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接待七八十人，回家“背十几条人命”终于有人偷拍到她的处境
什么样的孩子会在毫无征兆情况下，突然生命垂危？
患了绝症的孩子，父母除了急着筹钱治病，还会面临怎样的艰难抉择？
最近，星猫园长看了一部名叫《人间世》的纪录片，其中一集讲到“儿科医生”这个职业。
导演选取的是上海儿科ICU（小儿危重症）医生的角度跟拍，记录了发生在医生身边的点点滴滴。
看过之后，绝对治愈平时为了辅导功课、嫌孩子磨磨蹭蹭而大吼大叫的父母~
儿科医生都有当侦探的潜质
为人父母，这辈子最不愿意打交道的人里面，儿科医生算是一个。
然而一旦孩子“落”在他们手上，家长又不得不言听计从。
纪录片的拍摄地标选取了魔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的小儿急危重症病房，也就是儿童ICU。
40岁的朱月钮是这间病房的主治医师，短发、脾气急、敬业、顾不上家是朱医生的特点。
片子开演不到5分钟，星猫园长便被带入儿科ICU病房的紧张气氛中。
连朱医生自己也说：“儿科ICU的主治医生，这个职业很特殊，每天踏进病房的门，面对的是一个个孩子的生生死死……”
当初，天真的她选择当儿科医生，只想着将来和小朋友打交道，应该很快乐；参加工作后，她才发现有些小生灵来到人间，却要遭遇不期而遇的痛苦。
朱医生和科室的同事，每个人的肩上都有不小的压力，和普通的感冒、发烧、肺炎不同。因为，只要是进了ICU儿童病房，没有一个孩子的病情是轻描淡写的，都是重症。
刚参加工作时，朱医生也在儿科的普通病房工作过。她回忆“那时候，下班就是下班，反正有全值班医生盯着。”
自从进了重症病房工作，没有一天能准点下班。朱医生每次离开医院都是“背着几条人命”回家，这几条小人命都要攥在手里……如果没有及时诊断出、发现一些问题，可能就耽误人家了。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总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有人为了工作辛勤付出，甚至争分夺秒地和死神“抢人”。
有些孩子平时很健康，如果不是特殊情况发生，一辈子都不会和ICU病房打交道。
小孩子是不会表达疾苦的，所以儿科也被叫作“哑科”，送进ICU病房的孩子常常处于昏迷状态。
医生要像侦探一样，从现象推断本质，然而所有的谜团在短时间内很难揭开，却要求医生先拿出救命的方案。
也许别的科室医生是“按分钟”工作，但是ICU病房的医生“按秒”。
这一天，一个叫郭海洋的男孩子在ICU病房里突然昏迷、呕吐、说胡话，突发这个症状，朱医生迅速开展“侦探”工作。
她凭着多年的经验，怀疑郭海洋是“中毒”了，她再一次向家长询问孩子发病前吃过什么东西。
一番盘问过后，朱医生找出问题：
因为之前有点小咳嗽，妈妈给郭海洋每天分别吃了两种头孢和利咽颗粒，然而妈妈的“好心”造成了孩子突然高烧而住进ICU。
朱医生说：“两种药当中有些成分肯定会重复的，一旦有的药物成分过量，孩子的身体就扛不住了。”
最后，朱医生按照急性药物中毒的方案给郭海洋做了几天血液透析……
出院前，医生又叮嘱家长“孩子感冒、咳嗽，不要给吃太多的药！”
郭海洋刚出重症病房，“十号”病床又住进一个不省人事、病因不明的孩子。
因为普通儿科医生束手无策，不知道“十号”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只好送到朱医生的ICU病房观察。
“十号”的病非常奇怪：突然间就意识不清，还经常胡言乱语，昏迷有一个礼拜了。
经过检查，朱医生发现“十号”孩子得的是一种先天性代谢病，这种病的发病率连十万分之一都不到，但噩运偏偏落在这个孩子头上。
更难办的是，这个病的治疗特效药很难找到。最后，连同遗传科医生会诊，朱医生告诉“十号”的家长：
孩子一辈子都离不开一种叫“苯甲酸钠”的药，而这个药是类似食品添加剂的东西，更要命的是，这个药国内根本没有卖的，只能想办法在国外搞到，而且孩子一辈子都离不开这个药，只要不吃，就会没命……
三周后，“十号”出院了，虽然终生离不开药，但毕竟他能活着走出这个病房。
“十号”离开的时候，医生叮嘱他“准时吃药！”“别再回来了！”
有些孩子，连医生也搞不清
自己是在救人，还是增加痛苦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平时孩子有个头疼脑热、打针吃药，家长都会心疼不已。
然而，当你看过这个纪录片，你就会知道：身体健康对于一个孩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多么重要。
一些得了绝症的孩子，医生已经束手无策，但孩子家长不愿放弃……
家长隔着病房玻璃，为孩子默默祷告、加油！
为了维持生命，孩子要在ICU病房里承受一波波治疗的痛苦，有的孩子小小的身体上一下子就插了好几根管子。
对于这些孩子的家长来说，花钱如流水已经不是他们所顾及的，因为分分钟，孩子就可能与父母阴阳两隔。
就像“一床”上躺的孩子，看上去只有两三岁，却一身病。他的大脑严重萎缩，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又感染上肺炎……连医生们都说：“孩子身上插满了管子，肯定难受。”
介于病情的复杂，医生很难从根本上逆转这个孩子的病情，住在ICU，还是靠输氧“活着”。
病房外的家长更是煎熬，他们知道孩子能活过来的希望非常渺茫，但是无法做到“放弃”这个小生命。
朱医生再一次和“一床”孩子的妈妈见了面，她说“孩子脑萎缩已经非常严重了。”
看到孩子妈妈不死心，于是又在电脑上给妈妈讲了孩子的脑影像非常不乐观。
从医生的角度，与其让孩子再继续痛苦下去，不如让生命痛快地“结束”。
对于孩子的母亲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她把这条小生命带到这个世界，即便经历千辛万苦，甚至家财散尽，也是不顾一切地要他活着。
孩子妈妈又重复了一遍自己不愿放弃的理由，她和朱医生说，自己在喊孩子的时候，孩子是有反应的。
快结束交谈时，孩子妈妈又重复了一遍已经问过无数次的问题：“孩子现在痛苦吧？”
医生没有回答。
回到病房，朱医生掏出手机，给“一床”孩子拍了照片想给他的妈妈看。
拍了一张之后，医生又犹豫了，孩子身上插了很多管子，这样“惨兮兮的照片，没有一个家长能接受啊！
于是，朱医生删掉照片，又离远一点拍了一张。
朱医生把拍好的照片拿给家长看，孩子妈妈已经泣不成声……
她终于做了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放弃治疗。
这样的抉择对于任何一个母亲来说，简直比了断自己还要艰难。
医生把“一床”孩子从重症病房抱出来交给家属时，孩子妈妈已经被亲戚带走，人们不希望这位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咽气”。
医生说，这个被病魔折磨的孩子终于解脱了，幸运的是，孩子在“离开”时能在家人的怀抱里，再也不用每天孤孤单单地躺在ICU病床上，身上插着管子受罪。
在ICU病房的医生眼里，有些“死亡”恰恰是对生命的尊重，得以“解脱”正是善待生命。
并不是每个家长都有勇气给孩子放弃治疗。
另一个病床的孩子，大脑长了恶性肿瘤，在放疗的过程中，瞳孔已经发散，生命垂危，被紧急送到了儿科的ICU病房。
朱医生在观察孩子的病情后，和孩子的家长交待“脑干功能出现问题，家属要有准备。”
其实，在和家属沟通时要把握分寸，这是很多医生时刻提醒自己的：即使从专业角度知道孩子没有救治成功的可能，但是面对家长，也要给一段让家长接受的时间，不能把话说“绝了”，否则这样对家长来说太残忍了。
这个孩子的父亲虽然听到孩子脑干功能出问题的后果，仍然坚持“只要有一线生机，我们都不放弃。”
每当这个时候，朱医生就会反思：
如果孩子已经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家长如果多陪陪孩子该有多好，不要让孩子最后在病床上孤孤单单地离开。
每次面对生死大事这样的严肃问题，医生自己也非常困惑：
我们的工作对于绝症的小生灵来说，到底是在救他，还是在增加痛苦？
最难的是要和家长沟通
这部纪录片的跟拍长达几个月，在儿科ICU病房，发生任何情况有些是连医生都始料不及的。
除了和死神争分夺秒，有时医生还要面对一些“琐事”。
2018年，一名严重酸中毒的小宝宝被紧急送进了ICU病房。这个患儿的呼吸只能像叹气一样进行。
各种仪器设备都给小宝宝用上了，但是医生仍然没有阻止孩子身体状况的下降。
朱医生立即找到等在病房外孩子的家长，希望从孩子家长那里获取更多孩子相关的情况。
朱医生正和小宝宝妈妈交谈中，另一名医生递过一份刚刚出来的孩子血象报告。
朱医生看到孩子其中一项数据“只有2.3”濒于危险时，立刻返身要回病房施救。
在返回病房的那条不到10米的走廊上，另一名住在ICU病房的孩子妈妈遇到朱医生。
这个妈妈问了一句“我孩子今天能转到普通病房吗？”朱医生没有停下脚步回了一句：“不能转。”
遭到拒绝的妈妈追问到：“为什么不能转？”朱医生说：“神经科不收。”
很明显，妈妈对这样的解释并不满意，朱医生也感觉出这位妈妈的情绪，于是又补充一句：“我现在没空跟你讲这个事，我现在里面有个病人要死了……”
虽然医生说的是“事实”，但就因为这句话，那个妈妈把朱医生投诉到医院的医务处。
ICU病房里，朱医生正在紧急施救病床上的小宝宝，医务处的电话打到了朱医生手机上。
因为那个妈妈在医务处不依不饶，于是，朱医生又不厌其烦地解释一遍：
原来，那个想转到普通病房的孩子得了结核，普通病房的医生担心孩子把结核传给别人，所以并不是朱医生“不想转”，而是普通病房“不能收”。
放下手机，朱医生继续施救。所幸，孩子活过来了。
面对那个妈妈的投诉，朱医生没有抱怨，住进ICU病房的孩子家长都不容易。
朱医生又说道：“她的孩子有免疫缺陷病，又高度怀疑结核感染，虽然现在生命体征平稳，下一步还需要进入专科医院还要进行明确诊断，可是，我们的解释她不认同，后来又投诉到上海市民热线去了……”
从中午开始的投诉一直进行到下午。
即便面对投诉，但是朱医生仍然坚持职业规则。她说：“她家孩子的事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消费事件，而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她不能轻易就把孩子转走，这样对孩子是不负责任的。
到了晚上，朱医生正在病房忙着其他孩子的监护，医务室的电话又打进了重症病房。
隔着电话听筒，朱医生都能听到投诉的妈妈在电话那头的争吵声。
到了晚上八点四十，投诉的家长终于理解并接受建议，同意把孩子转诊公共卫生中心。
不过，连朱医生自己也说：“抱怨归抱怨，但问题总要解决，我还要联系公共卫生中心的床位，要联系转运孩子的车辆……”
为了解决“投诉”事件，从中午到晚上，牵扯了医生的大量时间和精力。
医生的主要责任是管病人，但是因为家属的投诉，朱医生要赔钱，还要写保证书……
投诉的妈妈再次见到朱医生时，态度缓和了不少。到这时，家属才意识到朱医生一天都没有吃饭。
坐在桌子前签字时，她看到对面的朱医生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随口问了一句：“是什么支撑你这么做的？”
朱医生笑着说：“我有个女儿，我要给她一个高大上的印象，人要努力工作才有饭吃。”说完，她又调侃了一句：“不说了，这是废话。”
儿科医生亏欠了谁？
谁又亏欠了她们？
朱医生的女儿今年10岁，平时加班成了家常便饭，照顾女儿更是顾不上。
这天，女儿的腿受伤了，又赶上生病了。朱医生便把女儿带到单位，让她在自己狭窄的休息室躺一会儿再去上学。
中午，朱医生给女儿点了一份白粥外卖。别看医生平时对病房里的孩子有耐心，可对自己的孩子就差着，虽然女儿腿受伤了，但医生还鼓励她自己穿鞋。
平时和患儿家长沟通的时候，朱医生不厌其烦，但是每次回家管孩子功课，总是火冒三丈。
有一次，给孩子辅导功课发火了，丈夫和朱医生吵了起来，丈夫质问她：“你都没管过孩子学习，你有什么资格指责她？”
被问得哑口无言的朱医生只能生闷气，虽然知道自己理亏，可遇到孩子写作业粗心时，总是压不住火气。
医生的“职业病”犯起来的时候，朱医生都想给女儿做个核磁共振检查大脑，看看女儿为啥能算出7-5=7的结果。
连同事也和朱医生说：“你经常这样，给孩子的影响可不好，会不会让孩子认为工作重要，而家庭不重要？”
一头是病房里翻江倒海般的生死，一头是女儿一去不复返的童年。工作、生活怎么能切分清楚？换作谁来干这个工作，也选不出哪头更重要。
毕竟，在儿童重症病房里就这么几个大夫，很多时候都是连轴转加班。
有时医生连续在病房里待3天3夜都是常事，只要一回到家，就会昏倒在床。
ICU的儿科医生这么少，为啥不多招几个？其实，不光是儿科的重症病房有这种情况，整个儿科医生都是非常缺少的。
朱医生科室的领导就是一位兢兢业业，“常驻”病房的儿科医生，他说：
“儿科医生是很难招的，首先一个问题得是愿意干，因为太辛苦了。
而且我还不敢随便招一个人就进来，因为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责任，如果主治医生的一个决定出偏差，那是要死人的，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大脑’熟练工。”
儿科医生的尴尬，其实在这部纪录片开头就已经描述了，一位和朱医生搭档了10年的医生老张要离职。
老张的业务能力很强，工作认真又勤奋，而且对待新来的医生非常有耐心，比朱医生脾气好。
但是囿于单位体制的原因，只有本科学历的老张在医院不吃香，随之很多待遇跟不上。
于是，老张选择去了私立医院。
朱医生的处境和老张差不多，虽然念到博士，但是医院评职称，要看医生的论文和科研成果，尤其科研文章是评职称的“硬要求”，然而儿科医生的短板就在这里。
因为儿科医生少，每天连病人都忙不过来，留给科研的时间实在有限。
一头是临床工作，一头是科学研究，两个都是治病救人，但是孰轻孰重，先顾哪头，很多儿科医生都有这样的困惑。
在单位的副高职称评选中，朱医生已经连续5年“落榜”。因为她把更多时间花在病房里。
连朱医生的领导都说：“评职称对医生来说非常重要，包括很多课题的申请，如果没有副高职称，是很难申请到的；医生的所有待遇都是根据职称来定的；医生的职业成就感也体现在‘职称级别’上”。
在看待评职称这件事上，朱医生说：“本来以为去年自己大概能评上，可是结果出来没有名字，当时感觉‘蛮失落’。”
在医院这个环境工作，没有医生可以佛系地对待评职称。朱医生说，评职称这件事“如果挤不进这个洪流，就不适合在这生存，那就走、离开，像老张那样。”
2016年12月《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发布，当前中国儿科医生总数仅为10万人左右，平均一名儿科医生要服务2000名儿童。
而在普通的儿科医生日常工作中，平均每天接诊七八十人、没有正点时间下过班、接诊时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这些都是儿科医生的困境。
儿科医生，是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都离不开的人；也是当孩子遇到特殊情况命悬一线时，能拯救性命的人。
平时，我们接触儿科大夫时，会觉得她们语速快、有时脾气不太好……但是今天讲了她们的故事，知道了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一些事，希望能多一份的理解和宽容。
毕竟，这些儿科医生本身也是孩子的妈妈，也是老人的女儿。
有时，为了救治别人的孩子，她们顾不上自己的小家庭，更顾不上自己的孩子……
我们平时口口声声说“孩子的身体最重要”，而为孩子身体健康保驾护航的正是这些辛苦的儿科医生。
关注到儿科医生，是星猫园长从今年的几件虐童事件开始的。黑龙江4岁女童被父亲女友虐待、辽宁6岁女童被亲生妈妈和男友虐待，这些事件被揭开，据说都是因为医生报的警。除了正义使然，更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些儿科医生平时是什么样子的……强烈推荐这部纪录片，多一份了解，多一份宽容，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更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