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毒的子宫
翻译 | 李海默 韦涵 管昕玥 黄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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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路易斯安那报道英国石油公司漏油事件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几天后，我回到家，清楚地感觉到有些东西不太对劲，就在家做了一个妊娠试验。这一次是两条线，但第二条线很奇怪，是淡淡的。俗话说“你不能只是怀了一点孕”，然而我那时的情况似乎就是那样。在进一步检查之后，我的家庭医生告诉我（用我熟悉的希望渺茫的口气），虽然我怀孕了，可是我的激素水平过低，可能会出现第三次流产。
我的脑海里立马想到了墨西哥湾。为了报道泄漏事件，我曾好些天吸入有毒的烟雾。有一次，我涉过齐腰的水去一处幽静的被泄漏的原油覆盖的海岸。我搜索英国石油公司使用的化学物质，并发现喋喋不休的网民们把它们与流产联系起来。不管是怎么回事，我毫不怀疑，这次流产是我自己的原因。
大约一周的监测后，妊娠诊断为异位，这意味着胚胎已在子宫外，最可能是在一个输卵管里。我被推着从医生的办公室冲到急诊室。异位妊娠是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未能诊断出来，胚胎不断在这个位置生长，会导致破裂而大量内出血。如果发现及时，治疗方法有些吓人：一剂或多剂注射甲氨蝶呤，这种强大的药物在化疗中用于阻止细胞发育（并带有许多类似的副作用）。一旦胎儿发育停止，妊娠自身就会中断，但这可能需要几周时间。
对我的丈夫和我而言，这是一种艰难的、抽离式的损失。但得知流产与发生在墨西哥湾的事情没有关系，也让我松了口气。了解这一点确实让我对报道泄漏那段时间的想法发生了一点点变化。至于我，等待妊娠“自行解决”的时间里，我不断想起在“吞食鱼号”（Flounder Pounder）上度过的漫长的一天，那是我们租的一条运动渔船。我们一组人当时去寻找证据，证明石油已经进入了沼泽地。
我们的导游是乔纳森·亨德森（Jonathan Henderson），他是海湾复原网络（Gulf Restoration Network）的召集人之一。海湾复原网络是个英勇的本地组织，致力于救护被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破坏的湿地。我们驶过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各个狭窄的河口，这个过程中，亨德森一直靠在船远端的那侧，以便更好地观察那些绿油油的草。最让他忧心的不是我们眼中的景象：鱼在污水中游行，罗索甘蔗表面沾满了红棕色的油。他忧心的是那些更难被发现的东西，至少在没有显微镜和样品罐的情况下你发现不了。春天是墨西哥湾沿岸动物们的产卵季节，亨德森知道，这些沼泽里熙熙攘攘地住满了几乎看不见的浮游动物和微小的幼体，它们会发育成成虾、牡蛎、螃蟹和鳍鱼。在这脆弱的几周和几个月内，沼泽草就像一种水产孵化器，向这些幼体提供营养，保护它们免受天敌的伤害。 “一切都诞生在这些湿地中。”他说道。当然，除非这个过程受到干扰。
与成年动物不同，鱼类在卵和幼体阶段没有任何防御的手段。这些微小的生物随潮汐而行，无法规避这条路上的任何毒素。而在这发育成长的早期，玲珑脆弱的细胞膜无法提供任何抵御毒素的保护。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剂量都可导致小鱼的死亡或突变。
在亨德森看来，这些微小生物的前景并不乐观。水一波一波的，带来了更多的石油和分散剂，把致癌物质多环芳烃（PAHs）水平迅速推高。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对生物生命周期而言绝对最糟糕的时刻：不仅仅是贝类，蓝鳍金枪鱼、石斑鱼、鲷鱼、鲭鱼、旗鱼和马林鱼都在这几个关键月份产卵。而在三角洲外开阔的水面上，半透明的原生生物聚落只能被动等待着无数条石油和分散剂油污中的一条的到来，就像等待死亡天使的光临。正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渔业生物学家约翰·拉姆金所说：“与油接触的幼虫不会有任何存活的机会。”
它们的死亡不可能像满身油污的鹈鹕和海龟那样，出现在世界报纸那一周的头条；没有媒体会关注它们，在官方对石油泄漏的评估中它们的死也无足轻重到根本不会计算在内。对啊，如果某些物种的幼虫在这个过程中被扼杀了，我们可能多年以后才会了解到：直到这些胚胎的生命形式按理说应该达到成熟的若干年后。然后，与那些相机随时准备记录的大规模暴毙不同，什么……都不会有。一片空白，这是生命周期中的一个缺口。
这就是鲱鱼这个物种在“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灾难发生后所经历的。漏油事件后的三年间，鲱鱼数量十分稳定。但第四年，种群数量突然暴跌了大约四分之三。接下来的一年里，鲱鱼数量如此之少，如此羸弱，以至于威廉王子湾的鲱鱼渔场都要关闭。掐指一算就知道：灾难发生时还是鱼卵和幼虫阶段的鲱鱼刚好是那一年进入成熟期。
凝视沼泽草地时，亨德森担心的恰恰是这种延后发生的灾难。到达红鱼湾后，我们关掉了吞食鱼号渔船的引擎，在沉默中漂流了一段时间，同时把整个油光发亮的水面录进了视频。这里曾经是游钓活动爱好者的天堂。
我们的船在那可怕的地方晃动着，黑鹰直升机和雪白的白鹭在天空中嗡嗡作响，我忽然觉得我们不是浮在水中，而是悬浮在羊水中，我们淹没在这场巨大的多物种的流产中。当我得知我那时也是在孕育一个命运多舛的胚胎的早期，我开始觉得那个时候在沼泽里，我是在一场流产中经历着另一场流产。
就在那时，我不再认为不孕对我而言是某种来自大自然的流放，而开始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我只能形容为一种与不孕的血缘关系。我突然明白我确实是一个巨大的生物群落中的一个个体。在这个群落里我们有很多同类，无论人类或非人类，都正为创造新生命而艰苦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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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关于生命权和未出生的生命所有的权利的讨论，我们的文化极少关注儿童的脆弱性，更不必说那些正在孕育中的生命。当我们审批药物和化学品的安全性和可暴露范围时，我们的风险评估集中讨论的是它对成年人的影响。生物学家桑德拉·斯坦格雷伯的观察是，“整个监管制度的基础假设是，从生物学上，我们都被当做中年男性对待……例如说直到1990年，对于辐射暴露的参考剂量都是基于5英尺7英寸、体重157磅的高个子白人男性做出的”。美国大规模生产的化学品中，有超过四分之三从来没有测试过它们对胎儿和儿童的影响。这意味着它们被释放到环境中的时候，没人会顾虑它们将如何影响一个20磅重的人（这是你一岁女儿的平均体重），更不要提对体重是0.5磅的孩子（相当于一个19周的胎儿）的影响。
然而，不育症频繁出现，婴儿集体患病率上升，它们很可能是一种更广泛的健康危机的最早的征兆。例如，虽然多年来我们知道水和空气的安全问题一定与压裂技术有关，但却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人类的健康。但在2014年4月，科罗拉多公共卫生学院和布朗大学的研究人员联合发表了一份权威的研究报告，报告检视了科罗拉多州乡村地区的新生儿健康水平。这些地区正在进行大量的水力压裂工程。研究发现，生活在天然气开发最多的地区的母亲比那些住在没有天然气井地区的母亲更有可能生出患先天性心脏缺陷的婴儿（高出30％）。他们还发现了一些证据表明，母体暴露于高水平的天然气开采活动中会增加新生儿神经系统缺陷的风险。
大约在同一时间，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们在美国经济协会的年会上发表了演说，演说中他们展示了基于宾夕法尼亚州从2004年到2011年出生记录所做研究的初步发现（研究尚未发表）。彭博社的马克·怀特豪斯（Mark Whitehouse）是少数几个在场的记者之一，他后来报道：“他们发现，生活环境与水力压裂工程接近的话，新生儿出生体重偏低的可能性增加了一半以上，从约5.6％增至9％还多。而新生儿阿氏评分偏低的可能性几乎翻了一番（阿氏评分是新生儿健康状况的综合性指标）。”
还有人居住在我们的化石燃料产业链最肮脏的那些地区附近。对于这些居民而言，上述这些对婴幼儿健康的影响，甚至更糟的情况都再熟悉不过了。比如说阿马吉纳昂（Aamjiwnaang）原住民社区，这个社区位于安大略省南部的工业城市萨尼亚南部，因为“消失的男孩”事件一直是严密科学研究的课题。直到1993年，该社区男孩和女孩的出生数量与全国平均水平保持一致，男孩比女孩稍多。但随着人们靠近石化厂生活的时间越久（这些工厂已经为该地赢得了绰号“化学谷”），事情逐渐改变了。到2003年，日托中心满是女孩，只有极少数男孩，并有许多年，该社区只能勉强凑够男孩来组成一个棒球或曲棍球队。果然，对出生记录的研究证实，从1993年到2003年，这片保留地上出生的女孩是男孩的两倍。而1999年至2003年，只有35％的阿马吉纳昂原住民的新生儿是男孩。《男性健康》杂志在2009年的调查报道揭露，这是“有记录以来关于男孩女孩的比例幅度最大的降低”。研究还发现，阿马吉纳昂的女性中39％经历过流产，而一般人群中的女性这一数字大约是20％。在2013年发表的研究发现，激素干扰物可能是罪魁祸首。该地区的妇女和儿童体内的多氯化联苯含量高于平均水平。
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摩斯维尔（Mossville），我听说了同样的生育灾难。这个城市靠近查尔斯湖，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非裔美国人城镇。近年来，这个城市的2000个家庭中已经有超过一半离开了。他们要逃避不请自来的隔壁邻居带来的无情污染：成片的巨大的工业厂房把从墨西哥湾开采出来的石油和天然气炼成汽油、塑料和化学品。摩斯维尔是一个环境种族主义的教科书式的案例：这个城市由被释放的黑奴组成，它曾经为它的居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港湾。居民们享受这里的舒适生活，这样的生活部分得益于周围的湿地，湿地提供了丰富的狩猎场和渔场。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开始，州里的政客积极拉拢石化等行业的企业，向他们提供慷慨的税收减免政策，于是一家又一家，巨大的工厂在摩斯维尔城边落脚。有的工厂距离木屋只有几百英尺。今天，十四家化工厂和炼油厂包围着城市。其中有美国乙烯生产设施最集中的工厂。许多笨重的结构看上去全部是由金属管构成，就像危险的化学大教堂的尖顶。轰鸣的机器二十四小时持续不断地排出废气，泛光灯和闪光灯照亮夜空。
意外泄漏已是家常便饭，爆炸也频繁发生。但是，即使工厂运行平稳，每年也会向周围的土壤、空气、水源和地下水系排放大约400万磅的有毒化学物质。12抵达摩斯维尔之前，我就听说过关于本地的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问题，而且我知道有些居民体内的二噁英含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但我却完全没有料到，我将听到这些流产、子宫切除和出生缺陷的故事。
黛布拉·拉米雷斯（Debra Ramirez）经过多年的抗争以后终于被迫放弃她在摩斯维尔的家，搬到查尔斯湖。她向我描述摩斯维尔时，说这个城市像“满是化学物质的妇女的子宫。我们正在这个子宫中死去”。刚在英国石油公司污染采访后经历了流产的我，觉得这个“有毒的子宫”的比喻实在令人不寒而栗。拉米雷斯分享自己的家人的一些健康历史以后，我的战栗愈发强烈。三十年前，她接受了子宫切除术。之后她的三个姐妹和她的女儿也经历了同样的手术。“代代相传。”她说。一个家庭五个子宫切除术可能只是基因出了问题。但随后拉米雷斯向我展示了一份影像资料。这份录像来自CNN的桑贾伊·古普塔博士（Dr. Sanjay Gupta）主持的关于这个“毒镇”的特别市政厅会议。在视频里，拉米雷斯告诉来访的记者，她接受了子宫全切术，“像大多数在这区域的年轻女性一样”。 桑贾伊·古普塔博士吃了一惊，向房间里边的其他女性求证，她们是否经历过子宫切除术，许多女性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她们默默地点头。然而，尽管现有的许多研究试图指出在摩斯维尔市毒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但却没有一项研究详细检测本市的毒素对生育的影响。
也许这本来就一点儿也不奇怪。我们的文化本就不怎么重视保护，甚至都不关注生育这件事，不仅仅是在人类当中，对一切生命物种都是如此。大量的资金和尖端技术都倾注于用来积极干预我们的生命周期。我们现有的全球农业模式已经成功地把农民保存种子这件事变成一种违法行为。而种子是生命的基石；保存种子是农民们世世代代的古老做法。今天，农民们不得不每年购买新的种子。同时，我们的全球能源模式中化石燃料的价值居然在水之上。可是水是所有生命的起源，没有它，没有生命可以苟活。
我们的经济体系不重视妇女的生育行为，我们向孩子的看护者支付可怜的薪水，教师的薪资几乎一样糟糕。而只有当男人试图参与规制的时候，我们才能大致听说关于女性生育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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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们倾向于忽视我们的工业活动对人类生殖活动的影响，那么那些更脆弱的非人类生物的待遇要糟糕得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份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灾难前所做的风险评估报告。为了深水区域的钻探作业获得政府批准，该公司需要给出一份可信的计划，用于评估一旦泄漏，生态系统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而公司会如何应对。因为风险最小化是这个行业的标志之一，所以该公司自信地预言，许多成鱼和贝类将能够在石油泄漏的情况下生存下来，它们可以游离或“对碳氢化合物进行代谢作用”，像海豚之类的海洋哺乳动物可能会有一些“压力”。报告光明正大地忽略了“卵”，“幼虫”，“胎儿”和“幼体”。换句话说，这份报告的基础假设是我们生活在所有生物体都已经完全成熟的世界里。
这个假设，毋庸置疑，被证明是一个悲剧性的假设。正如在泄漏初期人们所担心的，英国石油公司带来的这场灾难的最持久的遗害之一，可能就是这片水体成为生命不存之地的危机。在这片海湾地区的某些地方，灾难的影响将会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唐尼·沃特斯（Donny Waters）是来自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渔民，主要从事红鲷鱼和石斑鱼的大规模捕捞，是彭萨科拉地区最大的个人捕捞配额持有者之一。漏油事件两年后，他报告说，“我们没有看到足够多的小鱼”，他指的是那些在灾难最恶劣的阶段时处于幼体阶段的那些小鱼。这件事尚未影响商业捕捞，小鱼本来也不在捕捞之列。但是沃特斯担心2016年或2017年到来的时候—正常情况下这批小鱼会在那时长成—他和他的同事们将会撒了一把网却“什么都捞不着”。
漏油事件发生一年后，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进行虾、蟹以及蚝类捕捞的渔民开始报告捕鱼量的大幅减少。而在某些地区，雌蟹变得稀少，而且许多在产卵季节捕获的雌蟹体内没有任何的蟹卵（在这些地区的贝类已经显示出明显的改善，但雌蟹体内蟹卵缺失或蟹卵偏少的情况一直持续；类似这样生殖能力受损的情形在虾和牡蛎捕捞业中均有出现）。
漏油事件对这些生育问题的确切影响仍不清楚，因为很多研究还没有完成，但越来越多的科学数据强化了这些渔船船员间传闻的可信度。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石油泄漏后的牡蛎进行抽样调查发现，石油中含有的三种重金属在牡蛎体内的浓度表现出惊人的上升，89％的样本牡蛎也出现了上皮化生症状，这是因外界刺激而产生的一种组织畸变，会影响生殖活动。在另一项由佐治亚理工大学组织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测试英国石油公司的石油与科瑞科特（Corexit）石油分散剂混合后对轮虫的影响。轮虫是处于食物网底端的显微动物，它提供了“河口地区鱼、虾、蟹的幼体所需的食物”。研究发现，即使量非常微小，“轮虫卵的孵化率也降低了50％”。
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安德鲁·怀特黑德（Andrew Whitehead）教授的实验结果。怀特黑德教授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生物学教授，他曾与同事一起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调查英国石油公司的漏油事件对墨西哥湾沼泽地区产量最丰富鱼类之一小型鳉鱼的影响。他发现，当鳉鱼胚胎接触到含有漏油污染的沉淀物（包括漏油事件一年多后所收集的沉积物样品）后，“这些胚胎越来越缺乏生命力……不再正常成长，也无法正常孵化，表现出心血管系统发育的问题，它们的心脏都无法正常发育成型”。
沃特斯担心这些消失的鱼儿们登不上新闻，因为首先没有图片，不过是“什么都没有捞上来的渔网”。但是对于小海豚集体死亡的事件来说，这样的担心就多余了。2011年初，单就2月份一个月，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下属的国家海洋渔业局就报道，有35只幼年海豚在墨西哥湾沿岸的海滩和湿地上死去—这几乎是平时数量的17倍（正常年份的2月份这个数字是两只）。到2014年4月底，共有235只幼年宽吻海豚尸体出现在墨西哥湾沿岸。这是一个骇人的数字，因为科学家们估计，在岸边或海岸附近发现的鲸类尸体的数量仅仅代表了“真正死亡数”的2％。
对这些海豚进行检查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科学家们发现，有些小海豚在母亲腹中就死去了，而其他则是在出生后几天内死亡的。莫比·索朗基（Moby Solangi）表示“某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导致这些动物要么流产，要么无法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他是位于密西西比州格尔夫波特的海洋哺乳动物研究所（IMMS）的执行董事，也是参与调查事件的科学家之一。
这次大规模死亡事件发生在英国石油公司漏油事件后第一个分娩季。这意味着，十二个月妊娠期间，怀着这些海豚幼胎的海豚妈妈们极有可能游弋在这片被石油和化学分散剂污染的水体中，当她们浮出水面呼吸时，很可能吸入了有毒的烟雾。代谢碳氢化合物对生物体而言是沉重的负担，也会使海豚更容易受到细菌和疾病的侵袭。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当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牵头的科学家团队对29只路易斯安那州海岸附近的海豚进行研究时会发现大量肺部疾病，而皮质醇水平低到让人目瞪口呆—这表明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和为了应对压力机体受到了严重损害。他们还发现了一只怀孕五个月的海豚妈妈，她的胎儿“成活不了”。这对海豚这个物种而言极其罕见，此前科学文献中都没有相应的记录。“我从来没有见过患病动物的比率如此之高，和如此不同寻常的体征，比如肾上腺皮质激素异常。”洛瑞·施瓦克（Lori Schwacke）这样表示。他是关于这些发现的论文的主要作者，论文在2013年下半年发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警告说，海豚“可能”面临着“存活率降低和繁殖能力削弱”。
在这么重要的一个时期，漏油不是这些动物需要面临的唯一额外压力。2010～2011年冬季本地迎来了异常的强降雪。科学家们认为这种现象与气候变化有关。当大量的积雪融化，淡水水流进入墨西哥湾。对习惯了墨西哥湾温暖海水的哺乳动物来说，这不仅把盐度和温度降低到危险的水平，还有可能与石油和分散剂相结合，形成一个对海豚和鲸类等更加危险的环境。露丝·卡迈克尔（Ruth Carmichael）—来自多芬岛海洋实验室的资深海洋科学家—解释道：“这些像货物列车般的冰冷淡水有可能袭击（海豚），这几乎是雪上加霜。”
这就是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上的经济带来的双重恶果：当开采活动出现问题时，这些碳元素在开采点就会逃逸出来，这是致命的；即使开采活动一切顺利，碳元素释放到大气中，这也是致命的。而当这两股力量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同时出现时，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就像那个冬天在墨西哥湾沿岸所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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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向一个又一个物种施加压力，剥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创造新生命，延续自己的血脉。生命的火花在最早最脆弱的时候被扑灭和扼杀：在卵的形态时，在胚胎的形态时，在鸟巢里，在兽穴里。
海龟这个古老的物种，在令恐龙灭绝的小行星碰撞时都生存了下来，今天它们却面临繁育的难题：雌海龟产卵地区的沙子变得太热了。在某些情况下，温度高到许多卵完全不能孵化，要不然就是能孵化但大多孵化出的是雌性的小海龟。而至少有一种珊瑚正经历一个类似的与气候相关的生殖危机：当水温高于34摄氏度（93华氏度）时，卵子与精子的结合活动就会停止。同时，高温可使形成珊瑚礁的珊瑚缺乏食物，它们不得不消化自己的卵子和精子来获取营养。
沿着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太平洋海岸生存的牡蛎，因为近几年海水以惊人的速度酸化，幼体在生命的最初几天无法形成小贝壳，这导致大规模的死亡甚至整个种群的死去。理查德·菲利（Richard Feely）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海洋学家，他解释说，在这种大规模死亡开始出现前，“当时我们所知道的是，许多成年的生物对酸化敏感。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些生物在幼体阶段对酸化的敏感程度要大得多”。到2014年，这件事导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扇贝种群的整体崩溃。该海岸某个最大的扇贝养殖场报称，单在他们的养殖场就有大约1000万软体动物死亡。
在陆地上，气候变化最先、最严重影响到的也是年幼的生物。比如在格陵兰岛西部，小驯鹿的出生和存活率出现了急剧的下降。气温上升似乎已经改变了某些植物的生长周期，这些植物对小驯鹿的成长极其关键，对繁殖期和哺乳期的母鹿也非常重要。同时以斑姬鹟为例，鸣禽类的种群在欧洲的一些地区几乎完全消失，因为成年鸟类需要依靠毛虫养活自己的幼鸟，而现今毛虫孵化得太早。在缅因州，北极燕鸥幼鸟出于同样的原因被饿死：它们赖以生存的小鱼已经逃到了水温更低的水域。与此同时，有报道称在加拿大的哈德孙湾附近，由于永冻土解冻，北极熊的兽穴正在逐步崩溃，这让北极熊幼崽暴露在危险之中。
随着对气候变化对繁殖和幼体生物的影响研究逐渐深入，我碰到更多这一类自下而上的威胁的例子，受到威胁的物种从狼獾的幼仔（它们的父母现在不能在冰里储存食物），到游鹰（游隼）的幼鸟（它们要么遭遇低温，要么在异常的大雨中溺亡），一直到环北极的海豹幼崽（白雪皑皑中它们用以分娩的兽穴正受到威胁，像北极熊一样）。26一旦我们意识到这样的趋势，事实就很明显了：幼体生物天然地比成年动物更羸弱，即使是最细微的环境变化也会对他们造成更多的伤害；而当动物处于环境压力之中时，生育也自然是第一个被削弱的生理机能。然而，对我而言在这个研究中最震撼的事实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甚至专家都为之惊骇。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这些现象的忽视是说得通的。我们的思维习惯是，灭绝这个过程，对一个物种或者一些物种的各个年龄层的影响是无差异的。就像恐龙在小行星的撞击下在地球的表面被完全抹去，或者像我们的祖先猎杀各种动物，直到它们全部死去。所以我们认为生物的摧毁也当然是这种方式。但在化石燃料的时代，让地球了无生机的手段变得更为隐蔽：我们先是妨碍了成年动物的生殖能力，再让它们的幼体难以生存。没有尸体，只是消失—什么也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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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去生育诊所几个月后，一个朋友建议我去看一个自然疗法医生。这个医生帮助她认识的好几个人成功怀上了孩子，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理论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女性虽然没有明显的病变却还是怀不上孩子。这些理论与我所知的所有理论完全不同。
她告诉我，怀孕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做出的最高的要求之一，而如果我们的身体拒绝这个任务，这往往表示我们的身体面临着太多的其他要求：也许是高压力的工作，这让我们几乎时时都在“要么战斗要么逃跑”的状态，也许是我们的身体需要代谢毒素或过敏原，或者也许是现代生活带来的压力（或是所有上述的一些组合）。如果我们的身体要强化并抵御这些现实和感知到的威胁，它就会开始发出信号提示我们它现在没有多余的能量来构建和滋养一个全新的生命。
绝大多数生育诊所会用药物和医疗技术来击溃这些身体抵抗力，这也对很多人起作用。但是，如果不起作用的话（情况往往如此），妇女会变得更加紧张，导致她们的荷尔蒙比开始治疗时还要不正常。自然疗法与此完全相反：尽量找出对我身体造成过度压力的因素，去掉它，然后祈望一个更健康更平衡的内分泌系统会向这些即将到来的新生命发出更温馨的信号。
经过一系列的测试，我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过敏症，这之前我完全不懂。另外我的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和皮质醇水平偏低（奇怪得紧，这就是那群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科学家给墨西哥湾沿岸海豚的测试结果）。医生问了很多关于我的生活方式的问题，包括过去一年间我曾经飞行过多少个小时。“为什么问这个？”我警惕地问，因为我知道我的答案听上去会很夸张。“因为辐射。一些对空姐的研究表明暴露在其间对生育功能有伤害。”非常棒，原来飞行不只毒害大气，它可能已经毒害我多时了。
我得说我当时根本不信这种新方法会让我怀孕，我甚至不认为它背后的科学理论站得住脚。而且我敏锐地意识到，把不孕归因到女性压力这种说法有着广泛而不光彩的历史。“要放松”，不孕的女人们早就被告知（换句话说：这一切都在于你的脑袋/都是你的错）。话又说回来，在生育工厂的这些医生显然在这件高利润的猜测工作上非常投入。和她见面后，这位医生的确让我有点儿清新脱俗的感觉。*28终于有人试图弄清楚为什么我会怀不上这件事情，而不是试图逼我的身体做一些它明确拒绝的事情。至于缺点，他们让我想起了一个有关全球变暖的热门动画片—一个人在气候峰会上问道：“如果这是一个大骗局，我们不是凭空创造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吗？”如果这些肾上腺什么的都是胡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不过是，我更健康了，更少压力了。
所以我一切照做。瑜伽、冥想、饮食结构的改变（常见的与小麦、麸质、牛奶以及糖做斗争，还有各种更深奥的琐碎细节）。我接受针灸治疗，喝苦涩的中药，我的厨房柜台摆满了各种粉末和补充剂。我也离开了我在多伦多城里的家，搬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乡下。这里距离最近的城市需要乘坐渡轮，到最近的五金商店也有20分钟的车程。这是我的父母生活的世界，我的祖父母葬在那里，我之前只有写作和休息时才会去。我将会了解专门生活在那儿会是怎样一种感受。
渐渐地，通过声音我就能辨识出好几种鸟儿，通过出现在水面的涟漪，我就能知道是什么样的海洋哺乳动物。我甚至发现欣赏这些美丽的瞬间却毫不挂怀这会让我损失的其他东西，我钱包里能够证明我是旅行常客的金卡十年来第一次过期，但我却很高兴。
我依然会为了研究而旅行。但是每当这时，我就意识到我的新医生关于不孕的理论，和为了避免灭绝我们人类必须做出的变化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她的意见归结起来是这样的：在开始照顾另一个生命前，你要先照顾好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说的是，我要给自己一些时间“休耕”，而不是西方医学中强调的、机械般的“更用力点儿”。
我离开那个藏身之处前往堪萨斯州萨利纳的土地学会，那时我就在思索这种思路。土地学会是当前还在活跃中的最令人兴奋的一个实验室，他们研究前沿的农业生态养殖方法。韦斯·杰克逊（Wes Jackson）是该学会的创始人和主席，他说他正在设法解决所谓“农业最古老的问题”。本质上讲，自人类种植和耕作伊始，我们就一直在剥离土壤的肥力。
若是没有人类干预，在另一种植物旁边会生长不同品种的植物并且可以作为多年生植物，年复一年地再播，保持根部增长并扎得更深。这种多样性和永恒性的组合保持了土壤的健康、稳定与肥沃。根部固定了土壤，植物更安全地慢慢吸收着雨水，不同的植物提供不同的生育功能（一些如豆类和三叶草的植物，更善于固定氮，这对于植物生命的基础构建十分关键），而多样性控制着害虫和杂草入侵。
这是一个自我维持的循环圈。通过分解植物来作为新植物的自然肥料，生命循环得以不断更新。根据农民和哲学家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所言，保持这种循环必须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核心。“可持续性的问题很简单，”他说，“它要求出生、成长、成熟、死亡和腐烂的生息循环……连绵不断，这样的话，收益得以保持，并且没有浪费任何东西。”简而言之，尊重地力，持续发展。
但是，当人类开始种植需要年复一年再播种的单一作物时，地力损失的问题就产生了。工业化农业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众所周知：靠大量灌溉来弥补一年生作物较差的保留水分的性能（随着淡水变得越来越稀缺，又出现了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和依靠化学物质施肥抵御外来入侵的害虫和杂草。
这反过来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环境和健康问题，包括由农业径流带来的的大量的无水地带。换句话说，土壤的肥沃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只是简单地把陆地危机转化成了海洋危机。不孕的链条变得更长，因为在工业农业中使用的一些化学物质是内分泌干扰物，如草类杀手莠去津，研究发现它能导致两栖类、鱼类、爬行类和老鼠的不育，还有雄性青蛙的性异变。虽然莠去津的制造商对此有所争辩，但这些化学物质同样与人类的出生缺陷和流产的发生率增加紧密相关。与此同时，许多专家说，蜜蜂—最关键的自然传粉者，正在受到威胁，有可能成为农业化学依赖性的下一个牺牲品。
尽管种植着一年生作物，许多传统的农业社会已经发展出保持土壤肥力的方法。例如，中美洲的玉米种植，允许土地有可以再生的闲置时间，并补种有固氮功能的豆科植物，比如大豆和其他作物的混合间种。这些模拟类似的植物在野外生长的方式，已经成功地让土地肥沃了数千年。健康的土壤还有额外的固碳（帮助控制排放）作用，多元化的农业面对极端气候也不会那么脆弱。
土地研究所韦斯·杰克逊和他的同事们更进一步：他们试图改造工业社会，方法是依靠杂交方式培育多年生的谷物如小麦、麦草、高粱、向日葵，这些作物不需要每年重新种植—就像大规模的农业开始以前，最初形成草原景观的高高的野草。“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种像原生态系统一样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研究所文献中这样解释，“要找到一种给农民和土地带来回报，而不是给外部输入的制造商利润刺激的作物种植方式。我们设想一种农业，不仅可以保护不可替代的土壤，而且可以减少我们对化石燃料和破坏性的化学合成物的依赖。”
这种工作已经开始了。2010年我第一次参观研究所时，礼品商店开始出售第一批由多年生麦草制作的面粉。杰克逊和他的团队驯化了这批麦草，并称之为柯查（Kernza）。当我一年后回来时，南部平原正在遭遇毁灭性的干旱，得州遭遇其历史上最干旱的一年，小麦、玉米、高粱减产了50%～60%，农业损失高达70亿美元。34但土地研究所的试验田却仍然健康而肥沃，植物长长的根系能够依靠稀少的水量存活。这是方圆几英里内唯一的一片绿色。
就在那时我怀上了我的儿子。怀孕最初几个月，最困难的部分是相信一切都是真的，是正常和健康的。不管有多少测试得出可靠的结果，我都会准备好迎接悲剧。那时帮助我最多的就是徒步旅行了，在生产前的最后几周的焦虑期内，我会通过走路来平复我的神经，只要臀部感觉到了酸痛，我就会沿着原始的小溪踏上干净的小道。小溪源于附近一个冰雪覆盖的山头，清澈的水从瀑布上落下来，聚集在十几个池塘里，形成急流，最后汇入太平洋。
在这些徒步中，我会睁大眼睛去观察银色的鲑鱼溯河洄游，在浅河口经过几个月的孵化之后，开始它们的大海之旅。我想象着银鲑、粉鲑和大马哈鱼们穿过激流和瀑布去到达它们出生的地方。这是我儿子的决心，我会告诉自己。他显然是一个战士，即使困难重重，也要想方设法来到我的怀里，同样，他也会让自己安全来到这个世上。
没有比太平洋鲑鱼更能代表生命的坚韧的了。为了到达它们的产卵地，银鲑像疯狂的皮划艇爱好者一样跨越巨大的瀑布，躲避着老鹰和灰熊。在生命的最后，鲑鱼会用尽它们最后的生命力来完成自己的使命。鱼苗必须经过一次巨大的物理变化（蜕皮），让身体做好准备从淡水过渡到海洋。它们将生活在那里，直到开始自己的逆流之旅。
但是这些生物上的胜利只是再生故事的一部分。因为住在鲑鱼国家的人知道，有时秋天的河流会空得可怕，除了枯叶或者一两条杂色的鱼，什么都没有。鲑鱼的确是我们的奥林匹克运动员，它们决心用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表达方式进行一个生命循环。但它们不是不可战胜的。它们的力量可以被过度捕捞所削弱，水产养殖带来的海虱传播会杀死成群结队的年轻鲑鱼，科学家认为水温升高有可能威胁到它们的食物供应，粗心的伐木工作留下的碎片会堵塞它们产卵的溪流，混凝土大坝让最擅长杂技的银鲑无计可施。当然，石油泄漏和其他工业事故也完全可以把它们扼杀在成长的路上。
这就是为什么鲑鱼从占西北太平洋鱼类的40%开始减少的原因，部分种群如银鲑、大鳞大马哈鱼、红鲑也在持续的威胁之下面临灭绝的风险。35想知道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只需要看看新英格兰和欧洲大陆，一度十分活跃的大西洋鲑已经从那里的河中消失了。就像人类一样，鲑鱼可以克服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困境。
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的故事的美好结局仍然让我感到不安和不圆满。我知道，对有些人来说，我的怀孕故事好像在强化人的韧性最后一定会胜利这样一个观念，但那并不是我所感受到的。我不知道为何这次怀孕成功，就如同我不知道以前为何失败一样—我的医生也不知道，不管是高科技还是低科技。不孕症仅仅是我们人类所面临的未知世界中的一个。因此能够走到这一步我仍然感到十分幸运，毕竟就算生活再平静，失败也还是那么容易。如果我乐于提高科技赌注的话，很有可能我也会在那些多产工厂的墙上，贴上我可爱的宝宝的照片。
我想我的一部分仍然在路易斯安那满是油污的沼泽中，和我身体内命途多舛的胚胎一起，浮在满是中毒的幼虫和胚胎的海面上。让我回到那个悲伤之地的并不是自怜，而是因为我相信，在对抗生物学极限的身体记忆中—两次、三次、四次失败—一定有某种珍贵的事物，一种我们所有人都应当了解的东西。撞到墙上并不能驱散我对痊愈和恢复的信念。它教会我这些礼物需要特殊的照料，还有一种对于极限的警惕，极限之外，生命将无以维系。
因为真相是人类有奇迹般的韧性，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挫折。我们生来就是为了生存，我们有肾上腺素，有复杂的生物冗余，允许我们获得奢侈的第二、第三、第四次机会。我们的海洋和大气也是这样。但是生存与繁荣不同，与活得精彩也不同。如同我们看到的，对于大部分物种来说，生存不代表能够养育和创造新的生命。生物界的慷慨大方并不代表它的宽恕是无限的。有适当的照料，我们能伸展自如，但是我们也同样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社区，还有我们的生态体系。
—— 完 ——
《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加] 娜奥米·克莱恩著，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