集中营结识了很多烈士，这让他常常记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我只害怕一样——那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苦难为人提供了赋予生命更深刻含义的巨大机会，有的人会充分运用它，有的人会放弃它，这就决定了他是否配得上自己所遭受的苦难。

维克多想通过这些经历说明：即便在集中营，人也能保持自己作为人的尊严。任何人都能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他有选择自己应对环境的态度和行为的自由。

维克多认为尼采的“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是任何心理治疗都应当遵循的座右铭，也是所有心理治疗师的座右铭。在《活出生命的意义》的第二部分“意义疗法”中，维克多这样诠释——“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不同的，所以重要的不是生命之意义的普遍性，而是在特定时刻每个人特殊的生命意义”。担当起生命的意义是人存在的本质。

就像李笑来用“一切都靠积累”这句话概括《把时间当作朋友》一样，维克多的书反复提到的就是“你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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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j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