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患癌8年，发生5次转移，在日本接受到更加先进的疗法

对于一个患癌8年人来说，今年58岁的王先生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在悬崖边挣扎，经历过两次手术，挺过煎熬的药物副作用，逃离脑转移的命悬一线，闯过“无药可医”的绝境…

幸运的是，他一次次从晚期肾癌中扛了过来，晚期癌症绝地重生，这仅仅是靠运气吗？ 王先生向我们讲述了他患癌8年的艰辛历程。

人生前50年中，我的身体一直不错，酷爱运动、天性乐观。

那是2011年5月，我去体检，结果查出甲状腺有一个瘤。医生告诉我是良性的，不影响正常生活就不用处理。

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我感觉腹部和后背有些莫名的疼痛，于是又去医院做了一次平扫。

这次，医生才发现我左肾上的有一个原发肿瘤，泌尿外科的医生给我做了手术，切除了一半肾脏，手术后发现，肿瘤已经3公分大了。

当时，我天真的以为，手术后我就可以彻底远离“肿瘤君”了，哪知道，我和癌症的抗争才刚刚开始。

诊断没弄清，就丢了半个肾

一年后，我再去检查，医生发现我甲状腺上的肿瘤似乎变大了，但怎么检查都是良性的。

切下来后一鉴定，最终还是恶性，这下明白了，一年前放着这个转移灶没处理，我就直接被切掉了半个肾！

但世上没有后悔药，既然事已至此，我必须拿出勇气和恒心对抗癌症。第二次手术后，我开始服用靶向药索拉非尼。

断断续续用药的一整年，副作用让我难以消受。高血压经常使我头晕眼花，最痛苦的是：我不能正常走路了！脚踩在地上像踩着针一样，钻心地疼。

曾经活蹦乱跳的我，只能拄着拐杖走路。最终，医生只能建议我停药。

危急时刻，致命的脑转移

2014年3月的一天早上，一次出门我直接摔了一跟头。我马上到医院做个头部MRI检查，医生告诉我：头部MRI的结果显示，我的肿瘤转移到了脑部。

我第一次感觉到这次可能是危在旦夕了，脑转移的患者，一般都活不过一年；不治疗的话，可能就是几个星期。知道我的性格，家人没有隐瞒我的病情。

一刻也没有停留，家人马上将我转到北京的一家知名三甲医院，医院给出的方案是对头部转移肿瘤实施伽马刀放疗。

放疗时为了保持稳定和放疗点的准确，我必须纹丝不动，医院给我带上一个“紧箍咒”：一个金属圈，在额头上拧两个螺丝，后脑勺再拧两个螺丝，用钳工那种扳子固定上。螺丝一直扎到骨头里。

固定前他们会给我上麻药，我虽然感觉不到疼，但那种难受、憋屈的痛苦，真的是只有亲身经历了，才能理解。我就在那张锈迹斑斑的治疗床上直挺挺地躺了40多分钟，感觉自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

做完放疗后，我慢慢地自己坐起来，螺丝被拧下来，血就顺着我的额头、后脑勺流下来。满脸是血的那一刻，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离死不远了。

“无药可医”的困境

这次治疗后，我开始服用另外一种靶向药——舒尼替尼。用药一个多月，我反应特别大，浑身上下，每一寸皮肤都奇痒难耐，比疼还要难受百倍。

那一个多月，我晚上几乎都无法入睡，我巴不得还能像以前一样，半夜爬起来跑两圈。即便这样难熬，再次复查头部MRI时，我脑部又发现了新的转移！

接下来又是射波刀放疗。医生陆续给我换了3种药，但多次复查证明，这3种药物都没有对我起到任何作用。国内一位著名的肿瘤专家告诉我：“你只体验了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却没有起到任何疗效。”

2015-2016年，我就这样连续换药、治疗，肿瘤就像狡猾的敌人一样，在我身体里四处伏击。

难道我真的“无药可医”了吗？病痛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但这并不能阻碍我的思考，求生，我脑子里只有这一个信念。

换药也许不是好办法？

国内的方法几乎都尝试过了，在家人的坚持下，我决定赴日本找寻希望，我们最终选定了日本德州会湘南镰仓综合医院。

2017年6月，我在家人陪伴下，到这家坐落在日本镰仓的医院，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医疗中心。

我就诊的日本医院

医院里音乐环绕、设施齐全，配备着图书馆、纪念品商店、餐厅等等。医院对病人的照顾，体现在各种细节中，比如医院停车场为病人准备了轮椅；每一个卫生间都有编号，病人需要紧急帮助时，能准确报出自己所在的位置；墙上贴着癌症幸存者分享的真实故事，让您心生感动和敬佩。

到日本后，由于药物的副作用，我的脚还是特别疼。

我的首诊医生是下山来医生，聊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下山来医生告诉我，我不应该频繁地更换药物。他还提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医生给你用舒尼替尼的时候，没有使用其他药物干预副作用吗？”“没有。”我说。

他告诉我，在已知药物副作用的前提下，是可以使用其他辅助药物来缓解的，出现不可忍受的副作用后，就更换药物，可能会加速身体出现耐药性。

出现骨转移，抗癌路更加艰辛

接下来，他安排我去做CT、MRI等等检查，这些检查我在国内都做过，但日本的体验和国内真是大不一样。

躺在MRI的治疗床上时，护士从保温箱里拿出一条热毛毯，盖在我身上，而且在膝盖处垫上了一个枕头。做完后，护士还会扶我坐起来。

下山来医生看到检查结果后告诉我，病情依然在进展，甚至出现了骨转移！

他建议我继续放疗，但是停用之前的药物。而且告诉我，我难以行走，有可能是国内放疗剂量过大的原因。

就这样，我在日本先后做了5次放疗。头部放疗时，日本医院也会把我的脑袋固定在放疗床上，但是根本不会流血。因为固定面罩是根据每个人的头型专门定制的，把脑袋一裹，就能牢牢固定；而且，面罩贴合皮肤的部分还很柔软。放疗时间也非常短，只有不到半小时，而国内要40多分钟。

这家医院的放疗等待室

全身放疗时更简单，会有一种床单似的模具，往身上一盖，痛苦非常小。

第一次治疗就在日本待了几个月，我逐渐接受了新的治疗环境。

第二次赴日本，免疫治疗消灭所有癌细胞

2018年3月，在家乡过完春节，我又飞回日本继续治疗。

复查前，我感觉有些轻微头疼，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又转移了吧？下山来医生看着我的影像资料，还没等我描述自己的疼痛，就对我说：“因为病灶附近有轻微炎症，现在你可能在头部位置有轻微疼痛。”

下山来医生的话正中要害，我能感受到他和他背后的治疗团队，对我的病情一定进行过深入地研究。最后，主治医生跟我说，“你的治疗方案没问题，还要继续放疗，并且开始使用PD-1。”

PD-1是一种先进的免疫疗法，我早有耳闻，但是在国内还没有获批肾癌的治疗，没想到自己可以使用到。

按照下山来医生的治疗方案，我开始使用PD-1抑制剂（pembrolizumab），每3周注射一针，一针200毫克。预计先打14针。

这次在日本治疗期间，我就打完了第10针。期间我回国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日本医生的检查报告显示：我身体里没有检测到任何癌细胞！

我又把检查报告拿给国内的一位医生朋友看，他感叹着跟我说：“你真的太幸运了，你可以理解为自己被‘临床治愈’了！”

今年二月，我去日本复查，下山来医生告诉我，我还需要继续注射PD-1，以后每4个月到日本复查一次。

八年了，我经历了太多、太多，多少次几乎和死神擦肩而过，没想到，现在我竟然实现了“cancer free”!

想起那些因为疼痛而失眠的夜晚和拖着病弱之躯坚持锻炼的自己，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感谢我的亲人对我的精心呵护，感谢先进医学的发展、感谢日本医生对我的科学治疗，让我见证了癌后八年最好的自己。

结语：

下山来医生告诉我，人生始终有跌宕,不幸遭遇重病，无需惊恐，要有志气和信心，谨遵医瞩，补养体能，积极治疗,补充营养。不使身体掉队，营养失衡。有一颗开朗宽容的心态，矢志不渝地坚持治疗，运动，营养。

相信有一天，你也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