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的癌痛患者都在默默忍痛，殊不知疼痛是癌症最显著的信号，癌痛也是病，需要被治疗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3期，原文标题《癌痛：我们是否需要姑息镇痛？》

记者/黄子懿 实习记者/曾笑盈

2013年3月，伊朗德黑兰，一位罹患乳腺癌的妇女卧床忍受着剧痛

从2016年春天开始，每到夜里10点，天津退休干部汪刚的家里都会迎来四个小伙子。他们是汪刚的亲戚、晚辈与下属，都是20多岁，年轻力壮。

“就像每天吃饭一样。”汪刚对四位小伙子的到来早已习惯，甚至离不开。一到晚饭后，他就等待着四人到来。事实上，四个小伙子，已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救星。

“啊，疼了！”汪刚一声大喊。夜里10点刚过，他的腰椎发出一阵剧疼。以腰为中心，一股灼烧的撕裂感在汪刚体内呈放射状游走，痛点遍布四处，隔几秒就疼下。听到汪刚大吼，四个年轻人立马将他抱住，两人按住大腿，两人捏稳屁股。他指哪，他们就抓哪，以防痛点游走。最疼时，他想着挣脱掉四人环抱直撞墙面，以疼止疼。但四人一直死死抓住满头大汗的他，直到两三小时过去，疼痛渐息。

汪刚说，那是一种“千刀万剐的感觉”，有种掉进冰窖的无助之感。他今年62岁，是肾癌晚期患者。他的肿瘤病灶增生，压迫腰椎神经，下半身渐有剧痛之感。痛不规律，时长时短，多在夜里袭来。长达半年里，他无法睡上一个好觉，刚睡着，就被疼醒。

“他刚来的时候，都快截瘫了，走路都困难。”汪刚的主治医师、天津市肿瘤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王昆说。行医14年来，他见过各式被癌痛折磨的病人：歪着脖子的、躬身捂腹的、浑身冷汗的。还有严重到下身截瘫者，躺在担架上被送到病房，却无法让人抬上病床，只有挣扎着自己爬，“只要稍微一碰，他就喊疼”。

这些都是癌痛病人。癌痛，即癌症疼痛。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新发约380万癌症患者，其中约62%伴有疼痛，在中晚期癌症患者中，该比例高达80%。像蜘蛛织网一般，肿瘤生长扩散，压迫周围神经组织，病人渐有痛感。随着病情加重，癌细胞向骨骼、神经及内脏等组织扩散转移，晚期患者会成片乃至全身疼痛，无法进食、睡觉，连喘气和翻身都成了奢侈。“癌痛已经是一种疾病了。”王昆说。

疼痛有10个等级的划分，多数中晚期癌症患者的评级都可达到7级以上。王昆的科室有26张病床，躺着的基本都是7级疼痛以上的。当记者在病房见到汪刚时，他右倾侧卧在床上，翻身不便，这个姿势让他更舒服。被问及当时有多疼时，他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10级！”

10级有多疼？王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一位护士长，她举了一个例子：“比如顺产生孩子和被开水烫，就是10级疼。”王云在中西医结合暨老年肿瘤科做了20多年疼痛护士。通常，她会让病人自己评估自己的病痛，给一个从笑脸到大哭脸的表情评分，得到的都是7级以上的中重度疼痛哭脸。

与生孩子、被开水烫的短暂疼痛不同，癌痛是慢性疼痛，如果不加治疗会越来越痛，对人的意志力是致命打击。疼痛是癌症最显著的信号，每一次疼痛加剧，都会使患者失去治疗信心，焦躁、抑郁接而袭来。研究显示，有近25%的癌痛病人有严重抑郁症，是导致自杀倾向的主要动因。

“很多患者，真是痛不欲生。”李萍萍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疼痛与症状控制多学科协作组首席专家。她多年从事疼痛控制，见过许多患者痛得想要自杀，“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我们都见过”。李萍萍说，疼痛如果不控制，患者很难继续接受肿瘤治疗，或者干脆放弃治疗。

77岁的李海蓉是肺癌晚期骨转移患者，2008年发现肿瘤以来，她已生存10年，属肺癌患者中的长寿者。即便如此，时而袭来的肩疼、脊椎疼仍每日折磨她：晚上她不能躺下，只有靠枕头垫背坐睡，“能睡3小时就感恩戴德了”；哪怕是大夏天，睡前和醒后，她的第一件事都是去用热水烫肩膀，维持高位的体温。

“热点会好受些。”在天津市肿瘤医院的疼痛门诊前，李海蓉对记者说。疼痛有时伴着全身发冷，当日气温约20℃，她却裹着四件衣服来，里面穿上了秋衣，最外面包着两层毛衣。裹得严实也不能减轻疼痛，她不时用手摸摸右肩，对着墙角撞击。

一个月前，她的一位老朋友因肺癌去世。朋友临终前疼得厉害，一疼就喊，惨叫听得她心惊胆战——到最后去世时，骨盆都疼得裂开了。而30年前，她一位同事的妈妈也因癌痛自杀。李海蓉一度也想过结束生命，来到疼痛科就诊前，她曾问过此前的医生：“有没有那种药？请给我来一针，让我没有痛苦地离开。”

“如果生命都是天天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汪刚也有过这种想法。但后来他一想，自己退休金过万，太多了，得给成家了的女儿留着，能活一天是一天。“我要是一个月三四千块的退休金，我现在肯定就死了。”

退休前，汪刚是天津某机关单位的正处级干部，负责侦查工作，立功数次。他几十年如一日在前线，精神状态常常高度紧张。2011年，好不容易快熬到退休，眼瞅着能享受轻松生活了，他却在单位体检时查出肾上有肿瘤。当年9月，他做了左肾肿瘤切除手术。2015年复发，发现肿瘤骨转移，由此开启梦魇般的疼痛之旅。

为了缓解紧张工作，汪刚的业余生活十分丰富，能玩摄影，还能拉手风琴，在工作和生活中人缘不错。原本，他打算退休后走遍全国各地，拍风光大片，再给朋友们拍写真。但这已是他第二次来疼痛科了，癌症带来的疼痛打碎了他所有退休生活的规划。疼痛治疗外，他靠服用靶向药控制肿瘤。“我有点后悔那次去体检了。”汪刚说，如果不是查出癌症，他还能无所顾虑地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他还是过了两年好日子的。”王昆说，2016年那次住院后，汪刚的骨转移导致的神经病理性疼痛是被控制了的。控制好癌痛是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步骤，能促进抗肿瘤治疗。无论是在综合医院还是肿瘤专科医院，镇痛治疗门槛不高、手段趋于成熟，治疗有效率可达70%～90%。但问题在于，目前很多人无此意识。“等送到我这儿，已不可收拾了，这是最常见的。”王昆说。

天津市肿瘤医院疼痛科主任王昆（者也 摄）

每周四上午是王昆的门诊时间，一上午时间，他要看接近30个病人。10月11日的这次门诊，他反复对不同的病人说：“这是观念的问题。”“观念一定要纠正。”这也成了后来他受访时重复最多的话。

一个胰腺癌的病人携着家属而来。病人疼痛严重，进食困难。王昆仔细问后，建议及早住院治疗。家属一听不乐意了：“疼是小事儿，瘤子才是大事儿。”——后来，王昆对着之后的病人说：“像胰腺癌那个家属就是典型观念错误。”

作为“众病之王”，癌症已经成为中国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肿瘤侵蚀人的躯体，也让病人和家属心理恐慌。一旦得癌，会力求治愈，以至忽略疼痛给患者带来的身心折磨。有研究显示，约70%的癌痛患者并未接受规范化除痛治疗，在默默忍痛。

“你老问我疼不疼干吗？赶紧给我治病啊！”作为疼痛科护士，王云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询问、评估病人的疼痛情况。查房时，经常有病人这样反问她。她管理的病房内，30张病床约有一半都是癌痛病人。多年以来，这里都十分安静，很多病人疼得满头大汗、蜷缩一团，却一声不吭，只是让加紧治疗。王云有时会感慨：“中国人咋就那么能忍疼呢？”

“很多患者和家属想的总是治肿瘤，而不重视疼痛。”陆军总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刘慧龙说，癌痛也分为很多种，从广义上讲是“癌症相关疼痛”（Cancer Related Pain）。因肿瘤扩散直接导致的疼痛是其最主流，此外抗肿瘤治疗而导致的疼痛也在其内，如化疗、放疗等引起的疼痛。而无论是哪种疼痛，都是越早治疗越好。

“疼痛是疾病的第一信号，是肿瘤患者走下坡路的重要启动因子。如果饭吃不好，觉也睡不好，病人能对抗肿瘤治疗有信心吗？”王昆说，疼痛症状出现后，如果拖延1～2个月才镇痛，效果会很差。这是因为，癌痛对身体发生多次刺激后，体内神经会发生适应性变化，导致痛域下降，外周和中枢神经敏化，小疼随之变成大疼，“比如从机制上看是5级疼，但病人的感受可能就是8级”。

很多“一碰就疼”的病人就是这种“敏化”。汪刚第二次入院前，坚持不让妻子碰自己，翻身、起床都自己来，“只有一碰，就射到全身疼，跟开关似的”。李海蓉右手活动困难，无法举起，每天也坚持自己更衣，靠着左手一点一点在袖子里蠕动着攒进去。

“我之前想的是，人岁数大了，谁身体还没点骨头痛。”李海蓉此前也没有主动治疗意识，以为疼痛是为这辈子之前的劳累还债。她当过知青下过乡，后从天津支援“三线建设”到四川工作整整20年，曾泡在冰水里劳动过多个冬天。后来骨痛难治，才听骨科医院大夫建议来找王昆。

与李海蓉一样，疼痛需要治疗。耽误镇痛治疗，甚至会影响到神经和正常功能，不乏严重者至截瘫。汪刚差一点就截瘫了，如果妻子强烈要求，他可能都不会去疼痛科的门诊。而汪刚的对床，56岁的林源就没那么幸运了。他是肺癌晚期患者，3年前被诊断出来后，他当护士的女儿就在一直自己就职的医院为其病情奔走，尝试多种治疗方案，下身最后依然瘫痪。

“肿瘤的根治，是医生的最高追求，但也是最困难的。如果癌症能够很容易治愈，大家的感受也不会那么强烈了。”刘慧龙说，如果能将肿瘤控制、并减少病症，使癌症成为一种慢性病，社会也逐渐不会“谈癌色变”了。“比如糖尿病就是治不好的，但如果将血糖控制在一定范围，那病人该活80岁，还是会活80岁。”而多数情况下，以药物治疗为主的镇痛治疗，与正常抗肿瘤治疗并不冲突。

“带瘤生存”已成为医学界的共识。“肿瘤目前还不应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发展与否的问题。”王昆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肺癌生存10年的李海蓉。记者刚刚敲开走进他的门诊室，他就指着来看病的李海蓉说：“你先跟张奶奶聊聊，她是非常典型的患者。”

2001年，李海蓉老伴患肝癌去世。那一年她59岁，为此伤心抑郁许久，7年后自己也被查出癌症。年轻时，她“家庭成分”不好，没上大学，去了天津某国有厂干了一辈子，家庭条件有限。当年支援“三线建设”，也让她“欠下一辈子还不上的感情债”。当时家中1岁多大儿子被留在家里，至今与她关系不好。癌症复发后，她除常规用药外，再无其他治疗。

“我这岁数，就别浪费国家资源了。”说这话时，李海蓉脸上虽带着笑，但也能感受到背后的心酸。肿瘤治疗需要人陪，但家里很少有人陪她。儿子们都是普通工人，医保也能覆盖大部分药费，李海蓉不想再添负担。手术前一天，她才让儿子来的医院。

孤独地自食其力，这对这位老人来说是一种常态。2008年她突感胸腔不适时，是在公交车上——为了排解孤独，她每天会乘坐公交车，从家里做到终点站，再从终点站坐回来。两年前，自认“倒霉了一辈子的”的她还被查出脑梗。她自嘲这说，当时第一反应是：“还不错，脑梗比脑瘤好。”采访后，她对记者说：“能跟你说这些，我真高兴。”

基于李海蓉的例子，王昆认为，“带瘤生存”并不可怕，会是一种基本趋势和原则。这么多年总结下来，他认为，凡是存活时间长的患者，一定是对病情了解、对症就诊的患者，“心态尤其重要”。而往往最能影响病人心态的，就是疼痛是否持续存在。

吗啡的另外一个常用场景是战争中

疼痛需要被缓解，甚至治愈，而当前，针对疼痛最主要的治疗手段仍然是口服药物。

在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开始推动癌痛“三阶梯”止痛治疗，以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用药“三阶梯”为指导原则。“三阶梯”，即根据癌痛的轻、中、重度等级，选择相应强度和疗效的止疼药。当疼痛达到中度及以上时，就可根据病情使用阿片类药物。2011年，原卫生部也印发《癌症疼痛诊疗规范》，推广癌痛规范病房项目。

阿片类药物，是指从阿片（罂粟）中提取的生物碱及体内外的衍生物，与中枢特异性受体相互作用，能缓解疼痛，产生愉悦感。它的一种重要成分是为人熟知的吗啡，另一个更广外人知的名字是鸦片。

“阿片就是鸦片，两者属同一词源（Opioid），只是翻译不同。”刘慧龙说，之所以翻译不同，也是考虑到鸦片战争对中国人心灵的冲击和影响。那两场发生在两个世纪之前的战争，至今仍让此类药物在医药界的推动困难重重。2015年，因为对患者使用吗啡，陆军总医院肿瘤科医生张建伟甚至被家属告上法庭，案件审理两年，引发中国医学界关注，最后医生胜诉。

基于对成瘾和副作用的恐惧，很多病人都表现出对阿片类止痛药的抗拒。李萍萍曾遇见无数个病人，门诊的时候看着能治，就开了止痛药，结果病人还一直疼。她后来打电话直接到病人家里，问：“开的药吃了吗？”病人答：“上网搜了下，怕成瘾，不敢吃。”

“是药三分毒啊，我这药，尽量少吃。”李海蓉就是这样的病人。王昆给她开的吗啡，要求一天三片，她只吃一片，最多两片。如果肩部还疼，她要么撞墙，要么忍着。她当时看了药物说明书后问王昆：“能不吃吗？”王昆说：“不吃不行，少吃可以。”

王昆十分无奈。他说，经过多年宣传，很多病人已不抗拒吗啡了，但关键是增量上不去，“只要一上增量，他们就怕成瘾”。多年临床经验告诉他，吗啡的确可能有头晕、恶心、便秘等副作用，但规范化应用下，医源性成瘾可能性很小。刘慧龙表示认同，“使用吗啡止疼成瘾概率在万分之五以下，比出车祸的概率还低”。

王昆解释说，容易成瘾的是高脂溶性药物，依赖快速起效的给药模式。“比如一下子吸进去，血药浓度急速上升。”王昆说，从目前的情况看，吗啡还是最中性的药物，经过口服或透皮贴剂按时给药，可避免出现过高的峰值血药浓度，并且使血液中的活性药物浓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动态平衡，能在止痛的同时，降低成瘾风险。

但对吗啡的认知误区，并非仅来自病人，也有基层医生。刘慧龙知道的很多基层医院，干脆不进这类药物，病人有需要就让到别的医院看。“甚至还有很多大医院的非肿瘤科医生，一想到镇痛就注射杜冷丁，实际上它的效力只有吗啡的1/3，还具有很明确的神经毒性。”

多数病人来到疼痛科就诊时，已错过了最佳镇痛时机（者也 摄）

在癌痛镇痛相关的医生圈，有种“吗啡无极量”的说法，即针对病人的癌痛症状，可不限剂量使用吗啡——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吗啡的安全性。以盐酸吗啡注射液为例，说明书中，皮下注射成人剂量是一次20mg，一日60mg，刘慧龙有时遇见顽固性疼痛难以缓解的病人时，一天能用到200～400mg。口服药亦然。

曾有一个膀胱癌晚期的病人，疼痛难忍，却镇痛不足。送到病房时，家属告诉他，病人在家里已出现两次实质性试图跳楼举动，家属死死抱住才把他从窗口拽回来。家属已知治疗无望，送到医院只为姑息镇痛。

刘慧龙给病人服用吗啡，并逐渐加量。吗啡口服药一天剂量60mg，病人此前在其他医院只吃30mg，刘慧龙一直加到一天400mg，才控制疼痛。但之后，病人出现嗜睡，多个小时过去还没醒来。家属的焦虑询问下，医生们也商量着是否给病人用解救药纳洛酮解救、催醒。刘慧龙最后忍住没用，“嗜睡总比不睡好，能让病人得到休息，而且纳洛酮副作用更大，病人会很快清醒，接着爆发剧痛，这个对病人打击更大”。最后病人醒来，疼痛缓解，吃下饭也能睡着觉了。

对如何用药，还有其他哲学。王昆认为，可据时间提前给药，让疼痛变得可以预防。“因为如果晚上被疼醒，对病人来说会是非常大的打击和消极信号。”

“药物起效的治疗窗口有时间差，有些是30分钟，有些是60分钟，所以即使吃了药，有些病人并不觉得好。如果按作用时间给，浓度永远维持在最低限度上，就不会感觉疼。这是早期镇痛最有价值的思路。”王昆说，好的使用镇痛药物的方法是按规定的药物间隔时间定时给药，而不是疼痛出现后再服药。

汪刚就是“按时给药”的遵从者。王昆给他开的吗啡口服药，他有时不管疼不疼，晚上睡前都会来两粒。要出门办事或复诊，他即使不疼也提前吃两粒。到了疼痛作用时间，他就不会感觉疼。他说，自己在试着成为药的主人，让药为他服务。

但药物并非万能，王昆和李萍萍认为，这是“三阶梯”的一个局限。国家相关部门对吗啡的管控一直趋于严格，近些年才将一次处方量从过去的7天开到14天，病人可将药物带回家里服用，不用天天跑医院。但并非所有癌痛都能靠药物缓解，当药物不灵时，就需介入治疗，采用更专业的包括神经损毁性手术、射频消融术、粒子植入等干预性治疗措施。

“过度强调药物镇痛，没有强调多学科，也是一个误导。”王昆说，“比如很多病人都骨转移了，如果天天喂他止疼药，病人觉得不疼了，但是万一哪天突然截瘫怎么办？止痛药有时会掩盖病情，骨转移应想到微创介入治疗，而不仅是放疗和吃药。”

根据王昆回忆，汪刚才进医院时，“满脑子的想法”，以为只靠着吃药就能缓解疼痛。但他的病灶已骨转移，伤及神经，王昆给他打了骨水泥，进行粒子植入手术，他的症状才慢慢缓解，也避免了截瘫的命运。

“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干呢，这不着急嘛。”汪刚说，他还想着跟亲友一起出门游玩拍照，再给自己办一个摄影展，将作品集结成册出版。只要不疼，他有时就不觉得自己是个癌症患者，“就是左肾没了，但别人看不出来”。

与前一次疼痛相比，汪刚的第二次入院，痛点少而集中，但疼痛时间长。王昆给汪刚安装了镇痛泵。每次一疼痛，汪刚只要一按镇痛泵，就能缓解。

镇痛泵是一种液体输注装置，能使药物在血液中保持有效的镇痛浓度，病人可自行按压以改善突然出现的疼痛，符合疼痛患者疼痛存在的个体化差异，用更恰当的药物达到更好的镇痛治疗。

刘慧龙说，如果药物不灵，需要镇痛泵甚至介入治疗时，他们会建议病人去疼痛科进行更强力的镇痛，“毕竟我们是所综合医院”。不过目前，肿瘤专科医院中，专门的疼痛科还并不多见。包括复旦大学、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在内的全国五大肿瘤专科医院中，只有天津市肿瘤医院专设了疼痛科，拥有独立病房。

1994年起，王昆从麻醉科医生转行做疼痛治疗，很快遇到瓶颈：有些病人服药后食欲下降，甚至便秘，亟待解决；镇痛之余继续抗肿瘤治疗的可能性，也需要评估。而这些，都远超出他的知识背景，需要多学科合作。“做癌痛镇痛的医生，最好什么肿瘤知识都要懂点。”王昆说。

如今，他还兼任医院营养科的主任。采访当日门诊结束后，他就风尘仆仆地奔赴北京开会，那是一个关于肿瘤病人膳食制作技术的比赛。王昆说，他要去看看对方如何为肿瘤病人调解膳食。一个麻醉学背景的医生为何还研读营养学？王昆说，这是因为他见过无数癌痛患者，被送来时骨瘦如柴，得先调养身体。

这些都与未及时镇痛有关。王昆的同事说，他业余生活丰富、爱好很多，是个很会享受生活的人。而王昆却说，自己“每天都是负能量，心理如果不强大，早就抑郁了”。问及印象最深刻的病人，他说很多，但最难忘记的还是一个肿瘤切除手术后切口疼痛难忍的病人，在最疼时直接了结了生命。“这个病人也促成了我们一次技术上的进步。”王昆说。2010年，他还专门向医院申请编制名额，招聘了一个心理学博士做科室专属心理医生，至今已有8年。

由于收纳了很多晚期癌症患者，目前的疼痛科收入偏低，也面临人才培养和引进的难题。因为在病人临终阶段，王昆的很多镇痛技术都用不上了，只有简单吃药镇痛，让病人走得不那么痛苦，“很多时候这是病人临终前能做的唯一治疗”。

汪刚对床的林源，罹患肺癌晚期，下身截瘫，刚来时连躺下都困难。他的家属一直敢没告诉他真实病情，在记者采访病情时眨眼使了个眼色。后来家属私下说，他的病情不容乐观。

56岁的林源来自当地农村，一生辛劳，打过零工，干过保安。家人只盼他能坚持到三月后——他做护士的女儿预计于那时分娩，他将成为一个爷爷。因为这，也为不让他担忧治疗费用，家人选择了隐瞒病情。

间歇性的聊天间，林源一直平躺，身旁摆着一个镇痛泵。他说按一下这个，就不会那么疼了。他还期待着能把下身瘫痪治好，做一个相对健康的爷爷。王昆说，他的下身已很难治愈，但疼痛可控，“当时送过来太晚了”。

按照王昆的估计，林源的寿命有2～3月至2～3年不等。如果不出意外，他能亲手抱一抱自己的孙辈。林源也十分期盼着他成为爷爷的那一天。讲到这里，他瘦得发黄、骨骼分明的脸上滑落了几滴泪水。

在医生们看来，镇痛治疗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人文关怀和社会问题。

天津市肿瘤医院疼痛科的心理医生管冰清说，与其他病人相比，癌痛病人所受的身体折磨和功能障碍都更大，“有很严重心理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例如“因果论”，患者们会想“为什么是我遭这个罪”；“无价值论”，即愈发觉得自己没用，成为家人的累赘；还有“思后论”，有的很恐惧死亡，有的会不停地思考死亡和后事等等。

除运用专业知识定期干预外，管冰清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评估病人的自杀风险。每日，她都会找病人聊天。她发现，如果疼痛问题能解决，生活质量有保障，很多病人是不会恐惧死亡的，觉得多活多赚，甚至会坦然安排后事。

刘慧龙至今对一个病人印象深刻。十几年前，当他刚研究生毕业来到陆军总医院不久，遇到过一个胰腺癌晚期的老人。老人住院就是为了缓解疼痛，此前在北京某大医院诊治近三月，始终未能控制住疼痛。女儿说，两三个月来，“妈妈就没睡过安稳觉”。

刘慧龙一看，此前医生并未按照“三阶梯”用药，而使用了最轻量的止痛药。于是，他给了老人开了一片10mg的硫酸吗啡缓释片。老人吃完后，直接从下午5～6点睡到翌日11点。她醒来后对刘慧龙说：“我这辈子就从来没睡过这么香的觉。”

自那之后，老人疼痛控制了，也能吃饭睡觉了。解决了最大难题，她对刘慧龙表现出了巨大信任，也不再恐惧死亡。用女儿的话说，就是“连后事咋准备，都想要咨询刘医生”，刘慧龙一度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四个月后，老人安详离世。女儿为此专门拜访刘慧龙表示感谢，两人聊了两个多小时。女儿说，一家人后面都知道这病不可能治好，但接受不了老人天天的声嘶力竭和痛苦。

“姑息镇痛，解放的不仅是病人，也是家属。”王昆说，家属如果看见病人痛苦离世时，可能会留下一辈子心理阴影。“为什么有种说法叫‘夫妻得癌’？或许就是丈夫患癌时妻子的身体劳累和心理痛苦导致的。”

李海蓉至今就觉得，她的癌症就是丈夫得癌时落下的病根。不过，如今她已看开了，不再有自杀念头。她觉得这对儿子们不负责，会让他们背负很大的心理压力——30年前那位同事的母亲自杀后，同事多年来都一直内疚、未想明白，30年后还时常问她：“你觉得我妈妈为什么会自杀？”

汪刚也在为家人着想。他说自己一直有心理顾虑，时常找管冰清聊天。从正处级干部到卧床病人的巨大落差，让他觉得自己成了个累赘。为了尽可能不耽误女儿工作、让她分心，疼得再厉害，他也不在女儿一家面前表现出来。

采访这天，他家人都没在身边，他自己花了每天200元的价格雇了一位男护工照顾起居，负责吃喝拉撒睡等等。前一天，女婿刚刚来病房看过他，问他病情如何，是否还疼。汪刚躺在病床上，笑了笑说：“没事儿，我还挺好。”