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叛逆」的年轻人，可能已经生病很久了

2017 年夏。广东广州。

18 岁的陈默站在教室走廊，把随身携带的 30 多粒精神类药物，一股脑儿倒进嘴里。

「如果结束了，就不用痛苦了。」她想。

这是她第二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起因多少让外人摸不着头脑——一篇英文作文没背下来。

距离广州仅百公里的广东中山市，18 岁的小哲正打算从当地精神病院逃跑。

「医护人员都是坏人，爸妈是一切的主谋，他们会杀了我的！」他越想越害怕，挣脱父母，向精神病院大门跑去。

2018 年 6 月，距离广州中山市 11000 多公里的新西兰奥克兰。

18 岁的张宁这周只刷了一次牙，洗了一次澡，剩下的时间都躺在床上，感觉浑身没劲。

消极想法、反抗父母、浑浑噩噩，也许很多人会把这种情况理解为青少年叛逆。

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病了。

看不见的痛苦

陈默再次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重症监护室。

试图自杀前一个月，陈默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

陈默的诊断书

图片来源：采访者供图

确诊前，疾病的痛苦早已包围她。

先是疼。「头疼，心脏疼，呼吸疼，疼的不能讲话，疼的流冷汗。」接着是耳鸣。后来是胡思乱想。「不想读书，觉得做什么都没有价值，不管干什么都觉得累，有自杀念头。」

陈默去看精神科医生，医生告诉她疼痛是幻觉。

「幻觉是假的，但疼痛居然是真的。」

遵循医嘱服药后，药物的副作用很快显现。

「头还是疼，自杀的念头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强烈。」陈默有些沮丧：「既然吃药也没有明显改善，干脆结束吧。」

没能背出的英文作文，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开头的那一幕便出现了。

如果说陈默的病痛激烈而明显，那张宁的痛苦则显得隐性而缓慢。

「连吃饭、喝水这样的小事，也不愿意去做。」

「觉得未来一切灰暗，觉得自己是所有人的负担，哭泣。」

从初冬到仲夏，身在异国他乡的张宁觉得自己被掏空，只剩一副躯壳。熬到 11 月放假，回国。

在妈妈的陪伴下，张宁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给出了诊断结果，张宁的状态也有了解释：抑郁、焦虑偏执状态。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诊断书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很多时候，精神疾病的痛苦像藏在海底的冰山，无法看见却又真实存在，小哲的情况就是如此。

2017 年夏天，高中晚自习。这天晚上，小哲意识到自己「不正常。」

「我坐在窗边，盯着窗外路灯，看着灯光折射出来的两条光线。那一瞬间，大脑好像摁下了某个开关键，脑袋里的想法控制不住地涌进来。就像很多杂乱无章的线头被缠绕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与陈默相似，一件小事成为小哲「爆发」的导火索。

与辅导员谈话的时候，小哲将他的幻想带入现实，冲着周围人大呼：「救命，他要杀了我！」

事后，小哲去看精神科，医生诊断他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休学一年。

小哲诊断书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在家里的一年里，小哲最深的感受是「无聊」。

任何事情在他的眼里消解了意义。「每天都很煎熬，就像无数只蚂蚁在啃你的骨头，啃你的脑子。」小哲说。

别鼓励骨折的病人向前跑

许多患有精神障碍的青少年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内心世界，很少主动与父母交流。

在陈默的记忆里，童年的关键词是「严苛」，父母的严格要求让她很早就学会察言观色。

「那段日子是白色的，」她觉得：「就像潜水的时候，肺里的氧气用完了。眼前会出现一片白色，令人窒息。」

父母间的争吵、家庭的矛盾，陈默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自己。尽管 2017 年才被确诊，但早在 5 年前，陈默就有了抑郁状态——开始是用手工刀割伤自己，进而，她第一次产生了结束生命的念头。

试图从 8 层高的教学楼跳下被拦住后，父母才意识到女儿如此让人「不省心」。闻讯赶到学校，父亲举手就要打她。巴掌没打上，父女关系的破损却落下了，「不理解」成了横亘在两人间的一面墙。

高三在医院确诊抑郁症后，爸爸认为「是药三分毒」，不赞同药物治疗。陈默接受心理治疗，爸爸发脾气：「跟家里人都不说话，跟医生有什么好说的。」

尽管如此，陈默也感受到父母为她做的某些改变。「只要平平安安就好。」

她觉得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就像一面有着裂痕的镜子，照出彼此，也映出裂痕。

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丁若水看来：「家长在孩子治疗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亲子关系出了问题，家长更要积极寻求专业帮助，尝试家庭治疗。」

「创伤已经形成，为什么要期望父母一旦态度转变，孩子就要开开心心地接受呢？不太现实。」

小哲与父母的关系相对和缓。他承认父母十分合格，但仍然觉得父母不了解他，无法沟通。「谁都很难理解我，可能是我比较奇怪。」他说。

与父母沟通的问题上，张宁显得幸运很多。最初，张宁的妈妈杨霞与许多家长一样，完全没法理解孩子的状态。

急躁的情绪随之产生，她和张宁发微信：「你一个女孩子，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好端端怎么就抑郁了。」

可能由于自身职业是护士，得知诊断结果后，杨霞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搜集资料主动了解疾病。查阅大量资料后，杨霞开始明白抑郁症并不是性格原因造成，而是一种器质性病变。

「抑郁症病人就像一个骨折的人，你不能鼓励一个骨折的病人向前跑，这是不对的。同样，也不能安慰抑郁症人要坚强，好好学习，因为她生病了。」

当杨霞越来越了解疾病，女儿也慢慢开始向妈妈倾诉患病的感受。

「我们随时随刻都在聊天，每天晚上都会视频一个小时。」

杨霞有时候一想到女儿患病就忍不住流泪：「有时候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特别难受的时候，就对她说咱们两个反正相互扶持，一直到老。」

只是普通人

对于患有精神疾病孩子，学校对他们的影响非常重要。

那次试图跳楼后，陈默休学一个月。

返校后，同学们开始躲着她。同桌是老师安排的，「班干部轮流成为我的同桌，没人愿意和我坐。」

「她有精神病，离她远点，要不然会自杀。」这些流言在班级里疯传，「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陈默说。

高中，陈默换了新环境。老师主动找她谈心，「后来我才知道老师看出了我的不同。」

确诊抑郁症后，陈默曾在英语课上没有缘由地哭泣。老师看到后，回办公室拿了巧克力和明信片放在她桌上。明信片上写着：「你是小太阳，我们爱你。」

学校每周发三个苹果，同学都帮陈默把苹果皮削好，不让她用刀。

「他们担心我想不开，所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保护我。」

相比陈默，张宁的运气不算好。

患病后的张宁对学习充满罪恶感，她总是对妈妈说：「我觉得他们都不喜欢我学习，学习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这种罪恶感在她初一的时候就有了苗头」。杨霞认为：「那时，把张宁送到了寄宿学校，其他孩子们不太爱学习。性格乖巧成绩好的张宁变成了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异类。那段时间，张宁受到了不太友好的对待。」

直到现在，张宁还是会一个人偷偷躲在厕所里学习，怕别人看见。

在小哲眼里，家庭与学校则像两个与他毫无关系的两个存在。他迷恋网络虚拟世界，在休学的日子里，下载了很多聊天软件，与上百人聊天。

网络中的陌生人，成为他与外界唯一沟通的对象。

「原本性格腼腆、敏感的孩子在经历这些事件后，一直都处于一个高度应激状态，这可能是他后天更容易产生抑郁症的一个因素。」

丁若水说：「不要觉得孩子得了精神疾病，就是珍稀保护动物。然后告诉所有同学，他得了精神病，我们要友善的对待他，我们要一起帮助他。」

陈默在同学老师的关爱下，顺利通过高考，进入了本科院校，专业是她喜欢的地理科学。她还参加了国旗护卫队，去了 7 个城市旅行，养了2盆小番茄。

陈默种的小番茄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小哲目前还在休学中，他在上百个虚拟网友中找到了一个愿意倾听他说话的陌生人，虽然每天还是觉得「无聊」，但至少有了沟通对象。

张宁计划今年年底回国与妈妈一起进行心理咨询，帮助她更好的恢复病情。

丁若水认为，这些患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其实只是普通人，有人愿意倾听他的声音，愿意伸出一双手，就是莫大的宽慰。

（受访者陈默、小哲、张宁、杨霞均为化名）

实际上，患有精神障碍的青少年人群并非少数。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2020 年，全球儿童精神障碍会增长 50 %，成为最主要的 5 个致病、致死和致残原因。

数据显示：我国 17 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中，至少有 3000 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每年至少有 25 万青少年因精神心理问题失去生命，但实际去专科就诊的儿童青少年不到患病人群的 2 %～3 %。

在青春期，一些原本是由于疾病所引发的症状被「叛逆期」的标签所掩盖，等到发现的时候可能为时已晚。

面对患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父母要主动了解和亲近患有精神障碍疾病的孩子，在药物治疗的同时重视心理治疗。

亲子关系出现创伤的家庭，父母要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在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让孩子保持基本的社会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