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在子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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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没有文凭，你还能找到别的机会实现爆发性成长；今天，没有文凭，你基本摸不到提升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边。

互联网加速了竞争的程度。在上海、北京、香港，孩子对标的都是全球范围的优质孩子。

对于全职妈妈来说，育儿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事业。如果孩子上了好幼儿园、好小学、好中学、好大学，那么这就意味着全职妈妈的战绩辉煌。

近期，香港TVB2016年拍摄的一部纪录片被重新翻出，引发舆论热议。这部叫作《没有起跑线？》的纪录片，披露香港妈妈的竞争从子宫阶段开始，因为他们连怀孕的时间都要精准到某个月份，以便进入只招收1月份出生的某名牌幼儿园。

而等孩子出生之后几个月，各种培训班就紧随而至，全家都会陷入一场进军优质幼儿园的大作战中去。幼升小的激烈程度，远超大学入学考试，全民教育抢跑的现象，在香港这座城市显得特别稀松平常。

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上海。例如，在大陆城市焦虑指数排名第一的上海妈妈们看来，“幼儿园自由”凌驾于一切其他自由之上，包括小升初自由、国金自由、车牌自由。

此前发生的上海2岁儿童斑秃的新闻显示，父母希望他挤进名牌幼儿园，所以给他报了5个培训班，导致孩子压力太大而掉头发。

在纽约顶级富豪扎堆的上东区，拥有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薇妮斯蒂·马丁（Wednesday Martin）也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英阶层女性在育儿中的比拼。

马丁博士的新书——《我是个妈妈，我需要一个铂金包》，用书名说明了这些妈妈除了攀比孩子，还攀比自己的身材、包包、社会关系等一切。

无论是香港和上海的中产阶级，还是纽约的上层社会，以及中国三四五线城市的父母，孩子的教育越来越成为整个家庭的重点工程，甚至是最核心的家族战略。

整个育儿的过程，也变得越来越精细化，教育方式、投入的竞争变得日趋白热化，育儿——这个原本应该十分温馨，至少压力从未如此之大的自然现象——在今天变成了一场战争。

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把越来越多的父母拖入育儿战争的泥潭呢？是高考制度吗？是高房价吗？是功利的教育培训市场吗？答案也许跟这些因素都相关，但从更宏观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切入，导致育儿战争化的原因可能是下面三点：社会阶层晋升通道的收窄、超级城市带来超级竞争，以及全职妈妈的社会价值迷思。

教育几乎成了唯一的阶层晋升渠道

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史，创造了超过4亿的城市中产群体。这一群体构成了今天社会消费的主力军，也成为育儿赛道上潜在的竞争选手。对于50、60后来说，如果自己没有读过大学，那么这虽然算得上是一种遗憾，但却并不决定自己是否能发家致富。

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卖瓜子的年广九也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一个卖茶叶蛋的收入可以超过搞导弹研究的科学家。在今天看来，你也许会觉得分配方式不够不公平，但在当年，这恰恰说明了“学历并不重要”，以及“阶层晋升渠道宽广”这两点。

所以，1980年代教育培训只能出现在出国留学英语培训上，而不会出现在K12领域。这一现象，从1990年代开始发生改变。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冯文曾经在1997-2002年间持续走访、观察了一千多个大连市的中学生家庭，而她之所以能够大量进入学生家庭，所扮演的身份恰恰就是英语老师。这些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学好英语，以便将来出国留学。

作为1990年代的明星城市，大连普通家庭出现的给孩子补习英语热，要扩散到其他级别更低、发展更慢的城市，要到2000年之后。

2018年，中国的教育培训市场预计在8000亿左右，线上少儿英语培训市场规模超过300亿。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一个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市场的机遇在不断减少，而整个社会都在进入“文凭社会”的阶段。

30年前，没有文凭，你还能找到别的机会实现爆发性成长；今天，没有文凭，你基本摸不到提升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边。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法律规范、社会制度越来越健全，更可以说是社会中上层人群一定程度上固化了。

今天，一个底层出身的人，如果想要踏入中产阶层，文凭是起码的敲门砖。你上了xx大学，那你就是我们圈子的人，这个阶层的游戏规则就是这么残酷。而一个中产家庭的孩子，想要更进一步，守住或者进入精英阶层，不但要有文凭，还要有艺术修养。

在通往较高社会阶层的道路上，读过大学的父母天然认为自己的孩子不能比自己差，没有读过大学但是拥有可观财富的父母，也认为自己的孩子有机会更进一步。总之，中国有数亿父母认为，自己的孩子应该获得更大的成功。

所以，起跑线的理论因为格外直观，就受到了特别的青睐，而抢跑也成为很多父母想当然的做法。

超级城市导致超级竞争

一个基本规律是，城市越大、越发达，育儿竞争也越激烈。客观来说，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与一般城市相比，优质教育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但就我所接触过的上海妈妈们而言，她们永远都在抱怨：“上海的好学校实在太少了！”

为什么一座拥有更多优质学校的城市，家长们会感慨好学校太少，原因很简单，因为选择太多了，竞争也变得更激烈。

对一个五线城市的家长来说，他的选择也许就是二选一，而对于上海父母来说，从门口的“菜小”到顶级的公立学校、国际学校，可供选择的学校也许一张A4纸也打不下。

当然，上海、北京、香港这样的城市，本身的竞争也更激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公寓楼建得越密集，教育竞争越白热化。

这里的逻辑是这样的，当公寓楼极度密集，这意味着单位空间内装下了更多的人。这些人（包括孩子）想要互相认识，建立熟人网络，就需要耗费更久的时间（想象一下，如果你住的是二层高的公寓，孩子很容易就和邻居家的娃玩到了一起）。

而基本上，像超级城市的超高住宅，人是不可能能够认识整栋房子里的其他人的。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如果邻居都是陌生的，至少是不那么熟悉的，那么邻里之间是很难有合作的，没有合作那就是竞争。跟谁竞争呢？跟新闻里的牛娃，跟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孩子，也就是“别人家的孩子”进行竞争。

本来，如果自己的孩子有一群楼上楼下的伙伴，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差距也不会那么大，但现在因为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社会，孩子所要面临的学习榜样不是某个神童，就是某个育儿明星家长的孩子。

在这一点上，互联网加速了竞争的程度。在上海、北京、香港，孩子对标的都是全球范围的优质孩子。许多孩子从小被希望考入美国的常春藤学校，要知道，他们的直接竞争对手就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孩子们。

所以，超级大规模的城市带来了无比陌生的大环境，人和人之间竞争远大于合作，而教育竞争只是整体竞争中的一个版块。在社会阶层流通越来越狭窄的背景下，教育竞争开始甩开其他方面的竞争，成为许多家庭疯狂投入的一个主要方向。

全职妈妈的社会价值迷思

导致育儿战争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不得不要考虑育儿的主力军——妈妈们的心理状态。而在妈妈群体中，又以全职妈妈最为激进和投入。

在《没有起跑线？》的纪录片中，说出“赢在射精前”的妈妈就是一个全职妈妈。这并非偶然，因为对于全职妈妈来说，育儿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事业，自己每天都需要围绕着孩子转。而在这种关系结构中，女性实际上被工具化了——先是成为生育的工具，后又成为育儿的工具。

也许有人会说，妈妈更适合育儿，而且如果夫妻双方男方收入更高，又不得不让一个人全职带孩子，那么妈妈就是不二选择。

从家庭现实出发，也许这没有错，但是这种选择存在一个巨大的陷阱，那就是当一位母亲把养育孩子作为生活的全部或者绝大部分时，那么意味着她也会陷入到一种歇斯底里、不能自拔的状态。

早期孩子的需求其实是一个“无底洞”，母亲给予孩子再多，孩子也不可能完全满足。而到了孩子逐渐长大之后，很多母亲又无法拥有放手的能力，这也令很多家庭的亲子关系极为糟糕。但是，造成这一后果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养育的过程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评价标准，这导致了全职妈妈们缺乏具体的伸手-收手指南。

举个例子，保姆帮忙带孩子，一个月6000也好，10000也罢，保姆是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标准的。但是，一般而言，全职妈妈做得再好，包括丈夫在内的其他人也不会认为孩子他妈一个月赚了2万或5万。无法简单用金钱来衡量，成了全职妈妈自我迷失的根本所在。

因此，要衡量全职妈妈做得好不好，孩子的教育就成了一个替代性的标尺。如果孩子上了好幼儿园、好小学、好中学、好大学，那么这就意味着全职妈妈的战绩辉煌。

而这样一来，也意味着全职妈妈能不能被社会承认自己的价值，需要的不是自己努力，而是让孩子出人头地，不要落后于人。换句话来说，全职妈妈将自己的命运和孩子的人生相捆绑，全职妈妈很容易失去自我。

这样为了追求社会的认可，全职妈妈对于孩子教育的精细化投入变成了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不仅自己全勤投入，还会拉着丈夫、家人一起进入育儿战场。客观来说，由于阶层上升渠道日益狭窄，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全职妈妈的说法的确非常得打动人心，令其他家庭成员不得不放下手中别的事情，来为孩子的教育倾斜资源。

但是，就像纪录片中某位爸爸所举的例子，所谓“赢在起跑线”的理论，实际上存在很多漏洞。一方面，全职妈妈的忘我投入令人敬佩；但另一方面，育儿实际上存在很多“窗口期”，就像春播、夏耘、秋收、冬藏，孩子的成长过程也存在自身的规律。

此外，每一代人都不该被牺牲，每一代父母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和价值。打响育儿战役，意味着父母的过度牺牲，其中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也成为许许多多父母挥之不去的困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